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未晚 （三）

 摘自克斌文选 《秋水长天》

1982 年1 月，第二学年注册的时候，我遇到个小麻烦。办事员说我欠学校170 元钱，让我还清以后才能注册。原来，去年12 月财务处退钱给我，现在需要收回。我解释说：“ 那张支票我当天就还了回去，根本没有兑现。”可是他们要看财务处的证明。我只好骑车到财务处说明情况。他证明那张支票已经退还，我才完成注册。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曾经住在一起的印度学生，他说如果他收到这张支票，不管对错，先存到银行再说。等着什么时候讨要，再把它交出来。 看来，他说的似乎也有道理。 

第二学年的春季，我换了个研究小组，从莫色雷改到马丁•珀。他的研究课题使用斯拉克的 Mark II 探测器。马丁是犹太人，一头白发，和蔼慈祥。他在实验中发现了τ  轻子，曾获沃尔夫大奖。1995 年，他获得诺贝尔奖。

我参与制作一个小型飘移室探测器样机。后来高能所的崔像宗老师告诉我，我原来跟随的那位中国访问学者对莫色雷教授说，我什么也不会干，没做任何事情。听后我大吃一惊，本以为跟个中国人干，会有照应。没想到这照应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用现代汉语说，那叫“负能量”。我不明白，都是中国人，到了异国他乡，不能相助也罢，干吗还要相互踩踏？何况他是访问学者，我是学生，没有竞争的必要。后来，又听说过不少类似故事。凡是找华人导师的学生，大部分都不太愉快。我逐渐意识到，中国人到了外边，不光缺乏凝聚力，还有点相互排斥，相互打压。表面上和和气气，称兄道弟，背后里则会捅上一刀。作为整体来说，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弱点。  

中国政府资助的访问学者一般为期两年，每月津贴 400 美元，和研究生的收入相差不多。靠国内的工资收入很难买台彩色电视，更不用说凑齐8 大件，即彩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缝纫机、手表和自行车等。每个出来的人都肩负着重要任务，即省吃俭用，把八大件带回家去，衣锦还乡。相对来说，访问学者出国时间有限，钱又不多，因此更加注重节俭。最大的花销就是住房。一般都找比较便宜的地方。有的七八个人合租一套房子或公寓，从而降低每个人的费用。还有人为了省钱住进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吃的也很简单，方便面、土豆、胡萝卜。在肉类中，鸡比较便宜，一块钱就能买一只，故而也常获中国学子的青睐。 

帕洛阿托地区富人多，好善乐施。因此旧货店的东西不光便宜，而且常带七八成新。因此逛旧货店成了这些学者和学生周末的闲情逸致。大家仨一群、五一伙骑着自行车到处转悠，经常有所斩获，满载而归。有几个门脸固定的旧货店，名曰好希望（GOODWILL）。不带门面的则有教会的拍卖，以及当地居民在自家门口摆摊推销，即车库摊或搬家摊。价钱常在五毛、一块上下，比新东西便宜好多。 

我身边没有炊具，就到牛津街的旧货店花一块钱买了几个木碗，一大四小。这几个碗跟了我将近10 年，等我妻子来美以后，才把它们扔掉，我还有点舍不得。出国时没买西服，在旧货店一套成色尚新的灰色西服连同马甲，总共5 毛钱。于是我买了下来。穿了10 几年。我还花了5 分钱买了旧刮胡刀，用了几次，嘴边上长起小疙瘩。似乎不大干净，只好扔掉。  

