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的岁月

1961年8月31日，我和九十中的同学曹建中一起拎着脸盆兜，扛着铺盖卷，乘31路汽车到清华附中报到，开始新的学海生涯。安顿好后，我到清华大学邮局往玻璃厂打个电话，告诉父亲我已安全到达。

相得益彰

清华附中是座老学校，然而高中部从1960年才开始招生，而且面对全市招住宿生。有不少优秀学生慕名而来，大概因为清华大学的名气，附中又有阵容强大的师资力量。我们进校那年，教学楼已经装修完善，但是还没有自己的宿舍楼、食堂和操场。我们暂时住在离清华北门不远的十三宿舍，和水利系的大学生一起在西大饭厅用膳。一个大屋子摆满了双层床，三四十人住在一起，热热闹闹像大车店一样。那时候学生不大讲究生活条件，有个床位就蛮好，何况住宿费一律减免。这年入学的高中生共有六个班，其中五个班都是学俄语的，只有我们高612班学英语。

开学后我发现高中和初中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在于环境。九十中学地处居民区，西接天桥，北通珠市口， 南邻天坛公园，商店、影院、娱乐场所比比皆是。不要说厌恶学习的孩子，就是爱好学习的，也难免分散精力，用心不专。而清华附中位居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之北，西边是人迹罕至业已荒废的圆明园，周围是一块一块的稻田。不要说听戏看电影，就是想买根冰棍也不知得走出多远。学府气息与田园风格相得益彰，对读书与修行而言是最理想不过的地方了。我们班后来能有那么多人考进大学，同这种恬静清新的环境不无关系。

第二个区别是师生关系。初中时，老师、教导主任、甚至校长都直接关照着学生，老师和家长也联系密切。老师把学生当成小树，唯恐他们经不住风吹雨打，长偏了。他们早来晚去，甚至星期天都和学生在一起。这种火焰般的热情把老师和孩子紧密结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生间的感情也经久不衰。老师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还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到了高中，似乎小树已经长直，老师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授业与解惑。上课时来下课走，给学生留下更多的独立空间，因而师生感情不如初中那么深厚。

第三个区别则是学生与学生的关系。初中时男女同校不同班，同学之间比较随便，开玩笑不拘小节，甚至骂骂咧咧。到了高中男女同班，因而大家比较拘束，言语谨慎。初中时不住校，下了学各回各家。上了高中同学们不仅在一起学习，而且还在一起吃饭，课后一起复习功课。大家不仅能在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遇到困难也能伸出友谊的手。像初中的师生关系那样，高中同学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持久。

第四个区别在于学生成分。初中时学生多数来自劳动人民家庭，科级领导的孩子是我们班唯一的干部子弟。到了高中，学生多数来自非体力劳动者家庭，有不少干部子弟，厅、局、军级以上的就有四五个人。相当多的同学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如工程师、医生、翻译等。还有几位同学有家庭历史问题。工农子弟相对较少，不过七八个人。

由于书香门第的熏陶感染，这些学生不光自觉地努力学习，而且比九十中的学生文静，知书达理。就学生本身素质而言，大部分在初中时就很优秀，许多人来自名校，如二中、三中、四中、女九中、女十三中、男一中等。获金质奖章保送的有六七个人。这些学生都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考大学。这个目标促成了他们良好的学习风气，这种风气也和附中的环境一样，使那么多同学成绩优秀升入大学。另一个特点是班上干部多。除了班长、班委 、三个团支部委员，还有四人在学生会工作，我在第一学期被指定为学生会副主席。干部多使得班上自律性强，政治空气活跃。

高一的课程有代数、平面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英语、语文、政治和体育。代数老师兰荣树兼职班主任，他是广西人不爱讲话。几何老师曹德杰与她的丈夫孔令贻都在附中教数学，曹老师教几何。三角老师姓裴，化学老师姓郑，政治老师姓冯，体育老师姓潘，英语老师王蒂徵，语文老师黄淑环，物理老师张能光。代数老师后来换成清华教授胡路西和孔老师。

