鳏夫的涅磐

大姐往涂着一层绿釉的瓦盆里放了一大瓢棒子面，倒了半舀子水，先加点面肥。她把面和好后，盖上一块白布。等金黄色的面团鼓涨起来，再掺进碱水和糖精。她把炉圈放到炉盘上，架起生铁铸造的蒸锅。又从水缸里取了水倒进锅里，把笼屉放到锅上，再铺上一层沾湿了的屉布。然后把面团均匀地在屉布上铺平，盖上笼屉帽。为了节约蒸汽，又把几块浸湿了的搌布把锅边围紧。二十几分钟后，香喷喷的一屉丝糕就蒸好了。

大姐垫着手巾把蒸锅端了下来。这时卖豆汁的吆喝声已经传到院里。她又端着钢种锅去打豆汁。她把装满豆汁的锅放到炉子上，为了喝起来增加口感，还往里撒了一把棒子面。

她把小饭桌放到炕上，摆上一盘切成细条的自家腌制的芥菜疙瘩，点上两滴香油。还少不了一小碟大哥爱吃的辣咸菜丝。豆汁熬熟了。大哥穿着一身中式棉袄棉裤，戴着一顶蓝布棉帽子，嘴里吐着哈气，回家吃午饭来了。他说：“别看咱家没有钟表，你饭做的还挺准时。”大姐头也不抬，说：“天长日久习惯了，左不是吃喝拉撒这点事。”说罢就到街门口去喊孩子，“老环子，吃饭了，你就外边野去吧。”老环子的活动不出胡同的南口北口正负十几米的范围，他对母亲发出的声波具有天生的选频接收的特性。这时肚子里的咕咕声也告诉他，该回家了。

这是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一年下来，虽然见不到几回荤腥儿，但窝头、咸菜和豆腐渣还没断过。

大哥的名字叫刘万池，四十一二，在院子里不管怎么说也应当算长辈儿了。他的儿子和院里的孩子年龄相近，按理邻居的孩子叫他刘叔一点也不过分。大概是因为他和大姐的面像都很年轻，于是邻居们就心怀嫉妒地把他降到了孩子辈。大哥也不在乎，张王李赵崔，各有各的姓。反正都不是本家，又何必计较个称呼。至于大姐姓啥从来没人提过。直到发选民证那年，大家才知道了院子里大妈和大婶娘家的姓氏，比如赵大妈叫赵方氏，夫君姓赵，娘家姓方。大哥和大姐的儿子叫老环子，他们希望他像街门上的两副铁环子一样永久结实。老环子属鸡，从理论上说应当是1945年生的。吃丝糕的时候，他不足六岁。　　

大哥在袜厂工作，月入三十元，三口之家并不富裕。大姐虽不识字，不晓得什么相夫教子的妇道。她却是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平日里她缝补浆洗，少有闲空。丈夫和儿子虽然穿戴老旧，但总是整齐干净。为了让一家吃好，她变着法儿地改换食谱，窝头、馒头、丝糕、金银卷、贴饼子、嘎嘎儿汤、杂面汤、肺头、猪下水。尽量在条件允许下，把日子安排得有滋有味。

闲着的时候，她会把老环子和邻居的孩子叫到一块儿说故事，以妖魔鬼怪的为多。大铁箅子下边有个大马猴，专吃小孩，只要有个孩子经过，他就会伸出大手把小孩抓进来，咔嚓咔嚓吃掉。让竖着双耳凝神聆听的孩子感到发毛，瘆得慌。

大姐对邻居们都很和气，没有过任何争执与过结。但是她有个爱骂孩子的习惯。尽管老环子老实乖巧，大姐还嫌不够。一手拿着苕帚圪垯，一手按着老环子的屁股。虽然打得不重，但骂得挺凶，用词古怪。比如“嘎崩儿的、长大疔的、挨刀的、死不了的。”邻居们看不惯，有时会说：“环子妈挺好的一个人，就是有个爱咒孩子的毛病。”