教会的旧货摊十几米长连成一片，交上5 毛钱，领取一个超级市场的牛皮纸口袋，你可以任意挑选货物。直到装满为止，跟白送一样。以致有人买旧货成瘾，最后囤积了几个大纸箱子。或者回国时自己带走，或者通过海运寄出。旧货对我的吸引不是很大，只买了几件身边常用的物品，和几件衣服。每次有人回国，我托他们带给孩子的物品，都是从 Kmart 或Sears 商店买的。那里的东西相对便宜，但都是新的。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布莱克威尔德的二楼楼道走出去，准备跑步。迎面走过来几个同班同学，允内、迪克等。他们把我劫走，要我为他们做一顿中国饭。我在中国的时候，从来没有下过厨， 连剥葱切菜的活儿都没干过。到了美国，一个人开始单独生活，经济上又不大宽裕，只好自己动手做饭炒菜。由于大部分中国学生情况相似，几个人常在一起聚会，免得想家。我从地质系的韩德华与经济系的程家树那里也学了几手。可以做饭，炖肉，爆炒，吃起来自我感觉还不错。有一次切葱头时由于圆滚滚的形状不好把控，右手刀下，把左手的食指割了个口子，血流不止。因为受伤的部位是手指肚，没有止血药物，很长时间才愈合。尝到了独身生活的艰辛苦涩。  

这几个美国同学把我拉到Save Way 超级市场，肉、菜任我挑选。买好了足够七八个人吃的食物后，他们把我带到迪克和罗伯特的公寓。我在厨房掌勺，他们几个作辅助工作。有的洗菜，有的切肉，有的剥蒜，有的切姜。几乎是流水作业，大约有半个时辰，完成了七道菜，摆了满满的一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边吃一边说，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席间他们请我一起品尝了墨西哥白酒，铁蒺藜。这种酒用仙人掌制成，度数较高，但比二锅头要低。饮用前，先在左手虎口上抹一层盐末，用舌头舔净。然后，一小杯酒咕噜噜一饮而尽。我愿意和这些美国的年轻人在一起，一来消除寂寥，回到青年时代，二来还能向他们学习英语。头几年，大家在一起的机会很多，每年都有几次聚会。后来由于各自都在忙于论文，聚会就少了。饭后，我还参观了迪克在楼外一个小棚子里的酿酒间，尝到他们自己酿制的啤酒。 

    到了春季的第三学期，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结束，换成了统计力学，以郎道教课书的上册为蓝本，继续由魏公纳教授主讲。量子力学照旧，TA、RA 继续进行，我还在马丁•珀的小组工作。继续参与一个准备用于对撞点的顶点探测器，小型漂移室。设计师是小组里的高级工程师朗， 朗有60 岁左右，很有能力，人也随和。听说他当时的工资有5 万美元。 

图 558 聚餐会上，同学们围在一起，品尝王大厨的杰作。 

1982 年的春季学期结束后，我在帕洛阿托认识了住在爱默森大街1352 号 的美国老乡，高夫先生和夫人。 我从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公寓布莱克威尔德搬了出来，住到他们家里。他家离学校很近，骑自行车只有10 分钟的距离。他们的小白房里有3 个卧室。高夫夫妇住在大房间，另外的一个较大的房间住着两个中学生，一个来自中国大陆，一个来自南韩。小房间里住着来自南开大学的访问学者，固体物理学家潘士宏教授。 高夫先生把我安排到靠近厨房的饭厅。中间是一个大饭桌，旁边设了一个可折叠的单人床。平日里，大家用饭都在厨房的小饭桌旁，饭厅是属于我的。一旦有朋友到来，或者遇到节日，大家聚餐，我就把被子卷起，腾出空间供大家享用。一个月租金只有70 美元，比学校的公寓便宜一半以上。尽管人多杂乱，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理想的安身之处了。我每天晚上扒在大饭桌上看书，学习。 

在以后的一年多里，潘士宏教授成了我的良师益友。白天，他去电子工程系上班，我到物理系去上学。下班回家后，我们一起在厨房切菜做饭，虽然各人准备个人的，但是一起坐在小饭桌旁边吃边聊，相互欣赏着对方的杰作，比我一个人住在公寓的时候欢快多了。晚饭以后，我和他一起帮着房东到街上遛狗。老潘为人脾气好，说话时脸上常常挂着一丝微笑。 他比我要大上七八岁，但是和我相处时更像是年纪接近的兄弟，从不以长者自居。晚上，他在他的小房间里看书，我在我的饭厅里学习。每隔一个小时左右，或者是我敲了他的房门，或者是他来到我这里，然后一块到房子后边的小院子吸一支烟。在加利福尼亚晴朗的夜空下，休息交谈。有时谈物理，有时聊政治，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给生活添进了轻快的旋律。 