老师的教学经验都很丰富，对学生要求严格。面对这么多新老师和新知识，我都能正常接受。比如在几何作业里，有一道题要求画出单位长度的线段，两倍长的线段，根号2 和根号3长的线段，我能联想到利用直角三角型的斜边长度来画出无理数长度的线段。但三角课却给我来个下马威。第一次小测验我用错了公式，得了2分。初中连续三年全5分的历史令我无法面对这个现实。我只好把它当成沉痛的教训，以后凡遇三角公式一定自己推导一遍，并且弄明白如何使用。此外还读了三角课外书《加法定理》。从那以后我所有的三角测验都是5分。

困难时期

1961年经济困难的阴霾继续笼罩着全国，这些青年学生经常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 一天八个小馒头（十六两一斤）根本不够吃。父亲怕我饿影响学习，几次骑着自行车给我送馒头。这馒头是父亲、母亲和姐姐一点一点省下来的。家里人为了让我念书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我必须全心全意努力学习。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有几位同学在教室里学习，不时听到肚子咕噜噜的叫声。有个同学终于熬不住了，要到食堂去买馒头。另外几个就说：“帮我带一个。”把馒头买回来后，三口两口就咽进去了。饥饿的念头没有则罢，一勾上心来，就越发不好遏制。第二个又站起来去买馒头，又是一人几个。如此这般重复了多次，竟然出了个冠军，有人吃了十六个馒头，整整二斤。我估摸着如果他的粮票有富余，会吃出更好的成绩。

有个同学的腿部出现了浮肿，学校补助几斤黄豆给他增加营养。有一次为了准备去颐和园的集体活动，我们到清华南门外的饭馆去买火烧。推开门一看屋里零星地有几位顾客，每人面前放着几块白薯。我随口说了句：“都是白薯 。”出来后觉着失言。如果那几位顾客吃得饱劲头足，说不定得揍我一顿，谁愿意当白薯呀。

有个同学的叔叔寄给他一罐大油，每天吃饭时他都擓上几勺，令同桌的同学羡慕不已，那时候肚子里缺的就是这点油水。春节快到了买不到大蒜，才大成同学带了十头大蒜来到我家雪中送炭，总算没断了泡腊八醋的民族传统。由于口粮紧张，大成送完蒜就走了，连口饭都没吃，弄得我们全家都过意不去。1961年的困难程度似乎比60年还要严重。中国有句古话叫穷文富武。还好我们当时算是习文，饥饿对学习成绩还是一种激励。至少除了专心学习以外不会有别的想法。

入学两个月后不知是因为饥饿还是离家太久，我患上喘病。于是产生转学的念头。老师同意了我的请求，回家后父母也没反对。我开始去北京二中，既而又到家门口的十一中联系插班，他们都没空额。怀着惆怅的心情我拜访了初中的陈老师，请他指点迷津。陈老师坚决反对我转学，让我有病治病，万不可离开清华附中，不能临阵脱逃。于是我留在附中。这是陈老师第二次为我人生的方向掌舵，我在附中坚持读完三年。大概是因为我革命意志不够坚强，高一第二学期，我从学生会副主席的位置被贬为学生会生活组长，我也没介意。一来我的确有畏难情绪，意志上有点消沉；二来我当时把学习放到首位，对于社会工作的事不计较。看了几次医生后，再加上体育锻炼，喘病好了。

良好的学习风气

附中的学习风气很浓。每天清晨，一个个在宿舍里或在小路旁抱着英语书读课文，记单词。朗朗的读书声和清脆的鸟鸣交相成趣，富有生气。早饭后大家回到教室，上交完成的作业，等着老师上课。上课铃声一响教室鸭雀无声。老师讲课时大家一边凝神注视，一边做笔记，不想漏过任何细节。那时的讲课方式以老师讲话和板书为主，很少有师生间的互动。上课时除非老师发问，学生不会打断老师讲话。老师偶尔也会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

下午下课后大家先在教室里写作业，然后到楼外锻炼身体。晚饭后又回到教室上自习。有一回不知哪位同学吃了什么好东西，出了个虚恭。一股臭里带酸的气味由后至前，很快扩散到整个空间。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同学忍俊不禁，心不在焉地看书，引起一阵骚动。但事件很快就平息下来，大家继续学习。一直学到十点多钟再回宿舍洗漱入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简单的模式重复了九百多天，终于历尽寒窗之苦考进大学。

