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未晚（五）

 摘自克斌文选 《秋水长天》

1983 年 7 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乘坐中国民航的波音747，回到了阔别两年的故乡—北京，急切地想见到家里日日盼我的亲人，母亲、妻子、姐姐和两个儿子。然而在海关遇到了麻烦。我把买来的所有东西，手表、照相机、计算器、以及北京提货的大件单据都告诉了一个小警察。小警察仔细地审视着我填好的单子，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问道：“你从哪儿弄到这么多钱买东西？”我说：“我在外边挣的。”“你怎么挣的？”我说：“我当研究生挣的。” 

盘问了很长时间后，他说我得上税。这时，我急了一身汗，从玻璃窗外看到家人在焦急地等我出去。我打开箱子，让小警察一件一件地过目，看看哪样东西该上税。我的诚实与配合，打动了小警察的良心，他放话说你就捡两样最便宜的东西吧。我拿着两个小计算器跑去交了几块钱，然后慌慌张张地出了海关，见到前来接我的家人。忽然，被我感动的小警察又急忙出来找我，吓我一桃。原来慌乱之中，我忘记把提货单取回来。小警察把提货单递到我的手上。我表示十分感谢。他要是把货单扔到废纸篓里，就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 

到了金鱼池中街的简易楼，已经是夜里两点。我母亲像过年30 似地等我回来。小儿子脏兮兮地揉着刚睡不久的双眼，两只赤脚上涂着一层200 微米厚的黑泥。不管简易楼多么简陋，不管住处多么拥挤，不管天气何等酷热，它都是我的家。是我在美国天天想，夜夜盼的家。 

打开箱子，分发我花了五六个周末买来的礼物，给一家人带来了欣喜。 我看着 80 岁曾经把我抱大的老母亲，额头上又多了几条皱纹，头发几乎全是白色。可是人虽然消瘦，但精神矍铄。她见到离别两年的儿子，兴奋心情难于言表。遗憾的是老父亲已经在 5 年前去世。他吃了一辈子苦，退休后还得靠当小工、拉白菜来维持生计，供我读完高中。要是他还活着，看着他寄以希望的儿子留学回国，一定会老泪纵横，感慨万千。  

第二天上午，我骑车到台基厂的北京海关办理提货手续，把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大件物品一一带回家中。1983 年，在中国一下子能置上这么多大件的家庭为数不多，尤其是龙须沟这个穷人区，能有个黑白电视已经是稀罕物了。我母亲一下子见到这些东西，喜出望外。她从来没敢想过，美好的日子像做梦一样刚刚开始。下午我到大栅栏给母亲买了一块宝石花牌的手表。由于天热，妻子和我一起到花市大街买了一台摇头式立地电风扇，放到母亲住的大房间。一个曾经只有一个小收音机的穷家破业，今天鸟枪换炮了。我在美国省吃俭用，省下这些钱，派上大用场，给全家带来了欢乐。我的心里乐呵呵的，总算没白努力。用美元换成人民币，还会附带侨汇卷或外汇卷，用这些券可以买一些当时市场上紧俏的商品。 

我最不喜欢的事就是向别人借钱，最忍受不住的就是还欠别人的钱。出国前为了学英语，我向好友王志中借了 60 块钱，两年了，该还了。我到他在礼士路附近的住家，把钱交给了他。他执意不收，我说：“过去我没钱时没少吃你的，喝你的。现在有钱了，我必须要还给你，你帮了我大忙了。”志忠虽然与我不同班，但近若兄弟。后来，听说我得了肾衰竭，立即买了两本医学书送给我，叮嘱我不得大意。要我提前退休，回国治病。这样的好友，一个人一辈子只会遇上几个。                           

     图 74我和志忠（右）、北大历史系的张泉田（左）文革  时在香山的留影。

当时， 建国门附近有个友谊商店，进门时要凭护照，买东西要用外汇。我带大儿子去过一次。小儿子知道了，对我说：“爸爸，您也带我去高级高级。”我给他买了一听可口可乐，他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头，大概觉着味道不对。还是喝了。为了招待来访同学、朋友，我买了一箱可口可乐。还买了国内尚未普及的玉米油，听说玉米油胆固醇含量较低。 