            图 559 房东高夫夫妇。                                                                                   

       图 60我在高夫家的小白房前。

          图 61 老潘和我在后院的合影 

星期六上午，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出去买菜。自行车前边有个铁丝编筐，基本上可以装下一个人一周需要的食品。我们常去的有两个商店，一个是棕树大街旁靠近跑马场东街的幸运（Lucky）市场，一个是距离较远，位于山景城的吉姆扣（Gemco）。有一次，我们到山景城去买东西，每人花一块钱买了个大西瓜。回来的路上，我的车胎被一种带刺的树果扎破。两个人只好下车，用手推着往回走去。半路，一个来美访问的中国学者看见我们的窘态，把我们带到他离此不远的住处，让我们喝水。他拿出修车胎的工具，熟练地补好。他一看表，已经11 点多，于是又煮了两碗方便面，让我俩吃完才走。一问才知道，他姓刘，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我和老潘，心里热乎乎地骑回家去，感谢来自祖国大陆的雷锋同志。 

老潘出身于书香门弟，父亲潘老先生早年在 MIT 获得博士学位，是科学院物理所的磁学专家。他和他的夫人同在南开大学任教。

他的夫人曾在南加州工作，完成任务后先期回国。老潘待人和蔼可亲，每当我邀请一帮同学到住所会餐的时候，他都饶有兴致地和大家一起拌馅包饺子。看得出来，他愿意和年轻人处在一起。我的那些同学也都把他当成朋友。他会做饭菜，我还向他学了几手，比如水熘肉片。炒菜前，锅里不放油，加入少量水，沸腾后，再把切好的肉片放到锅里，边炒边煮。等肉熟了再放进少量的蔬菜。有一次，老潘请来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斯潘瑟和林道两家人， 连同房东夫妇和几个电子工程系的研究生，围了满满的一桌，十分丰盛。吃饭时，我因为不认识这两个教授，没有说话。老潘饭后鼓励我，在美国要多和别人交流，要敢说，不能太拘束。对我日后帮助很大。 

   图 62老潘和我的同学在一起包饺子。由左至右，胡少平、韩德华、我、程家树、潘士宏、黄炳超。

有一次，我在美国同学的公寓里参加一个聚会，吃完饭后，在游泳池里投入到水球游戏 。玩得很痛快。晚上睡觉时，右肩膀疼痛万分，不能入睡。我去找老潘帮忙，他给了我一瓶风油精，让我涂抹在肩上。 果然，疼痛减少许多。当时我已经39 岁，肌体性能已经开始衰退，平日里缺乏运动大概也是一个原因。 

一个周末，电子工程系的同学余志平和吴克智要到旧金山东边的葡萄酒产地去参观，邀请老潘和我同往。我们坐着志平的汽车，一路高高兴兴，跨过金门大桥，欣赏着海湾怡人的风光。到了酒厂，以硕大的橡木酒桶为背景照了几张相，每人还免费地品尝了5 到6 种葡萄酒，过了个愉快的周末。 

  图 63老潘和我在酒厂合影。

1983 年的夏天，我准备回国探亲，需要买一些家用电器和礼物，老潘常和我一起出去采购，帮我出谋划策。那时斯坦福大学和UC 伯克利之间每天都有校车来往，我俩一起乘班车到小城伯克利的印度店去买东西。我买了一个立体声收录机和墨镜等物品，他也买些准备回国时带走的小件。我出国时制做了一套中山装，我想回国时精神一点，换身行头，于是花70 元买了套西服。为了搭配，老潘送给我一条淡红色的窄条领带，那是他父亲潘老爷子在MIT 读书时用过的。 

我探亲回来后，老潘的访问时间已到，回到南开大学。我一下子失去了一个好伙伴，好朋友。心里很不是滋味，好长时间才平息下来。我总觉得来日方长，以后还会再见到老潘，一起叙旧，回忆往事。我也常从网上查寻有关他的消息。遗憾的是，昨天（2011 年 8 月 24 日），我突然看到我经常思念的良师益友老潘，南开大学物理系主任， 已于 2010 年 10 月与世长辞。我顿时觉得无限的惆怅与哀伤，泪水充满了眼眶。我再也没有和他重新相聚的机会了。哀哉，痛哉！ 