一天上午，老环子哭着从屋里跑到院子中间，嚷着：“我妈不行了。我妈不行了。”大妈、大婶们连忙放下手里的活儿，过来一看。大姐口吐白沫，嘴眼歪斜，倒在炕上不省人事。有经验的说：“中风了。”于是赶紧叫人到袜厂把大哥找回来。大哥刻不容缓，把大姐背到东晓市诊疗所。大夫没要押金，立即抢救。没想到活生生的大姐匆匆地说走就走了。

大哥带着不大懂事的老环子，置了一口棺材，把大姐运回京东老家安葬。

虽然大哥和大姐的婚姻是父母包办，不曾有过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也不曾有过惊天动地的海誓山盟。但是在同甘共苦的岁月里，他们的感情已经积累得十分深厚。他们没说过“达令，我爱你”，但是他们把爱深深地埋到了心底。

如今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他不再享有回家就能吃上热饭的福气了。自己生火，自己和面，自己铺炕。屋子还是那间屋子，但是他却感到小家已经坍塌，今后他就要在这尚存的另一半空间里过单身的苦日子了。日子过得好也罢，坏也罢，只要身边有个体己人，说几句贴心话，那就是造化，有奔头。唉！如今挺热火的家庭一下子变得清冷，叫他如何面对。

邻居们同情大哥的遭遇，经常劝他几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凡事得要想开一点，这不，还有个儿子陪着你哪。然而大哥还是转不过弯来，把那张他戴着礼帽和大姐穿着缎袄的结婚照挂到墙上，每天都要看上两眼。悲痛的心情持续了足有多半年。

老环子年幼，还不知道幼年丧母是多大的不幸，有时一个人在屋里用嘴唇贴着窗户纸吹奏从解放区刚学来的小曲。中午饿了，啃半拉窝头，就着两根咸菜和一碗凉水。晚上等大哥回来再吃晚饭。院子里的大婶、大妈有时会把他叫到屋里吃口热乎饭，喝碗热豆汁。

几个月后，院子里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穿戴得体，烫着头发的女人。老邻居对老环子说：“环子，你姑看你来啦。”他还不知道他有一位姑姑。听老辈人说，老环子的姑姑到北京后，没有着落，不小心误入暗门子一行。大姐虽不识书断字，但好面子，不想让人知道她有这么个小姑子。政府下令关闭妓院以后，姑姑从良，在麻线胡同安家，她还一直惦记着哥哥。这不，姑姑听说嫂子走了，来看侄子。她带老环子到红桥买了几个烧饼，临走还给他撂下几毛零花钱。后来，姑姑有时还给老环子买件衣服。邻居们对姑姑很友善，请她到屋里喝茶抽烟。老北京都知道笑贫不笑娼这么个老理儿。

半年多后，大哥和老环子的生活开始进入正轨，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都适应了新的家庭格局。大哥继续在袜厂当他的工人，老环子继续在胡同里玩耍，直到八岁上了小学，学校就在油勺胡同斜对面。上学以后，有了老师的关心和同学的陪伴，老环子开始进入一条崭新的童年轨迹。

那年夏天，胡同里来了个不速之客。一位个头不高，肤色釉黑的小伙子拎着两个箱子直奔小院而来。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好奇，因为他穿着一身军装。孩子们一下子围到大哥的小屋的外边，想看个究竟。原来这小伙子叫刘辉，乳名叫小刘头。他是大哥和大姐的大儿子，在部队锻炼了几年，退伍回乡了。敢情老环子还有个哥哥，还是个当解放军的哥哥，哇！

按说，阔别多年的亲生儿子前来看望，做父亲的应该摆酒设宴激动万分。然而大哥没有流露任何特殊的表情，他的心速还和往常一样，每分钟七十五下。几年的鳏夫生活已经使得大哥的心变得风平浪静。老环子见到这位哥哥倒是惊喜万分。小刘头知道母亲已经过世，父亲和弟弟过着孤单的日子，心里也不好受，在家里呆了两天就回县城开始交通警的工作。

听老人说，小刘头小时候和母亲不和，承受不了大姐的管教方式，跑出去当兵了。遗憾的是，他已经不能重新融入这个失去母亲的单亲家庭。次年，小刘头结婚后又带着妻子来看大哥，大哥的心潮还是高不起来。后来，没见小刘头再来过，也没听说大哥或老环子提到过他。鳏夫和大儿子之间的化学键越来越淡薄，以至于最后不再联系。　