童心未泯

高中是人生的特殊阶段。学生的年龄在十多岁上（Teenager），说懂事又不全懂，说成人又未成人。在美国，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容易出问题。高612 班的孩子虽然好学向上，不会招惹麻烦，但还有点童心未泯。他们喜欢相互起外号，叫起来格外亲切。比如把一个瘦得可以见到肋骨的同学叫搓板 ，有位姓刘的同学腿受过伤叫刘拐子。老刘为人厚道，随遇而安，也不在乎这样的称呼。被窝里打电棒的名字送给了一个叫赵玉柱的同学。有位同学在念英语单词Prepare时，读成pia pia，于是获得了老pia 这个称号。 有个同学长得象美国总统，获得肯尼迪的外号。搓板送外号给一个能写会画的同学， 二巧， 二巧当仁不让，立马回赠给搓板一个日本绰号，三板瘪搓，别饶风趣。有个同学说话爱夸张，炫耀过轻工业部的苹果流油，于是获得了雅号“苹果流油”。

几十个人住在一间大屋里，经常开些玩笑。入睡前有人穿着裤衩踩着凳子，把一盆水放到微开门沿上，期待着晚回来的人猛一推门浇一头水。另一个人随手抄起一把牙刷，去刷踩在凳子上的人的屁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团支部书记叫黄胖子，有一次他回来晚了，脱了衣服刚进被窝。忽然大叫一声跳下床来。原来有人事先放进一只冷冰冰的大蛤蟆 。一天早晨刚刚起床，一个同学拿着5块钱问大家谁借给他的。另一个忽然想起，半夜有人向他借钱，他拿出5块借给了那个梦游的同学。

到了高二，附中的食堂和宿舍都已建成，我们的生活局限于院子里的小三角中，即教学楼、宿舍和食堂。很快我们就投入到修建操场的任务中，垫炉渣、平地，经常干得汗流浃背。 劳动休息时，有人提议凑点钱去买西红柿。两个同学骑着三轮从照澜院买来一筐。大家围在一起边说话边吃西红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操场建成了。清华大学教务处总支书记邢家鲤同志专门来附中作报告，他一不谈国际，二不讲形势，只号召共青团员上跑道炼好身体，将来为祖国服务。他的报告卓有成效，每天下午课后，同学们都三五成群地到操场跑步、打球。锻炼身体蔚为风气。 那年冬天的运动会上，万没想到我还拿了名次，400米第四名（1分3秒7），800米第六名(2分36秒)。

附中的老师

高中的老师们虽然很少课后来到学生中间，但每个人都认真负责。教语文的黄淑环老师五十多岁，戴副度数较深的眼镜。面带忧容，眼里似乎总含着泪花，可又流不出来。在联欢会上偶尔也能见到她的一丝微笑。黄老师大概没什么亲人，和这些年纪轻轻富有朝气的学生在一起或许是她的唯一的乐趣。黄老师通晓音律，每遇到古典诗词她都会俯仰吟哦，平平仄仄。她很注重个别字的发音，如“诸”有时要读作“居”。有位同学名叫郝迳，她总叫他“喝”迳。 她喜欢明快流畅的文风，不反对用词，但须确切 。遇到词不达意她会批上“牵强附会”；用词过多时她便称之为 “词藻堆砌，矫揉造作。”

有一次为了形容老人走路我借用了“步履维艰”一词 ，被老师批为 “文白参用” ，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可见一斑。还有一次她拿班上一篇《雨后》的作文为例，让大家讨论。文中写到喜鹊“唧唧”的叫声。有人站起来说，喜鹊叫声应是“喳喳”。 老师细心地引导学生体物入微， 在生活中认真观察，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她时常随机地叫起几个学生分不同角色朗读课文。有一回读一篇叶圣陶的文章，我扮演旁观者，只有一句话五个字：“哼，板还不错。”没想到她老人家说我语气恰当，还拿了个“最佳配角奖”。跟黄老师学了两年语文，增加了我对古汉语和诗词的兴趣，打下了一定的文学基础。