 图 64  我穿上新西服，系上老潘给的领带，在前院照了张相。

   图 65 我在UC伯克利的留影，老潘为我照的。

30 年里，我总共回国 7 次，每次都是匆匆忙忙，有许多要看的人不能去看，有许多要找的人没有去找，总以为来日方长，今后还有机会。如今，去日苦多，我已年近70，比我年长的师友，甚至年纪相近的同学都已一个个地开始离去。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让人禁不住长嘘慨叹，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的一生有那么多美好的 经历，会遇到那么多亲人挚友。然而不管过去多么值得留恋，那也只会成为过去，不能重复。当人们怀念过去的时候，或许应当更加珍惜现在， 用你的双手把它多抓住一会儿吧。老潘走了，他留给我的温馨和友谊永存。 愿老潘地下安息。  

1982年7 月，朋友王聚文先生回国探亲，我托他带了500 美元现金给我母亲。聚文不负重托，先到银行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和侨汇卷。当时汇率为1 比1.6，总共换了900 多元。我母亲穷苦一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她41 岁才得到的这个儿子，总算没有白养，现在终于有了回报了。聚文带着他的一家和我的家人一起游览了天坛公园，照了不少像片。他很仔细，怕我妻子没见到钱不高兴，私下里对她说，这500 元只是克斌的一部分，他手里还有呢。算是一种安慰吧。不管怎么说，母亲一辈子茹苦含辛，应当让老人家先高兴。这才是作子女的本分。                        

图 66  1982年夏，聚文兄拍摄的照片，背景是天坛北门。由左至右，母亲、大儿子、姐姐、外甥女、小儿子和我的妻子。

除了中国朋友，我经常访问的就是那组绿色青年了。我和他们一起为橡树苗浇过水，一起参加过万圣节聚会，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是 1982 年 9 月初，他们为我找了一辆十速赛车，七八个人一起骑车翻山越岭，来到距离二十多英里外的圣格里高利海滩。爬坡时陡度变化很大，需要经常调节变速器。我没受过这种训练，蹬起来很吃力，一直落在后边。他们在我的身旁不断鼓劲，让我加油，还不时夸我骑得好。到了山顶（Skyline），在一个商店里稍事休息，喝了点水。然后开始下坡，直奔海滩。  

到了海滩大家围在一起，换上厚衣服，挡风御寒。一边喝饮料吃东西，一边欣赏蓝色的大海，聆听波涛的轰鸣。  

图 67我们在海滩上的留影，左 2 是组长戴维•奥硕姆。 

回来的路上，他们知道我有点吃不消，让爱瑞卡陪着我。她伸着拇指拦了一辆面包车。连车带人，一起放进汽车。司机把我俩带到山顶后，我们又骑上自己的车子。下山时坡度陡路又弯，得不断躲闪过往的汽车。赛车的车把很低，我紧张地猫着腰，像乌龟一样伸着脖子，一点不敢松懈。到了一马平川以后，我才出了口长气。 

到家后感到十分疲劳，至少两三天的时间，我觉着脖子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没法转动。这样的活动我只参加过一次，但有这么一次就已经够了，我还真受不了这种洋罪。感谢他们给了我一次体能测试的机会，我想应当是 60 分吧。 

那年暑期的主要任务是复习功课，准备九月份的综合考试，又称博士学位的资格考试。物理系发给我们5 年的试卷作为参考，如果把这些题目做好基本就会通过。考试的内容限于四大力学，即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经典力学和统计力学。资格考试通过后，我开始选择专业和导师。

按理我应当继续选择高能物理，但考虑到回国后出路太窄。因为在中国只有高能物理所一家可去，而学高能的同学很多。原子核物理在国内却有数家研究机构，如北京的原子能所、上海的核物理所以及兰州的近代物理所等。再说高能项目太大，探测器庞大复杂，几年的时间里也许只能学到其中的一小部分。相对而言，核物理实验规模虽小，但有机会获得更加全面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