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口的小摊

作者:瀑川  于 2022-6-27 06:39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散文|通用分类:原创文学

胡同口的小摊

王克斌     5-23-2022

50年代初期,新政府还没来得及组建城管的编制,于是乎倒 给了一些老弱病残又无依无靠的城市贫民一线生机。出了授禄街北口,在东晓市的路北,也就是当初药王庙或现在第11中学的大门的右侧,有个小罗锅。他三十上下,个头不高,但后背至少前倾75度,折合5/12 π弧度。大概也该算做handicap,或曰残疾人士了。他在地上铺个蓝布单,上边整整齐齐地摆上几十本小人书。旁边是几个孩子,有站着的,有蹲着的,也有席地而坐的。他们交给小罗锅一分钱,可以看他的一本小人书。


离小人书摊不远,有一个小桌子,桌旁坐着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他是小罗锅的弟弟。他为社区提供修理钢笔的服务。那时候,普通的中国人已经基本放弃用毛笔书写,改用自来水笔。由笔帽和笔身组成。笔帽头上有个卡子,可以用来把笔别在上衣口袋上。笔身除了笔杆,还有按螺纹拧进去的笔尖和笔囊。笔尖是金属制作的,一般是铱金。还有贵重一点的金尖笔。名牌的钢笔有关勒铭和派克等。小哥俩靠书摊和修理金笔居然也能挣够一天的挑费。那时候的人还不知道什么叫福利和享受,吃饱了不饿就是最高的境界。

除了小罗锅兄弟等几个定点商铺,还有不少走街串巷的个体户。有服务上门的,也有卖东西的。服务上门的有焗碗的、箍漏锅的、膛炉子的、磨剪子戗菜刀的。卖东西的有卖扒糕的、卖臭豆腐的,卖豆汁的,卖玫瑰枣的、卖棉线的、卖薄荷糖的。到了冬天,还有卖围水缸的草帘子的和卖喝了蜜的大柿子的。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说不清是男还是女的老人,有点驼背,头发都白了。老人每天走街串巷,用介乎老头和老太太之间的嗓音喊着:“豆儿纸、卫生纸。谁买我的豆儿纸。”后来听说他曾经是宫里的太监。无儿无女,怪可怜的。

出了药王庙前街二巷的南口,在西园子街路北,大兴煤铺的南墙下,还有个小摊。摊主是苏大妈,她有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苏丫头。娘儿俩相依为命。她们的摊很简单,把两块睡觉用的铺板支在两条长凳上。娘儿俩就住在西园子街路南紧挨着杨记酒铺的小院里。

小摊经营的商品有烟卷、水果糖、铁蚕豆、杠子糖、酸枣面、苹果干、山茶片等。杠子糖也叫关东糖,一般做成圆柱形,长度类似香烟。但比香烟要粗些。杠子糖是白色的,不带包装纸。咬下一口后,会发现里边有几条纵向的孔隙。到了腊月二十前后,杠子糖的原料又被用来制作白色空心的糖瓜,甜脆可口。当地的人们常说:腊月二十三,糖瓜粘。糖瓜还有点粘性,粘牙。但小孩子喜欢。

花二分钱,可以从苏大妈的摊上买一把铁蚕豆。与北京人的酒菜开花豆不同,虽然原料都是蚕豆。但炒铁蚕豆时不加油。因此铁蚕豆在制作中不会膨胀,也不会炸开,在体积上反倒有些缩小。连蚕豆皮也基本上保持完整。因此铁蚕豆显得十分瓷实,摸起来像石头子儿似的。嚼起来铁硬,嘎嘣嘎嘣的。不知道我们那儿的孩子为什么好上这口。也许因为便宜吧。说实在的,那地界儿长大的孩子连巧克力都没听说过。一个个把铁蚕豆这样残酷的豆类制品当成了心爱的零食。

到了夏天,苏大妈的摊上又增加了一篮子酸杏。酸杏呈绿色,比大白杏要小,直径不过2CM左右。酸杏不贵,二分钱就能买几个。小孩子虽说不怕酸,但每咬一口,都会流出口水。为了对付杏酸,还可以从苏大妈那里买一勺白色的糖稀。吃以前,先把酸杏粘点糖稀。糖稀的甜味就可以把杏酸给制住了。吃完酸杏以后,小孩子留下几个杏核,用锤子把杏核一个个敲开,再吃掉里边又白又鼓的杏仁。据说,杏仁要是苦的话,就不能吃了。

除了酸杏,北京的土产还有酸枣。成熟的酸枣呈深红色,球形,直径大约12 毫米。酸枣肉薄而核儿大,几乎没什么吃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南城的穷孩子们得天独厚,用小牙啃下丁点儿带一层肉的酸枣皮,咽进肚里。酸枣的副产品就是酸枣面,据说把酸枣核碾碎就做成了酸枣面。赭色的酸枣面堪称可口,兼有甜酸两味,既可以直接食入,也可以沏水喝。1976年夏天,我发现清华200号所在地虎峪的山坡上,有不少长着酸枣带刺的灌木丛。于是我便随手采摘一兜子。正好赶上妻子怀孕,派上用场。酸儿辣女,生的是男孩。

苏大妈小摊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周围的这些孩子,爹或妈给了几分钱后,就高高兴兴跳跳蹦蹦地到小摊上消费。再有就是那些不上班以家务为天职的主妇们,她们有时候也会到摊上卖两块水果糖或橘子瓣糖解馋。或者买两根烟,过过烟瘾。那时候,买整盒烟的人还不多。苏大妈只好把烟卷盒撕破,一根一根地抽出来招待这些花钱小气的顾客。香烟的品牌有前门、恒大、哈德门和黄金叶等。

别看小摊经营范围不大,消费者也不那么阔气,小摊的收入也够买上几斤棒子面,让娘儿俩果腹充饥。没几年,还没轮到公私合营,苏大妈就一口气没上来,病故了。作为西园子一景的小摊也随之消失。苏丫头跟一位姓贺的小伙子结婚,成家立业。

到了伟大的祖国全面走上康庄的社会主义大道以后,这些小摊和串胡同的小贩便销声匿迹,一个个跟自己的资本主义行为一刀两断。他们或者进了合营的工厂,或者干脆脱产为城市贫民,靠捡破烂为生。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小尾巴终于在锣鼓声中割掉了。其实这些地摊小贩不过是挣点饭钱,说他们资本主义的确高估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大概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数量太少,只好把小罗锅和苏大妈这样的穷人也推进资产阶级的行列。其实他们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还穷,还贫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30十年后,中国的另一个巨人邓小平又提出不管黑猫白猫,抓耗子的就是好猫。于是中国底层大众又涌现出一批新人在街旁路边练起了小摊,之前被割去的尾巴又被拉出来当成改革开放的新鲜事物。

当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的时候,可以一下子让个体户们绝迹或清0。当国家的意识形态再需要的时候,又可以让个体户们唰的一下复活。其实,这些劳苦大众为了谋生,做点小生意,便民利民,养家糊口,碍着你国家什么事了。难道国家的职责就是非跟老百姓过不去?给人留条活路,胜造七级浮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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