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未晚(二)

作者:瀑川  于 2022-11-11 11:41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纪实|通用分类:原创文学


新的学业 

 摘自克斌文选 《秋水长天》


 

美国的大部分学校都采用季期制,即一年有两个学期,中间有个稍短的寒假和较长的暑假。位于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则采用季期制,即每个季节是一个学期。一年有四个学期,每两个季节间有短暂的休整。夏季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是暑假,研究生在暑期原则上也要工作,虽然不必选修课程。季度学期制,像一个滚动的铁桶,刚上了两个月的课就要期末考试,比学期制要紧张。只有夏季稍事放松。  

 

开学前按照学校的要求,我花了 7 美元在校医院了照了张 X 光的胸部胶片存档。出国前北京尚未普及胶片,检查肺部时靠医生的肉眼观察,病人和医生都会受到较高的辐射剂量。此外申请学校前得交30 元的报名费。由于校方注明缓交,现在人到了美国,需要补交。

按照系秘书凡妮的指引,我到牛津街的政府部门领了社会保险(SSC)号,这个号有9 位数字,相当于中国后来的身份证号码。开工资,办驾照,填税表都离不开这个号码。没多久,我就把 SSC 号记在心里了。我到大学信用银行(Credit Union)开了帐号,把手头余下的百十元钱存了进去,并且办理了直接储蓄手续。今后,物理系可以直接把我的工资打入到我的帐号。没几天我就领到一摞支票本。在中国只有政府部门或企业单位才能使用支票。如今,我靠手里的这丁点现金居然也有了开支票的权利。由于支票本免费,后来我到商场购物时经常使用支票。我身上平时只带10 来块现金。  

 

1981 年的秋季学期在10 月初开始,新学生大部分都在秋季入学。这时,有上千学生要到体育馆办理注册手续。办事员按学生姓氏的头一个字母分成不同的小组,我站到了上面写着 W 的队里。把事先填好的注册表格交上去,还要交 10 几元的医疗保险费和学生会活动经费。你如果不想支持学生会的这些活动,开学后可以把钱索回。在填写班级一栏时,表上印着“CLASS”。事先没人告诉我应当属于第几个 CLASS,我记得学校寄给我材料的信封上,总印着“一班”(FIRST CLASS)。于是我就填写了1 班。注册了几个学期后,我才知道,研究生应当算第5 班。办事人员从来也没有跟我计较过:“你填写错嘞! ”我也知道了信封上的FIRST CLASS 是邮局普通邮件的标记,和大学注册班级完全无关。   

开学的头一天,物理系的研究新生集中到一个教室,相互介绍。这一年物理系有20 几个学生,大多数在二十一二岁,年纪轻轻。我当时已经37 岁,比他们要大上15 岁。有六个来自外国,南韩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两个,英国 一个,希腊一个。来自美国各州的有三个黑人学生,白种人占了大约70%。女学生有五 人。

自我介绍后,我随即认识了几个美国小伙子,他们和我成了朋友。允内•昂来自密西根大学,说话时声音豪放。知道我来自中国后,对我很感兴趣。不久我知道他是个混血儿。他父亲是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后代,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已经去世;母亲是白人。保罗•柔兹毕业于哈佛大学,大眼睛,高个子,两道浓眉在鼻梁上几乎连到一起,但是稍微有点罗圈腿。肯特•豪恩包色尔是纽约人,毕业于杜克大学。嘴上留着一撮金色的胡须,有两条长腿,看上去就是一位盎格罗—萨克森的绅士。海瑞•耐尔森身材消瘦,头发颜色较淡,聪明,对人热情。  

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有三门,德克•瓦力西卡教授讲量子力学,理论核物理学家瓦力西卡教授身兼系主任,毕业于 MIT。他开创了QHD(量子流体动力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材采用已故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希夫的课本。阿莱克斯•非特尔教授讲电动力学,用的是杰克森的课本。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是固体理论专家。他和瓦力西卡合作过两本书,一本是连续介质的经典力学,一本是非相对论的多体场论。这两本书都做过我们的教材。理论天体物理学家魏共纳教授讲授经典力学。 

非特尔讲课时说话很快。一下子面对面听美国人讲课,还要作笔记,感到十分忙乱。他右手拿着板擦,左手拿着粉笔,一边擦,一边写,中间没有停顿,许多重要公式都在黑板上推导。遇到繁缛之处,他一边写板书一边嘟囔着 Tedious(乏味)。有一次我在听课时不晓得一个词的意思,心里一急,歪过头去问肯特:“什么意思?”肯特无奈地摇了摇头。我才意识到,这是在美国的教室而我在用汉语问他。至少你得说:“What?”  