大哥平日没啥嗜好。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历次的运动，不管是三反五反还是公私合营，都碰不到他。本来嘛，这些事跟他没有半点关系，所以他对时事政治没什么兴趣。下班回到院儿里，最多也就是传达个小道消息，什么栏杆市附近的面粉厂粉尘爆炸，哪位反革命的孩子捅了国际友人，哪儿有个拍花子拐走了小孩，等等。

家里虽然没了女人，但是大哥和老环子身上穿的衣服还是算整齐，似乎也没人注意到爷俩什么时候洗过衣服；没了大姐，父子二人也没饿着渴着，尽管没人知道他买什么菜，做什么饭。说来也怪，日子虽然孤苦贫寒，但没听说他们爷儿俩有过什么头疼脑热。二人转的日子在无声无息地旋转着，大哥在缓缓地变老，老环子则像秧苗一样茁壮地长大。

不上班的时候，大哥也到邻居家去串个门，坐下来抽两袋烟，喝两盅茶。但是，他从不在人家家里吃饭。大哥平时不多说少道，也不在背地里说人。他的毛病是每抽完一袋烟都要吐一口痰，而且就直接吐在地上。好在当时家家都烧煤球炉子，时不时地要用火筷子擞一擞，炉子下边会落下一堆炉灰。小孩子撒了尿，大人吐了痰，都用炉灰来对付。这东西有点像活性炭，吸附性强，然后用笤帚把灰和痰一起扫到土簸箕里。

大哥有时也抽烟卷，但不大喝酒。他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爆小干鱼儿，比油盐店里卖的猫鱼儿大不了多少。把小鱼放到饼铛上加热干炒。这东西便宜，吃着也下饭，但是常常给院子里带来一阵难闻的腥味儿。街坊们也只好忍着，受不了时就到胡同去避一避。

院子里经常有人菜炒到一半，忽然发现酱油没了，于是急忙向邻居求救。可大哥却从来没有落到过这样窘迫的地步。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他从来不用酱油，二是瓶子里空了，他也就将就了。

从表面上看来，失偶的大哥变得孤独冷淡，可是他并没有坠入那种郁郁寡欢自闭式的心态。只要有结婚办喜事的，他都会随个份子，前往祝贺。有谁生病需要找大夫或者挂个号，他也会挺身而出，尽管他求助于人的时候很少。因此，大哥虽然单身，但是并没有置身于这个基层社会团体之外。其间，有人劝过他再找个老姑娘或寡妇，免得日子孤闷。大哥却不以为然，对他来说，重组家庭的心已经凉了。不就是个活法吗，好赖我也能活过去。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快活。

反右斗争那年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院子里的老老少少都拿把扇子，在胡同里坐在小凳上聊天、乘凉。一个民警带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走了过来，对大家发问：“有姓刘的没有？”

刘大哥连忙起身说：“我姓刘,刘万池。”民警指着身旁农民打扮的汉子，“你认识他吗？”借着路灯微弱的光亮，他认出自己的弟弟傻二头：“认识，他是我兄弟，刘万仲。”民警说：“行了，没什么大事。我把他交给你，你把他管好，别让他到处溜达了。”

原来刘大哥有个弟弟，半傻不苶儿，人家都叫他傻二头。傻二头的光头上有几个铜钱大的疤瘌。他光着膀子，腿上穿着一条黑布中式单裤，裤腰松松垮垮地挽个大褶儿，系着一根麻绳。脚上穿着一双露着大拇趾的布鞋。身上扛着一个脏兮兮的小帆布褡裢。这天他从乡下来投奔哥哥。到了红桥，感到肚子一阵咕噜噜作响，他饿了。不假思索地进了街角上的便民小吃店。要了二两白干，一斤炒饼。一个人坐下来，就着炒饼，喝起酒来。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多，和服务员争吵起来，于是被警察带走。

