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未晚 （一）

               摘自克斌文选 《秋水长天》

小序

1940后这代人从懂事那天就赶上了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对这代人影响最大的还是文革，有人利用了我们的天真和狂热，让我们陷进一场丧失理性摧毁文化的运动。从20多岁开始，我们浪费了十年的青春。不管是上了大学的，还是老三届，都被处理到农场、工地、边疆、荒野。当我们一觉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然而，“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当机遇到来的时候，我们又发奋回炉，考研，读学位。把夹生的米饭再煮一回，把失去的岁月再夺回来。我是这些奋斗者中的一员，故而想在《桑榆未晚》的标题下填写这段经历，求学美利坚的经历，和同龄人分享。

我这一生参加过两次大串联。一次是在大二的时候，受了文革的蛊惑，四处煽风点火。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我们又被当作阶级敌人往死里批斗，有人入狱，有人自残。

另一次大串联就是借改革开放之风，我们以老知青的身份，负笈跨海。这次大串联改变了我的命运。不光在核物理学界找个安身之处，养家糊口，老有所依。还让我深刻地领悟到一个富有生气的民主制度，看穿了独裁者的自私与虚伪。

科学工作和奥运会类似，得奖牌的毕竟是少数。对多数人来说，重要的在于过程和参与，在于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参加过小组秘书马蕾•哈瑞森家的Party，她丈夫见了我就问：“你是物理系的教授吧？”我从容地回答：“我是个研究生。” 是的，美国同事在这个年龄已经是Faculty了，而头发灰白的我却还是个学生。

几年后，我通过了论文答辩。马蕾从新墨西哥州寄给我一张贺卡，她赞扬了我的determination和perseverance。是的，从龙须沟畔走出的我，在家境贫寒和政治险恶的双重压力下，居然没有自暴自弃，还要奋起直追。靠的就是坚韧和毅力。这些年的努力虽然没有值得夸耀的成果，但是到了这把年纪，重要的在于我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还能以全新的思想，跨上一条全新的道路。

1981 年 8 月 12 日上午，CA981 航班顺利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着陆，我第一次踏上了这块陌生的土地。我们一行 10 几位学子拎着行李，出了机场，在路边见到中国驻旧金山领馆的白色面包车。工作人员把行李放到车上，然后把我们带到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之家，领事馆。旧金山总领馆坐落在吉瑞和拉古纳大街相交的街角上。领馆后院有个招待所，接待过往的留学或访问的公派人员。每天房费5 元，饭费2 元。一个大房间里摆着10 几张单人床，干净整齐，卫生条件也不错。食堂供应长粒米饭、炒菜和汤，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让我们觉得就像回家一样。晚上可以看电视新闻，有时小礼堂还放映国语电影。  

下午，我们几个同学走出领馆，参观了吉瑞大街另一侧的日本城。一个商业中心，街上有几家中餐馆。再往前走二十几分钟，就到了金门桥。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气势不凡。金门桥是旧金山的象征，整个大桥被涂成桔红色。两座高耸入云的桥塔伫立于海湾的两岸，把两条粗大的钢缆支成ʍ形，钢缆下边的无数垂直绳索把桥体拉住。大桥全长 2.7 公里，上有多通道双向公路，往来奔驶的汽车让我们感到眼花缭乱。桥下则是千帆驰过，海鸟飞翔。岸边的岩石上，还保留着古老的岸炮。我见到金门桥了！这是我在美国第一天留下的美好记忆。   

第二天，和我同去斯坦福的女同学被一位台湾学长接走，去衣阿华和普渡的同学也先后拿到机票飞离旧金山。我一下子感到孤单寂寥，只好耐心等待领馆的安排。那几天我一个人不敢走远，只在领馆附近转悠。参观了领馆后边的圣玛丽天主大教堂，据说这座教堂出自著名设计师贝聿铭先生之手。教堂顶部是五光十色的玻璃点缀，下边是一排排的长椅(pew)，肃穆庄严。由于中国只信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说宗教是人们精神的枷锁。我当时还弄不清天主和基督两教的区别。   

第四天，总算盼到了一位贵人，高能所的工程师传凯同志。听说我是所里的研究生，他愿意帮我。他告诉我明日有人接他到斯拉克实验室，可以把我顺便带走。 

第五天上午，传凯同志带着我和一位路过的访问学者去了中国城，看见了众多的中国商店和饭馆。街口有一座牌楼，上面是孙中山先生的题字“天下为公”。然后又坐了一段缆车，缆车在坡度起伏的路面上悠闲地挪动着，不时地发出丁丁当当的清脆响声。下午，斯拉克同步辐射实验室的美籍华人约翰•杨来接传凯同志，于是我终于被带到该去的地方。 