非特尔喜欢运动,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精明干练。瓦力西卡也重视板书,如果把黑板上写的内容全部记下,基本上就有了完整的笔记。有时为了活跃气氛,他向大家提个小问题,要是有谁能答出来,他就扔一枚一角的硬币作为鼓励。听课的学生主要来自物理系、应用物理系和电子工程系的研究生。每次课后都留作业,习题难度较大。夜里同学们常常埋头在物理系图书馆的长桌上,看书、做题,直到凌晨两三点钟。   

物理系的学生大部分都能获得系里的资助,但需要每周 20 小时的工作。其中10 个小时作TA(教学助理),10 个小时 RA(研究助理)。教学助理要协助辅导大学生(under)普通物理课,以哈立德的课本为教材。这项工作有三部分,即给10 几人的小组讲习题课;在规定时间值班答疑;还有改作业。负责整个TA 工作的教授是梅耶霍夫,实验原子物理学家。他在物理系的地下室里有个实验室,里边有一台范德格拉夫加速器。  

斯坦福和 UC 伯克利大学之间相距50 英里,一个是私立,一个是州立大学。两校之间关系密切,每天都有班车往来,学生可以跨校听课。每年秋季,两个学校之间要举办一场橄榄球(foot ball)比赛。1981 年按次序该在斯坦福举行。同班的耐尔森夫妇多买了两张票,邀请允内和我一起去观赏。我只看见场上两个队的队员相互冲撞,争来抢去,可是对规则一窍不通,看不出什么名堂。虽然他们不断向我解释,但在乱哄哄的场所怎么也听不清楚。  

我倒是挺喜欢中间休息时两个乐队风格迥异的精彩表演。伯克利的乐队像军乐团,身穿仪仗制服、头戴大沿帽。演奏过程中,阵容虽然不断改变,但始终保持齐整的方阵。斯坦福乐队的穿戴却像马戏团。乐队上场时,他们一窝蜂地向球场扑散而来,好像一桶可口可乐洒进清水池中。乐队指挥是个女学生,在前面跳来跳去。对应伯克利的严肃紧张,斯坦福更显得生动活泼。那个周末,耐尔森夫妇请我和允内到他位于伯克利的家去吃晚饭。第一次在晚上乘车驰骋在高速公路,前后左右都是车群。往南开的汽车照耀如同白昼,往北行驶的尾灯又烘托出一片殷红。叫人眼花缭乱。  

第一次到同学家里做客,我穿上花130 元国内订做的毛料中山装,还带了一张荣宝斋绢裱国画作为礼物。海瑞的哥哥和母亲见到一个来自红色中国的老学生也感到新奇,问了我许多大洋彼岸的事情。我用洋泾浜英语一一回答。海瑞是他们家第一个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他5 年后完成毕业答辩的下午,他母亲花了上千美元请了20 几个同学开个晚餐帕提(Party)。大家来到埃姆巴卡德罗大街街口的一个法式餐厅,每人脖子上套着一张餐巾,分享着牛排大餐。我有幸应邀前往。  

研究生在第一年没有固定的专业,在四个学季(Quar-ter)里,每个学季都可以找一个科研小组,一边学习,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根据各人的兴趣为选择课题做准备。RA 每周大约占去10 个小时。我来自高能所,所以先选了一个位于斯拉克实验室的高能物理小组,组长是莫色雷教授。当时实验室里有不少来自北京的访问学者。考虑到语言障碍,教授让我和高能所的一位访问学者一起工作,安装一个真空系统 。多少学到一点东西。到斯拉克实验室工作的研究生,每月还有20 美元车马补帖。领津贴的时候,一个女秘书对我说:“够你喝几杯咖啡的了。”  