王蒂徵老师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的夫人，五十岁左右。她每天从北京大学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来附中教书。王老师在美国居住过，说一口流利的美国音。我初中的林老师讲的是英国音。原来管鸟叫“博的”， 现在得叫“博儿的”，好在区别不大， 改起来也不难。王老师对学生耐心友善，从未见她对任何人发过火。她对工作一丝不苟，经常做些单词听写和翻译的练习。她喜欢用成语，每遇成语，就会说idiomatic。为了增进学生的兴趣，她教唱英文歌曲，比如《Old black joe 》(老黑奴)，《Row your boat》。 为了加强口语训练，她借来一台录音机，把一位广播员的朗读录音放给我们听。然后她把同学分批叫到录音室，每人自选一段课文朗读。录好之后再回放出来，使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的发音，寻找差距。

王老师几次邀请我们到燕南园的家中去玩，拿出许多她自费买的书借给大家看，大多是英语小说的缩写本。我从她那里借过好几次书，先后读过《哈姆雷德》《大卫 科波菲尔》《双城记》 ，还有《青青的岁月》等。王老师还组织过一次单词听写比赛，一次翻译比赛。那篇原文的作者是英国共产党人汤姆—麦恩，他参加过一次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这篇文章描述了他见到列宁同志的激动心情。里边有许多长句和生词，篇幅也不算短。尽管可以查字典，但时间来不及。我做事喜欢一个快字，比别人多翻译了几行，于是以量取胜，捡了个冠军。奖品是郑易里编的英华大辞典。上面的题字是“外语是人生斗争的工具—马克思”。

有时王老师也介绍点礼仪常识。比如上车时要让女同学在先，同学有些不大理解。现在才知道这乃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我们东方古国遵奉孔夫子的教导，“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我们老家每逢家宴，那些嫂子和姐姐们都得在屋里忙前忙后，做饭上菜。老爷们儿则坐在炕上推杯换盏，喝上一个时辰。 然后才轮得上女眷们入席。那个年代，如果让妇女们先用餐，老爷们儿在下边伺候着，非得炸锅不可。

张能光老师不满三十岁，是老师中的少壮派。他穿一条蓝裤和白衬衫，外面罩着一件灰色鸡心领毛衣，干净利落，风度翩翩。他是为数不多的晚间能到教室答疑的老师。他讲课注重基本概念和实例，时常带些实物来帮助大家观察物理现象。他用复摆演示全同钢球的对心碰撞和动量传递；用一个松弛的螺线管形的大弹簧来演示纵波。他把初中引进的平均速提高到即时速度。另外对加速度和矢量这些新的概念，也介绍得清清楚楚。加速度不仅会改变速度的大小，也会改变速度的方向。

高三时，物理老师换上了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的张三慧先生。他说话有点河南口音，年近四十， 短裤短衫，半长的洋袜，精神抖擞，平易近人。一眼看去就知道他是一位生性活泼闲不住的人。他不光物理课上得好，还在大学校运会上得过跳高冠军。在高612班的联欢会上，他唱过《谁不说俺家乡好》。除了概念严谨，他还喜欢用口诀协助记忆。比如，“phi（磁通量）变， 右手旋， 请楞茨。”在讲反电动势时，他诙谐地用回光返照来比喻，活跃气氛。两位张老师对我的物理知识很有帮助，以致后来把物理选作职业。

关键的高三

高一和高二的班主任兰、郑二位老师，很少在课外光临，与学生接触不多。到了高三，班主任换成教语文的高添惠老师。与前任不同，她不光与学生和班干部联系密切，而且开展了许多活动。一来高三是关键的一年，二来1963到1964年也是多事之秋。从1963年全国兴起了学习雷锋、学大庆、学大寨的热潮。高老师教导学生艰苦朴素，学雷锋，做好事。我就是在那一年第一次步行回家的，从附中到我家要走三个多小时的路，既节约了车票又锻炼了身体。

为了效仿大庆的政治工作经验，高老师组织了评功摆好的活动。大家一起对班上的某位同学列举他的优点及做过的好事。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人如此热情的表扬，有人竟然承受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应当说评功摆好对加强团结鼓励上进起了推动作用。为了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我们请来同学的父亲，军事科学院的一位将军，做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报告。老红军一席话对同学教育很深。