8 月17 号下午，我来到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先生在《基本粒子》里提到的斯腊克（SLAC）实验室，那里有世界最长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令我高兴的是，一下车就遇到清华同学，物 603 的王聚文学长，他当时是研究加速器的访问学者。在他的热情帮助下，我借到一辆自行车。趁着天色未晚，他连忙把我带到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学生中心，说明我是来自中国的新学生。办事人员查了花名册，找到接收我的那个美国家庭。她让我下午5 点，在格林图书馆前等他们。原来，斯坦福（Stanford）大学对初来的外国学生，会安排一次入乡教育（ Home Stay）。学校为他们联系一个美国家庭，提供大约一周的住宿和饭食。留学生住到当地老乡家里，入乡随俗，学习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  

 5 点钟，一对美国夫妇开车来接我。他们把我的两个箱子放进后车箱，离开学校，来到位于20 英里外的塞挼陶嘎（Saratoga）住所。谢天谢地，我总算临时有了落脚之处。两位老人年龄在60 上下，姓斯蒂芬森（Stephenson）。男的叫保罗（Paul），头上稍有灰发。他戴副眼镜，任克拉克（Crocker）银行的副总裁；女的叫塞挼（Sara），在斯坦福大学的调解办公室（Ombudsman）工作。  

他们两个成了我在美国最先认识的美国人和美国家庭。两位老人慈眉善目，和气可亲，对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学生感到十分新奇。他们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里都有什么人，去没去过海滩，等等。我一一作答，还给他们看了我一家人的照片。  

在一个静谧的小区中，他们有一套单层别墅，内有三间卧室，一间宽绰的客厅。房子后边有个 小院，地上铺满薄薄的一层绿草。

他们讲好，每天下午五点，把我接回来；上午八点，把我送到斯坦福校园，熟悉环境，找房子。为了表示感谢，我送给他们一张荣宝斋绢裱的国画和一套中国风景的明信片。    

头天晚上，我睡在他们小儿子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大水床。我只知道花果山有个水帘洞，从来没听说过人间还有水床。睡惯了平板炕，一下子躺在水床上有点惴惴不安。脚稍微往下一瞪，床面就凹了下去；轻轻一抬，它又鼓了起来。初到人家，生怕一不小心把大水袋挤破。要是半夜里唱一出《水漫金山寺》，那还了得。于是我缩作一团，回归到1971 年抓五一六反革命的日子。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那一夜基本无眠。  

第二天起床后，先在餐厅吃早饭。干的有面包、白兰瓜、香蕉；稀的有牛奶和桔汁。这种套餐比豆浆油饼显得清淡新鲜。我第一次喝了凉奶似乎也没什么不良反应。保罗和塞挼把我放到学校后就各自上班去了。我骑着高能所过亚南老师的自行车，到国际中心的布告栏去找房子。房租从每月100 到200 多元不等。学校的公寓每月150 元，但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不能入住。中午花一元多钱买包饼干，就着物理系馆的沙滤水，算是一顿午饭。直到小布什总统被噎住那天，我才知道我吃的那种东西叫Pretzel。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呢。生活俭朴的原因很简单，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手里钱不多。身在异国，举目无亲，一旦花亏就麻烦了。  

第二天下午五点，老人又接来一位来自韩国姓金的工程系留学生。原来他们这次要了两个外国学生，都是东方人，我还有了个伙伴。相比之下，金年轻，比较自在随便。我则有点拘束。毕竟素不相识，挺大一个人在老乡家里白吃白住，不好意思。 晚上老人入睡，金一人在客厅喝啤酒，我过去和他搭话。他借花献佛，也顺手给我开了一瓶。他和我开始了几天的友好相处，我们似乎忘记了抗美援朝留下的那段国际阶级仇恨。   

周末，老人带我们出去体验户外活动。星期六，保罗驱车往南，经17 号公路到三塔克如兹海滩。80 年代加州闹病虫害，天上要洒药水，地上沿途设岗盘查，严禁携带水果。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汪洋的大海，只不过是在太平洋的彼岸。碧蓝碧蓝的海水一望无际，海浪一层压着一层横推过来，气势磅礴，令人惊叹。虽然时维八月，但海水温度太低，鲜见有人游泳。  

海滩上有过山车、娱乐场、音乐会及各种游乐活动。后来我去过许多海滩，唯独这三塔克如兹令我永远留恋。从海滩的一条几十米长的码头（wharf）上，可以看到成群的海豹自由自在地游玩嬉戏。硕大的海鸟一丝不动地站在栏杆上，任人拍照。让我越看越痴，流连忘返。  

