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头

          选自作者文集《渔舟唱晚》

北京人去理发馆常说：“我剃头去。”其实这里的剃头是广义的，包括理发。

五十年代初，街面上理发馆挺多也便宜。去丙级理发馆要两毛五分，乙级的三毛。至于特级的，比如王府井的四联恐怕要贵一点，可惜咱没去过。

中国的理发服务比美国要好多了，包括刮脸、理发、洗头、吹风，甚至剪鼻须、去耳毛。改革开放后，又增加了几位湖北老乡给顾客揉肩膀，当然不能再给三毛钱了。在美国花上十块钱只是理个发，要想刮个边还得事先告诉理发师。至于洗头、吹风还得加价。走的时候，少不了还得撂下一两块的小费。

上世纪五十年代，尽管理发馆收钱不多，还是有些人舍不得到那儿去。于是给那些走街串巷的个体户们一个就业的机会。他们肩上扛着剃头挑子，手里不时划着唤头。剃头挑子包括三大件，一根扁担、一个方凳，和一个火炉，上边架着个黄铜洗脸盆。剃头挑子一头热即由此来。炉架上伸出一根杆子，有点像衣服架。上边挂着一条四厘米宽三十厘米长的黑色驴皮。

所谓唤头是个音叉。下边有个铁把儿，上边托着两片竹叶形的钢条，下宽上窄。在接近顶端处开始弯曲，上端的尖头留下两三毫米的间隙。走进胡同后，剃头的右手拿着一根小铁棍儿伸到音叉中偏下的部位，然后猛然往上一挑。音叉开始振动，发出仓啷啷的响声，频率略高于五十周的变压器。院里人听到这声响，就知道剃头的来了。有谁头发长了，就会叫住他，在院里搭上摊子，开始工作。

定期来我们院的是小胖子，五十来岁，一米六几的身材，留个小背头，干净利落。后来他把儿子也带在身边，打打下手。院子里男人多，他一来就得干上多半天。大人一毛，小孩五分。主要的顾客是南屋的赵大爷家。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徒弟，这就是五个人了。其他人也借个方便，一块儿剃剃。

那时，四十多岁以上的男人多留光头。小胖子用一把三寸长的小圆刷蘸着肥皂水，涂在头顶。然后，右手拿起剃刀，一片一片地把头发茬刮掉。每刮一下，轻轻向外一甩，丢到地上。刮了几次之后，再拿剃头刀在驴皮条上蹭几下，保持锋利。剃完头，再刮脸，去胡须。

小孩子的发式比较简单，叫学生头。即把两侧和后脑勺的头发用推子剪去，顶上留一层向前倒下一寸多长的头发。给赵大爷的小儿子剃头时，小胖子爱问：“你留什么头？”他说：“狗头。”于是逗得大家哈哈一笑。

二十来岁以上的人大多留分头。典型的分头是在头顶偏左或偏右的地方理出一条缝。缝的左边的头发向左倒下，缝的右边的头发向右倒下，靠近前额的部分往后拢过去。再有就是中分，即缝在头顶中间。解放后，留中分的人不多了，大概因为电影里的特务或恶霸常常青睐这种发式。

此外还有偏分，即分头的缝再往短边的一侧稍过一点，显得更加别致帅气。为了配合东风压倒西风的政治形势，五十年代初还流行一种发式叫一边倒。即把分头短边一侧的头发全部剪掉。赵大爷的大儿子带头剃了个一边倒，几个小伙子也跟着学了起来。

1956年后，小胖子不再来了，这个个体户可能被合营到集体单位，省得他偌大年纪再走街穿巷了。院子里的个体户们也相继加入了合作社或工厂，每个月能领到理发票和洗澡票，可以到理发馆去一趟了。

家庭条件好一点儿的，男孩剃头也开始去理发馆了。家门附近的授禄街就有个丙级理发馆。上五年级时，市面上流行大鬓角。即头发基本不剪，把头发理成大分头，前边用热风吹道波浪，鬓毛也朝后背去。还要涂一层发油。我觉着大鬓角挺神气，像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于是也理了一个。谁想到我父母都很保守，二话没说，赶着我回到理发馆又剃了二回头。理发师也没跟我计较。