在农村劳动期间，公社知青典型宋晓禾给我们讲心得体会，树立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观念。高老师说上一届毕业班有个姓陈的同学，听了晓禾报告后不想回去了，老师做了不少思想工作才把她带回学校。

那年中苏关系破裂，红旗杂志连续累牍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我们经常学习讨论，还听过清华党委副书记胡健的报告和中央台广播。这些评论措辞犀利，播音员夏青老师的声音又咄咄逼人，好像每个字符都是从定音鼓上敲出来的，铿锵有力。聆听这样的广播不仅是一次政治教育，而且还是一种艺术享受。

为了让大家努力学习坚持到底，高老师常告诫我们行百里者半九十，凡事不能半途而废。为了克服希望高考题容易的侥幸心理，高老师用水涨船高来告诫我们，考题容易不见得就容易考上。

图  SEQ 图 \* ARABIC 16高612班上团员在农村劳动时留影。坐在地上的由左至右，邢雁玲、祁凝一、安连生、宫一棣、张国彬、吴则怜、鲍嘉林、姚宝纶、黄欣、佟裕功；后立者由左至右，蒋静宜、刘延东、黄永娴、高老师、王克斌、王之铎、石谋斌、任长春、赵成铭、刘序明。

高老师对班上每个人的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对学生也很热情。高考后她还坚持家访，关心学生的去向。决定高考志愿的前几天，高老师发现第一志愿填写清华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想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于是她请大学教务处的邢家鲤同志来座谈。听完大家的想法后，邢家鲤像拉家常一样一一作答。他说哈军工有的专业清华有；哈军工没有的清华也有。清华毕业后也会有许多人分配到解放军去，一样穿军装，一样为人民服务。他还讲了许多清华优于其他院校的长处。座谈会后同学们一下子像像磁针一样，纷纷指向了清华。最后，有十一人被清华录取，在六个班里是考进清华的人数较多的。

高中的我

高中三年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还是初中那样，全面发展争取5 分。在班上学习成绩算比较好。但由于大家都很优秀，很难分出名次。这三年我读过《新生代》、绥拉菲莫维之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还读过《古文观止》《新唐诗三百首》《宋词选》《三曹诗选》，散文集等。看过《均齐对称》《杨晖三角》等数学类小书。我喜欢《英语学习》《人民文学》和《知识就是力量》等期刊 。我还经常参加一些课外讲座 ，如段学复先生的群伦，赵仿熊先生的计算数学， 及江泽涵先生的拓扑学。 由于基础不高，很难听懂这些高档次的知识。我最喜欢的科目是化学，读过课外书《氧化还原反应》，做过格林卡《普通化学习题》。定氧化还原反应式是化学里的难点。我在课下学会了用原子的外层电子数来平衡反应式 ，在一次测验中做到全部正确。

图  SEQ 图 \* ARABIC 17高三时全班在教室里的合影。第二排左五是王蒂徵老师，左四 黄淑环老师，左三是班主任高添惠，二排右一是孔令贻老师，右二张三慧老师，右三是食堂大师傅刘文友同志。

高二暑假为了准备高考，我留在学校集中时间复习功课。在一起生活的有同班的才大成，高614班的蔡同学和一个初中生曾涵贵。那年北京发了洪水，附中周围的稻田全部被淹。我们找了一块大门板当船，一直划到清华的北墙。从水里出来后，一个小虫叮在我的腿上，淌着血。这就是我听说过的蚂蟥， 按照听说过的办法，我用鞋底在伤口边上，用力拍打，蚂蟥终于脱落下来。

一个多月的假期，我做完了所有的高考复习资料，为高考做了先期的准备。到了高三， 我从学生会回到班里当了团支部宣传委员，书记是黄欣，组织委员是刘延东，班长还是安连生。那年由于高老师抓得紧活动多，社会工作占去了不少时间。我还帮助过班上的文艺活动，指挥合唱，参加歌咏比赛。