一天下午,我去图书馆看书,阅览室里挤满了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塑料酒杯,边饮香槟边交谈。原来物理系的晒劳教授获得了1981 年的诺贝尔奖,大家为他举杯祝贺。晒劳教授是激光的创始人之一,本来有可能与唐斯一起获奖。这次颁奖考虑到他在物理学中的综合贡献。获奖以后,在星期五下午的学术报告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诺贝尔奖章。他说,星期天上午,一个学生打电话向他提问题。他说:“我很忙,我得了诺贝尔奖了。”那个学生用迟疑的口吻问:“谁?你吗?”后来有人问晒劳他的奖金是如何支配的,他说他全都用到他的儿子身上。原来,他有个患精神病的儿子。可见一个著名教授对儿子的一片爱心。当时物理系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有普劳赫(核磁共振)、霍夫斯塔特(电子散射)和里克特(J/ψ 粒子)。霍夫斯塔特教授还发明了用于核辐射探测的碘化钠晶体。   

在法律系宿舍住了不到一个月,房管处把我转住多层 HIGH RISE 学生公寓,布莱克威尔德, 意译为黑焊工。我住在2 层,和工程系的一个印度学生在一起。他住里屋,我住在外间。这里条件比法律系宿舍要好,每个单元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洗澡时不必到楼道的公共浴室,做饭也不要到另一座楼的公共厨房。印度学生出身贵族家庭,和一位空姐交了朋友,但门户不对,家里不同意。为此,他有时向我发些牢骚。他好干净,每当我饮茶后洗杯子时,他都把舌尖顶着上牙床,叫着“替,替”。我问他什么“替”,他说有几片茶叶还没清理掉,过后就不容易擦了。印度人的英语几乎是第一语言,比中国学生娴熟。但是他们的舌头好像短 了 1 厘米,每个音都从牙缝里挤出,不大好懂。两个月后,他搬到一个平房公寓去了,我倒落得清静,一个一人住一个单元,房租不变。 

 

一天下午,我正要离开图书馆回家去做饭,高个的保罗邀我和他一起出去。我坐上他的汽车来到学校附近埃尔卡闵诺大街旁的中餐馆。他叫了两个菜,一人一瓶啤酒。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他说他上学时,他父亲给了他一些钱。在班上他可算个富翁了。几周后,他和他的女朋友戴妍请我一起去看电影,《Whose life is it any way》(不管什么样的生活,活下去)。这是我在美国观看的第一个电影,演员说话很快,基本上听不懂。靠看图听音,能猜个八九。一位画家出了车祸,成了残废,在医院里乐观豁朗,连女大夫对他都有了好感。我在校内看的第一个电影是 007 系列《带金枪的人》,从此喜欢上詹姆斯•邦德的影片。  

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也是在保罗的校外公寓里过的。他叫了同班的几个同学一起吃烤火鸡 。一年后保罗拿个硕士文凭退学了,做起房地产生意。他和我通过两次信,还表示愿做我的移民发起人,尽管我当时没有那样的打算。后来失去联系。 

                                

                         








图 556 在保罗家过的第一个感恩节。由左至右,罗伯特、迪克、允内、保罗

                                                     

我花了30 元从高能所的顾以藩老师手里买了一辆半旧的凤头牌三速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每星期有两天要骑到斯拉克实验室。一天下午,我用实验室的高压气泵给自行车打气。突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原来气压过高,轮胎爆破。只好让允内帮我把车放到他的汽车上,拉了回去,换上新的轮胎。  

一天上午,我正要要骑车去实验室,允内叫我坐他的汽车一起去,下班时再把我带回来。到了下午四点,我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他。于是徒步走了半个多小时回到物理系。正好见到允内,他恍然大悟,忘了把我给捎回来,向我道歉。我说没什么,在中国常常要走很长的距离,这点路算不了什么。过了会儿,允内带着我和一位希腊学生斯塔夫柔兹一起到门罗公园的湖南餐馆吃晚饭。结账的时候,他对斯塔夫柔兹说,他的那份要他自己付。我的那份由允内付,作为忘记把我带回的补偿。  

1981 年夏,中美建交不到两年,刚刚开始科学与教育的交流,我的官派普通护照的号码在4万上,大概派往世界各国人员的总数在4万左右。斯坦福大学的中国人以年龄较大的访问学者为主,而年纪较轻的留学生比例较小,整个校区的中国人不过三五十个。物以稀为贵,因为中美文化交流刚刚开始不久,人数又不多,故而引起了各界对这批大陆人的关照。经常有人借各种机会召开Party,有吃有喝,让大家感到宾至如归,忘记寂寞。在校园里,美中友好协会的人组织过活动,中国学者和美国朋友一起交谈,友好相处。  