我买了点心，带着礼物到南沙沟的高级公寓去看望了 80 多岁的导师赵忠尧先生。汇报了我在美国学习的体会。赵先生告诉我，他在20 年代末读研究生时，一年的奖学金是 1500 美元。到了80 年代，1500 美元还不到 3 个月的津贴。50 年里，通货膨胀400%多。我用新买的加农AE1 相机为老师照了相。老师拿出他珍藏的老式莱卡相机让我看，沉甸甸的像个铜疙瘩，算得上一件古董了。赵老师头发脱落不多，还是两年前的黑色。说话时手在不停地抖动，毕竟上了年纪。感谢老师收我为徒，指导了我三年的学业，还写了介绍信帮我申请学校。他在签字的后边挂上，PhD 1930， CalTech。 在美国也是老资格了。 

          图 75  老师和师母的合影。                                                       

当时能出国的人还是少数，我回去后会遇到不少朋友，因此准备了不少小礼物。比如计算器、墨镜、电子音乐磁带、电子表笔等。我去看望初中的班主任陈老师，给他带去一个得克萨斯（IT）生产的科学计算器。老师去了香港，我见到他的夫人徐老师。我的内弟让我带回一个加快轴，东西不贵，只需50 几块美元，但跑了好几个商店才买到。他把驱动轴装到自行车的后轮上，少了四根车条，原来中美自行车的制式不同。好在东西勉强能用。 

我的干姐夫在进修学院工作，需要个便携式的录音机，我给他带来了。我姐夫在我出国前要一块罗莱克斯手表，我在商店的橱窗见到了，最便宜的要3000 美元，相当于我半年的收入。老实说，买不起。我回来后给他380 元人民币，他自己买了一块欧米伽手表，还算满意。我的两个表哥、堂兄也都见到了礼物，他们为有我这位表弟而高兴。 

图 76来访好友在寒舍合影。前排中是孙传耀，右是孙永明。后排左为魏义祥，右为谭彩云老师。

七月的一个上午，我们全家到颐和园去游园。母亲在北京住了60 年，还从来没去过那里。母亲和孩子们坐出租车，我和我妻子年轻，乘公共汽车。到了颐和园，母亲坐在长廊边上，用刚带回来的望远镜朝四处瞭望。姐姐、妻子和孩子们租了一条脚踏船在昆明湖上游荡。一家人欢欢乐乐，度过了幸福的一天。 

回来的路上，我和妻子到全聚德后门去买烤鸭。一位售货小姐坐在凳子上跷着二郎腿，头也不抬，伸出右手掌跟我说：“21！” 我给了她42 块钱，买了两只，带回家去。我从全聚德门口来来往往不下几千次，从来都没正眼瞧过那个老字号。这倒不是因为我生性高傲，而是囊中羞涩，没那个资格。                    

  图 77姐姐（右后）、英（左后）和孩子们在脚踏船上。 

一个月后，我拿着斯坦福颁发的 IAP66 表格到秀水东街的美领馆办签证，很容易就被批了下来。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全家又送我到首都机场，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告别北京。又一次孤雁西飞，继续漫长的学业。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我把西服放进手提箱，穿着10 年前结婚时买的确良蓝制服和一双懒汉布鞋。通道口的一位大姐看我不顺眼，说我的提箱超过尺寸，不得带上飞机。我说我的家人已经离开，我来时提的就是这个箱子，没啥问题。大姐横竖也不答应，非让我去交行李费。我问了一下，要80 美元。可我的西服才值 70 美元，不合算。我知道这位大姐今天要跟我过不去了，连忙跑到机场外边，望着家人的身影，大声喊叫，大儿子赶回来把我的手提箱带回家去。进了飞机，那些老外的提包比我的要大许多，一个个都带进来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咱中国人只会欺负中国人，特别是对那些衣着土气的同胞。 

1981 年我出国时民航小姐取缔了我的头等舱位，给我一个下马威。今天这位看门大姐又无理刁难，借口阻止我登机，难道我做个中国人也是过错。没想到这次愉快的探亲却让这位大姐划了个扫兴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