我开始把剃头的钱省下来是读高二的时候。雷锋同志爱补袜子，不吃冰棍，我们向他学习。碰巧附中高年级有位王学长知道清华的同方部有个简易理发馆，只剃不洗，每次五分。于是我们经常在星期天到同方部去理发。

上了大学后，同宿舍的张学长买了一把推子，开始为同学理发。我跟着他也学会了这门手艺。天暖和时，我们就在八号宿舍楼的东门外理发。那时大家都很勤俭，包括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学生也让同学剃头。有一次，一个同学要剃光头，我用推子先在中间推出一条过道，问他这样行不行，他急着说：“不行，不行。”

1968年秋，我们在特殊钢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时候，全班同学多一半都剃了光头。新华印刷厂的赵师傅看出了问题，说这是歪风邪气，马上予以制止。

后来我父亲得了半身不遂，去理发馆不大方便。于是我也买了一把推子，每个月为父亲推一次头。推的毕竟没有剃的舒服，于是我又买了把剃刀。利用在理发馆排队的空当，顺便观摩一下剃头的要领。没想到那位老师傅怕我夺了他的饭碗，把剃下的头发和肥皂甩了我一鞋，我只好识相，走开。后来还真为父亲剃过一次头，剃完以后，父亲的头皮上留下了三四道血印。父亲虽然没有埋怨，可我心里怪疼的。只好改用推子。

出国的时候，我随身带了推子和发剪。那时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年纪都大，拉家带口，一分钱得掰成两半儿花。一门心思要给家里买冰箱、彩电，哪儿舍得去理发馆。我们常常几个人凑在一起，互相理发。后来不少人毕业走了，我开始效仿工物系的主任何东昌老师自己给自己推头。理完后我问朋友，效果如何？他说：“前边还可以，后边像狗啃的。”

找到了一份工作，要到美国东部。一位年轻的同学给我一张两块钱的代价卷（coupon），对我说：“老王，到新单位给人家留个好印象，去趟理发馆吧。”于是来美国八年后我第一次进了理发馆的大门。付完钱和小费后，我不大满意。头发基本没碰，也不管洗头和吹风。

到了东部后，终于把分别九年的妻子办到了美国。有了贤内助，自然还得让她学习理发。为此买了一把电推子，省劲多了。那把旧推子刀刃钝了，弹簧也软了，推一次，手指就得歇一会儿，等弹簧懒洋洋地张开。哪像电推子，走起来唰唰唰像康拜因在割麦子。当然其间我还是去过几次理发馆。现在退休了，成天在家里糗着，对发式更无要求。老伴虽然小我五岁，但眼也花了。再加上游泳池里漂白粉的腐蚀，灰白色的头发参差不整，离离原上草，一月一枯荣。

自古以来，华夏文化没有剃头一说。只是在佛教引进之后，才有光头，但那叫剃度。如唐朝的玄奘高僧、北宋的杨延德将军以及鲁提辖花和尚。剃头应当是外来语也是进口的行业，这恐怕要归功于满清了。满人进关以后，留頭不留发，留法不留頭。汉人整个民族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被迫采取了满清的发式。即前额上方有一小块空地，后边是一条愚笨的大辫子。男不男，女不女。19世纪，南方矮小的同胞带着满清的辫子到美洲做苦力。猥琐的形象却成了华人的icon，受了多年的屈辱。

电视剧演到清末民初的时候，总要突出几个顽固分子，抱着辫子不撒手，嘴里嘟囔着：“那是老祖宗留下的。”就连我最喜欢的《大宅门》也没脱这个俗套。编导们肆意对革命群众误导，把努尔哈赤当成了自己的祖宗，把屠城三日的清军当成了民族的解放者。这些编导在走进祖坟的时候，应当没收他们的返乡证，把他们发放到乌苏里江。在影视的误导下，大辫子戏如雪片飞来，康熙成了圣主，乾隆成了无产者的领袖。宫廷内外，繁花似锦，说不尽道不完盛世景象。让本来对外懦弱的汉人对侵略者五体投地。大辫子戏是对华夏文化的野蛮摧残，但愿早点把他们纳入另册。

您瞧，说得好好的剃头，怎么又扯到人家大清国的头上了。蛮夷小族侵占了堂堂中土大地长达二百六十八年，自然也有人家的长处。说来归齐，还得怪咱自己不争气。咱要是争气，人家打得进来吗？咱要是争气，还会让日本人一枪不放占了东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