那天晚上，我们四人在圣荷西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早期来美的华人里，大部分来自台湾和广东。有个台湾籍的服务员问我从何处来，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挺好听的，干吗非要加上人民两字，似有挑衅之意。可我初来乍到，又是人家请我们到这儿用膳，没心思去同他计较。毕竟，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和我说的都不算数。 

星期天，保罗驱车北上，来到旧金山。我们游览了中国城，参观了马可尼中心。我看到水池边缘连续溢出的水帘，像一块均匀透明的薄布。接着，我们又到泛美大厦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喝饮料。我和金每人要了一瓶荷兰啤酒，汉尼根。一边喝酒，一边欣赏四周的景色，兴趣盎然。情随物迁，心里不免叨念起范老先生的佳句，“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也。”回来的路上，金问保罗：“啤酒多少钱一瓶？”保罗说：“啤酒6 元”。那是1981 年的价钱。傍晚，我们又去了旧金山附近的红木公园。   

星期一，保罗带我们两个参加一个“扶轮”俱乐部（Rotary Club）午餐聚会。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有银行总裁、保险公司经理和教授等。那天做午餐报告的是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霍夫斯塔特先生。他刚刚访问中国回来，向会友们介绍异国见闻。   

一周以后，金找到了住处，搬了出去。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找房。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找住处。凭着一张地图和地址，半个小时后，好不容易找到学院街108 号。按了门铃，我向主人说明来意，出示了手中的地址。他说我要找的地址没错，但城市不对，好多地方都有学院街。他让我进到房内，递给我一杯咖啡。然后说：“你要找的地方很远，我得送你。”于是，他把我的自行车架到汽车上，开着车来到我要找的帕罗阿托市的学院街。放下自行车后，他就走了。交谈中，我得知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心理科医生。这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事令我感到晕头转脑，好像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过去了。这是美国的陌生人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原来在这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居然也有雷锋，可能还是一位不爱写日记的雷锋。我要找的那个房子离学校很近，租金每月才80 美金，总算有了下榻的地方。  

找到房子时，我在斯蒂芬森家已经住了 11 天。几个月后，我又搬进了学校的高层公寓布莱克威尔德（Blackwelder）。在新住处安顿好后，我邀请两位老人来到公寓，在几个中国同学的帮助下，请他们吃了一顿纯正的中国饭，色香味俱全。老人后来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有时我还到他们家里做客，直到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了麻省。他们是我认识的第一批美国人，友善的美国人，把我引进美国的美国人。如今，保罗已经去世，塞挼在一家敬老院安享晚年。我衷心地祝愿她长寿，幸福，平安。 

    图 551保罗、塞挼和我在斯坦福商城的合影。                                                                                                                           

       图 552保罗、塞挼和我在中餐馆。

     开学前事情不多。白天， 我常骑着车到斯拉克实验室，找王聚文和科技大学的王德发同学聊天，听取他们在美国的经验。有一次，正好遇到从高能所来美访问的唐孝威先生。他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教师。他见我无事可做，要我帮他在图书馆里做了几个小时的复印工作，时间总算没有浪费。 

有时我也到斯坦福的校园里转悠，见了不少来自国内的名人。那时来美国的大部分人是访问学者，研究生不多。这些名人中有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洪教授，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章含之女士的前夫，洪晃女士的生父； 冯其庸教授，后来才知道他是有名的红学专家；火箭专家华棣，后来才知道他回国后进了监狱；还有教育系学生闵维方等。闵本人在门头沟当过工人，公派留学。据说闵维方先生曾说，他们这些人将来是副部长的材料。真让他说着了，后来他做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与部长同级。此外，还认识了一些学者，如黄朝恩、严武光、顾以藩、崔化传、崔像宗等。      

      图 553  在斯蒂芬森家。

经斯蒂芬森夫妇介绍，我认识了一组帕洛阿托的美国绿色青年。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不同的职业，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倡导生态平衡，主张素食。养一头牛或一头猪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可以使许多人免于饥饿。他们不喜欢开汽车，那会污染环境，增加热力学定义的熵。不管是到北面的旧金山，还是南面的三塔克如兹，翻山越岭，40 英里的路程，他们都骑自行车去。他们经常到大学后边的山丘上去种植橡树，并为树苗浇水。他们的伙食简单，顿顿是凉拌菜叶和面包。有时，还会加上一些瓜果，如阿佛嘎朵（牛油果）、哈密瓜等。他们为人谦和，待人诚恳。 