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原想走出北京，到外地去磨练。 第一类的10个院校都选在外地，父亲和母亲反对也没办法。我又到初中的陈老师家去征求意见，陈老师坚持要我把第一志愿放在清华，这是他第三次为我的前程掌舵。于是我把清华列为首选，填写的三个系是工程物理、自动控制和工程数学力学系。可能是精神过于紧张，高考前的那个晚上，我彻夜未眠。仗着年轻，居然没受到影响， 第一天顺利地完成了数学和语文的试卷。我穿着带补丁的短衫和带补丁的短裤进入考场，一来，那时没有新的衣服，二来不忘自己来自贫困家庭。亲身体验穷家的孩子只要努力也能考上大学。

图  SEQ 图 \* ARABIC 18 全班在清华合影留念。我在前排右五。 

录取通知

1964年八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全家还有初中的陈老师一起坐在屋里，等待着邮递员带来的消息。急切的心情令人觉得时间过于缓慢。突然院门口有人喊着我的名字。我连窜带蹦跑了出去，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重似千斤的信封，“清华大学”。我激动地告诉父母、姐姐和老师。然后打开信封，取出了上面印着红字的录取通知。我被第一志愿工程物理系录取了。全家含着热泪，沉醉于难得的喜悦之中。是啊我们这个祖祖辈辈非农即工的王氏家族，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还在一个最好的大学之一。

正当我们高高兴兴地谈过去想未来的时候，父亲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出声来。我母亲感慨地说：“得了，你爸爸没有白白地吃苦受累，总算熬到了这一天。”正在我感到诧异时，姐姐向我解释，我上高二时，父亲已经被迫退休。为了让我安心读书，一直没让我知道。退休后收入一下子减少一半。为了支撑着这个家，为了让我继续学业，父亲夏天去给人家当小工，冬天帮人家拉白菜。我当时住在学校，很少回家。于是我想起有一次看到父亲裤腿上的泥点。我问过母亲， 哪儿来的那麽多白灰，母亲推说工厂在盖房。原来六十多岁的父亲那时在做苦工。看着我发愣的表情，母亲接着说你爸爸在冬天拉白菜时，常常累得上不了炕。但一想到儿子要进大学，他咬着牙挺了过来。今天他觉得自己没白受苦，儿子要强，总算把他的愿望实现了。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冲出门外，伏在对门邻居的炕边，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放声哭泣，直到我感到眼皮发肿，眼底发涩，嘴唇发抖。那滚滚的珠泪让我终生难忘。怎么说呢别人被录取时，留下的是欢快和喜庆，而我留下的却是泪水和伤恸。

高考结果

我们高612班有十一人考到清华，二人到北大，五人到医学院校，三人到电力学院，两人在铁道院校，四人到北工大，石油、钢铁、和地质学院各有一人，师范学院一人， 三个人去军事院校，一个人去语言学院。四十三人里有三十五人升入高等院校。万邦儒校长治校有道，高添惠老师理班有方。在未能考取的学生中，有五个人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不清，占全班10%。还有一人因家庭经济状况，放弃高考参加工作。

如同长跑一样，虽然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由于多种原因，在似水的流年里，差距逐渐拉大。后来地位最高的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混得最惨的莫过于鲍嘉林，因出身不好失去上学的机会。返回原籍后，生性耿直的他经受不住反复的批斗和折磨，两次自杀。还没跑出多远就过早地了结束了生命。每当我在612班的合影里见到他青春年少的身形时，总不免一阵哀叹和惋惜。愿嘉林在九泉之下远离是非安详宁静。其他的同学有的当了区长，有的当了野战军师长，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总管，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当了主治医，有的当了教师，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我后来有幸赴美留学，加入到实验核物理的行列。　

如果说初中三年诱发了我求知的欲望，并装上风帆驰向海洋。那么高中三年则让我找到目标，并且登上一块陆地。在人的一生中，能成为清华的学生不能不说是一种荣幸。感谢清华附中，感谢老师，感谢高612班同学的友谊。没有这张跳板我未必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父亲的愿望。

那年暑假我期盼着早日跨进工程师的摇篮，苦学六年，然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没想到两年后，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让这些羽翼未丰的学子们冲出摇篮，到大风大浪里成长。

图  SEQ 图 \* ARABIC 19高612班部分同学2007年在丰泽园的合影。前排由左至右，赵立容、姚宝纶、金昭美、肖平、王克斌、王凤珠、吴顺义、吕富修、胡培莉；后排自左，赵成铭、董志洪、刘序明、才大成、安连生、黄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