那年的中秋节忙坏了一些当地华侨,他们有的早期来自大陆,有的来自台湾,对来自大陆的同胞十分友善。在离大学不远的Food hill 公园,他们举办了中秋佳节聚会。由于大部分大陆学者和学生都没有汽车,他们就一趟接一趟地往返把我们分批送到公园。在小山顶上,各种食品、饮料,包括月饼,摆满了几个长桌。让我们这些刚来不久的国人在每逢佳节必思亲的时候,找到节日的感觉。化解了对乡土的思念。我个人觉得台湾人对大陆同胞比香港人更加友善。和台湾人在一起时,你会感到他们不仅是中国人,而且他们身上的民族传统比我们还多。相对而言,香港人和我在一起时,总让我感到他们是英国人。  

每逢十一、春节,旧金山的总领馆成了留学人员的娘家,大家乘坐7F 公共汽车,花1美元就可以到40 英里外的旧金山市中心。然后步行20 几分钟就到了位于吉瑞和拉古纳街角的领事馆。领馆里备有米饭、炒菜、肉包子,大家热热闹闹吃一顿香喷喷的家乡饭。参加聚会的以来自斯坦福和 UC 伯克利的人员为主。春节时有文艺表演,我还上台自拉自唱过《二进宫》选段。 

 

有时我们要去领馆听宣讲中央文件。听过一次赵紫阳的讲话录音,他指出了华国锋主席的六条罪状。晚上在小礼堂放电影,我看过《大鹏英雄传》和《射雕英雄传》。电影过后,乘公共汽车尽兴而归。那时候,学生和领馆之间关系密切,来来往往。在某种程度上,领馆成了留学人员之家。 

                                         

          

图 557  80年代初旧金山领馆工作人员在访问斯坦福时与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合影。我在前排左二。 


紧张的学习和频繁的活动,让两个多月的学季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首先是TA 工作。梅耶霍夫教授把20 几个TA 聚集到一个教室,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集体批阅普通物理的试卷。从下午要干到晚上11 点,中间派人去买晚饭。一个叫大卫的学生不到21 岁,他要我陪他一起去。买了好多装在硬纸盒里的比萨饼,然后又到超级市场买饮料、啤酒。美国有严格规定,21 岁以下的不能饮酒。他叫我陪他一起去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大家一边吃比萨,一边喝啤酒,一边改考卷。那个工作环境与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期末,研究生的Final 习题数量和难度都很大,我在宿舍里要连续工作一个多星期,时间并不充裕。每顿饭都用方便面凑合。由于长时间坐在书桌旁,没空运动,两腿都有了麻木的感觉。研究生这碗饭还真不大好吃。最后,总算完成作业,轻松地出了口气。 

 

物理系的研究生的津贴每月500 美元。按每周20 小时工作算,相当于每小时的工资为6 美元。属于低收入阶层。我在国内的工资当时是56 元,按照 1 比1.5 的兑换率,这 500 美元相当于国内工资的14 倍。我每月拿出150 块钱交房租,还剩350 元。超市里的苹果、桔子一块钱四磅,牛奶8 毛钱一大桶,猪肉1 块多一斤,蔬菜也都是几毛钱一斤。往自动售货机里扔3 个两毛五的钢崩就可弹出一盒香烟。

这样每个星期一个人有25 元的生活费就足够了,每月还能剩下250 美元。我必须把钱攒起来,回北京时好为家里置上八大件。 

 

年底崔象宗老师期满回国,我从Kmart 给孩子们买了几件小衣服、书包托他带回。还让他给我母亲稍上100 美金,让老人家高兴。 

 

圣诞节的前一天,我收到学校寄来的一张170 元的支票,说我多交了房租,退还给我。可是我每月都交150 元,没错过。我知道他们的计算出了偏差。按照家父“外财不付命穷人”的教诲,大过节的我怕算错帐的同志着急,立即骑着自行车把支票退到胡佛塔旁边的财务处。俗话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没想到,下一学季注册时却遇到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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