初到美国，朋友不多，离绿色青年的住处又挺近，我常常在周末成为他们的座上客。有时，还同他们一起用餐。那时，中美建交不久，他们见到我这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学生，觉得新鲜，有兴趣跟我做朋友。愿意听我用蹩脚的英语讲述铁幕另一边的故事。凭着我当时那点爱国主义精神，我讲了毛主席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讲了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介石，我讲了在中国上大学不要学费，我还介绍了毛主席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他们有时会纠正我的发音，我有时也会讨教说不出来的英语单词。比如我用了 naive后觉得不确切，他们就纠正我说应当是innocent 。

为了举个例子，我对一个小伙子丹尼尔说，按一分为二的原理，你也有缺点。他猛然一愣，我也吃了一惊。大概美国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不好，还没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为了介绍东方文化，我带来京胡给他们自拉自唱了一段《提篮小卖》，讲述了李玉和烈士一家英勇抗日的故事。他们觉着新奇，高兴不已。                                           

                 图 554 我与绿色青年的合影。

     图 555 我在绿色青年面前云山雾罩。

这个小组的领头人叫大卫，金发碧眼，英俊和蔼，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本来他可以当个律师或法官，他却愿意做一个环境保护的志愿者，他们是一群有信仰的进步青年。犹太裔的艾瑞卡毕业于心理系，父亲是斯坦福医院的神经科主任。放着家里宽大舒适的房子不住，却宁愿挤在阁楼上。爱兰是哈佛大学的高能物理研究生，他在这里完成了博士论文。可瑞妍是位按摩师，她的父母在北边的斯陶克顿有一处庄园。马林是位个子不高的姑娘，正在斯坦佛医学院学习，会说流利的日语和汉话。杰夫的专业是计算机，有时会出差到新加坡等地。丹尼尔毕业于化学系，个子最高脚也最大。未曾说话，先开笑脸，他负责小组的一日三餐。此外还经常有不少流动的客人，有的来自纽约，有的来自英国。 

到了美国几个星期以后，开始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来了这么多天，居然没人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也没人作形势报告，给我拨云见日。1964 年刚进清华的时候，辅导员、分团委、政治老师三管齐下，找我谈心，抓我的活思想，帮我树立起革命的学习目标。在这里，没有一个政治工作的系统和部门，连政工组宣传科都不存在。没人会来管谁，大家都处于平等互尊的地位。我像《法门寺》里站惯了的贾桂，一旦坐下来还真有点不大自在。 

于是我忍不住向一个先来的中国学生发问：“这儿怎么没有个集体呀？” 他说：“没人跟你集体。”一个曾经被别人管惯了的人，现在却像一粒从活塞缝里溜出来的气体分子。一下子置身于无限广阔的空间，自由地漂浮，却感到不知所措。好在时间一长，也就适应了。然而让我奇怪的是，虽然这里的学校没有政治工作，但是美国的学生却也十分爱国，为他们的自由民主而骄傲。 

刚到美国，天天怀念着自己的亲人、家乡和祖国。我的手表一直保留着北京时间，直到开学后怕耽误事，才调成了相差 9 个小时的西部时间。在这里，到处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或是皮肤黝黑的非洲人后裔，跟他们讲话必须在脑子里先把普通话转换为英语，然后再吐出来，觉得很不轻松。小时候在北京街上见到外国人，总觉得怪异。现在，我的周围对我来说都是外国人了，但实际上我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 Foreigner。 

由于我算公派生，身上担负着为祖国学习的光荣任务。在思想上也和祖国密切地连在一起。我遇到的台湾人，大部分都很敦厚友好。可有时也会有个别学生对北京怀有政治偏见。每到此时，我都要跟他们争论几句。我骄傲地告诉他们，中国人有吃有喝，穷人的孩子也能上大学。那个台湾的小伙子反驳说：“我在台湾可以竞选总统，你们成吗？”我则用台湾父传子的封建继承来驳斥他。有时候，还会掺进几位左翼青年，里边有不会说中国话的华裔，他们把让一部分人先富的改革开放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我还得转过身来面对来自左翼的挑战，忙得不亦乐乎。看来出国前语言学院的学习班没有白办。  

开学前闲来无事，我到旧货店买了一本小说。开始时每看一页，都得查 10 几次字典。看到后来，词汇量有所增加。一个月走走看看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我临时住处的房东老太太死了，她把整个房子捐给学院路街口的教堂。于是我不得不到学校申请宿舍。开学那天，我被临时安排到法学院学生宿舍，卡挼泽公寓。两人共用一个房间，房租每月 150 美元。和我住在一起的是一个犹太人的孩子，叫爱德华，他将用三年的时间获得 JD 学位，去做法官或者律师。卡挼泽公寓像北京的筒子楼，厕所和澡房都是公用的，做饭还得到旁边公寓的地下室，那里有公用厨房，很不方便。几个月后，我终于搬到一座高层公寓。分里外屋，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