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追究：香港人与普通话的纠结

香港人的心态实际上是被扭曲的。想想一百五十多年前，香港岛的村民们受到英国人的攻打与凌辱，他们是何等的仇恨英国人。然而，大清皇帝却把香港以及香港岛的全体臣民出卖给了英国，香港人不得不做了英国女皇的下等臣民。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说普通话的人能体味出来的辛酸苦辣。

再往深层次里追究一下“普通话”，就更令人难过。“普通话”是个“人造语言”。就像是人造革一样，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感觉上就是不舒服。它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经过近代与现代语言学家们的改造后形成的一种现代白话文的书面语言。尤其是经过北京广播学院的某些教授的加工后，普通话的发音更加直接响亮。普通话已经完全变成一种适合于播报的官式语言。

普通话的腔调实际上是很生硬的，缺少人情味。你看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就明白了，普通话不是一种适合于普通百姓日常交流的语言。在当今全国推行普通话的运动中，普通人学了普通话的发音，却丢了自己母语中的情感用语。所以，今天普通百姓说的普通话发音简单，声音响亮，词汇贫乏。换句话说就是，生硬、吵闹、无情。

如果再挖挖”北京话“的根源，就更加令人沮丧。受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影响，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隋文帝曾经想办法恢复汉文化以及纯正的汉语发音。但是到了元朝，北方地区的汉语几乎被彻底改变。到了清朝，满语被定为国语。虽然不能否定北京话仍然还是汉语，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语了。

其实，北京话也分几种，大致可分为官式语言与民间语言。你听听溥仪说话，一字一顿，拿腔作调。从满清官话的角度来说，溥仪说话可谓是字正腔圆，宛如公文朗读。可实际上，大清皇帝说话就像是在背书本学说话，跟京城百姓完全不同。北京老百姓说话，虽然其音调离传统汉语相去甚远，但仍然不失柔和多样。并且还保留了大量的土语俗语，这样的生活语言才生动丰富。毕竟，明成祖还带了大批的人过去。

民间听不懂满清官话曾经是个令清朝皇帝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在南方，问题就更加严重。摘录一段记载，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形：

       雍正上諭內閣曰：“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言語，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敷奏對揚，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為編氓，亦不能明悉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道，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徧為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習為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達矣。”

可见，广东人不懂、不通、不说“普通话”是由来已久的老顽固。

“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徧為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習為鄉音...”

想必，大清皇帝对广东人不懂、不通、不说“普通话”是何等的恼怒。

然而，香港被大清皇帝割给英国以后，香港人一直没有在近代与现代的普及普通话的运动中受到多少影响。1949年后，由于上海以及全国的很多艺术家们突然集中地移居香港，香港的文艺出现过短暂的国语潮。但是，这股国语潮流很快就过去了，粤语仍然是民间的主流语言。

香港回归说普通话的祖国后，香港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学会普通话。北京当局从清廷到人民政府也都深刻地认识到方言的顽固性，并不强求推行普通话。英语与粤语至今仍为香港的官方语言，这是对历史、对民俗的尊重。

我个人有点大汉族主义。对于历史上汉语一次又一次地被改变，更有点痛苦的情结。当然，我也明白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所以，我一直不愿提及汉语的悲惨遭遇。更何况，孙中山有大肚量，同意把北京话定为国语的发音基准。那么我们后人今天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是，我也必须要指出，今天的普通话并不是一个丰富多彩、悦耳动听、富有人情味的语言。它太硬，太假，太不自然了。我认为，应该允许几个地区保留传统的方言。比如，吴语，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等，都应该保护并且传承。

普通话不是不应该推广。问题是，应该推广什么样的普通话。像现在这个样子的普通话，不推广也罢。至少，在香港就不要推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