从此，两个男人的生活增加到三个，二人转变成三人行。不出几日，傻二头找了个糊口的营生。他挎着一个小布包，溜大街、串胡同，用一个顶端带针的小木棍，到处捡烟头。回来后，把烟头一个个剥开，把烟丝放到一张报纸上凉干。第二天，到天桥马路边，在地上铺块包袱皮，上边摆着凉好的烟丝。买卖，买卖，有人卖，就有人买。一天下来他也能挣出几斤棒子面来。傻二头基本可以自食其力，当然大哥和环子也容得下这个有着血统关系的客人。

傻二头有几件事让邻居们长了见识。一个是三伏天光着膀子带上发霉的棉帽子去公共厕所。小孩问：“二叔，大夏天干吗要戴棉帽子？”他说：“我拿出来把它撑撑。”有一天下大雨，有位大妈眼神不好。挡咸菜缸时，她发现刘家的门板上插着小半截木棍。她正琢磨是嘛玩意儿，忽然，木棍里喷洒出一道37度C的水柱，弄了她一手。她这才恍然大悟，高声骂道：“谁他妈这么缺德，从门孔里撒尿。”原来他家的门上有个直径一寸多的圆孔。

傻二头每年都到哥哥家里住几个月，直到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政府开始收容这些没有户口的闲杂人员，傻二头也在此列。来也好，去也好，大哥都不过问。直到后来，派出所有人送信说傻二头因病死在收容所。傻弟弟的死也没让大哥动心。

老环子在学校里学习顺利，按时升级，还入了少先队。1959年他考到第十一中学。老师知道他的家庭状况，每天下午派个女学生来他家一起做作业。他的学习成绩包括俄语都说得过去。没想到到了初中二年级时，他和同学打了一架，老师把责任算到他的头上。让老师气不过的是，人家有钱人的孩子打架是吃饱了撑的。你们这些连窝头都吃不饱的家伙怎么还不安分。

那时大兴县的天堂河劳教所刚刚建立不久，需要一批学员。于是派出所把老环子送去劳教。在老环子之后，百十来户人家的小区先后又有五个孩子步了老环子的后尘。奇怪的是，这些天真的孩子被送走后，竟然没有一位家长出来反对，他们忒相信政府了。从此大哥开始了独步闲庭秋夜凉的日子，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换个角度来看，儿子有人管了，他还省下一门心思，经济上也松快了。少了一个人的挑费，偶尔还能喝上两口。

十年后，大哥由政府安排搬到金鱼池的简易楼，给了他一个房间。不久老环子连同妻子和两个孩子被遣送到文安洼地，扎根农村。儿子远走他乡也没让大哥感到凄凉，走就走吧。眼不见，心不烦。

拨乱反正以后，天堂河劳教过的几个青年都通过各种途径把户口转到北京。按说，大哥孤身一人，又已退休，可以给儿子申请一纸回乡证。可是他每月只有三十元的退休费，一个人花有富余，五个人花就得拉亏空了。再说，一间十四平米的屋子，让他们睡到哪儿呢？于是老环子回归故里的打算只好告吹。

老环子有时会带着一家人来北京看望父亲，住上一两个月。儿子来了，大哥不拒绝。等到他们回文安的时候，他也不阻拦。他见到孙子、孙女也乐呵呵地流露疼爱之心，享受片刻天伦之乐。可是他没有为他们安排未来的能力。既然是办不到的事情，也就只好不办了。

当祖国正在迈进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的时候，刘大哥患上呼吸道感染的毛病，呼吸急促，睡眠时爱打呼噜。晚上为了通风，他还开着门睡觉，同一楼道的邻居们只好把们关上，从而降低呼噜声的音量。

大哥终于熬到了那个晚上，呼吸越来越弱，心跳逐渐变慢，生命到达了终点。

邻居们说：“这老爷子挺有造化，独往独来，轻松自在。管得了的事不管，管不了的事不问。他静静地来，又静静地走了。”

他简直就是一位观众，从一个偏僻的角落观赏着这个硕大的社会舞台，阅尽人间春色。

从此憨厚老成的老环子成了一个断线的风筝，独在异乡，做了永远的异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