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朋友说的对，不过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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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刚上网时，有个“海峡网”，两岸和海外的同胞，谈论政事或家常，十分惬意，也多争吵。
也许是我当时还很幼稚吧，印象中那里的网友水平和素质都很高，常能让我增长见识、开阔思路和学习风度。
后来海峡网因资金和数据丢失的原因关闭了，我怅然若失。之后我只在小圈子的网站留连，这小鸟头像倒沿用至今，从没换过。
那时起就认识的一位网友，比我小几岁，如果刨去少不更事的年纪，到今天似乎都可以说一辈子认识了，至少是断断续续知道着他的人生轨迹。他很有才华又思想敏锐，开明不固执又有所坚持，似乎可以说很适合政治。他有使命感，或许也跟他父辈是“体制内”中人有关，他希望改良中国，或者说改良中共。
谁都知道再清醒的旁观也比不了参与进去有计划地做一些该做的、有益的事，但我遗传了父母对政治的厌恶而宁可旁观，他则遗传了父辈的使命感而在留学完后回国进入了“体制内”。
他曾是坚定而挥斥方遒的，有理想又面向实际的。也许我也把我的一点梦想寄托在他的身上。
几年间断断续续地网上相遇，他变得沉稳，也许视野更广，又似乎更严肃而少笑脸了。
最近的相遇，他婚姻美满，婴儿待产，有着初为人父的幸福喜悦，同时从个人前途的角度，似乎也还顺畅。可是对国家或者说对中共的前途，竟然也变得很绝望了，我不知为什么很难过。
如果说我是为国家难过，其实他并未说什么绝密信息，都是我们能看到，能分析推断的事，中国并没因他的讲述而显得更糟，我难过什么呢？
如果说我是为他难过，其实他过得不错，即使他当时留在英国不回去，未必有现在幸福和充实，他家庭幸福，与多数人一样，我难过什么呢？
他说“以前我一直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在于权力没有合法性，没有监督性。饶是再有革命精神的政党，在权力的腐蚀下也必然会变质。当时我认为，这种非法执政的退出机制，自然不能再用暴力革命的老套路，那样只会制造一个新的堕落政党，只有通过阶级党变成全民党，党性就是全民性，然后通过党内各派系的民主斗争实现政治民主化进程。而今进去了，却忽然发现，党性如何能够体现全民性？民粹主义的手段固然可以作为表象，但我们在利用党内大佬代言的同时，如何防止他的反噬？”
他现在反而觉得，从外向内的改良更值得期望一点。
仿佛一条路上的灯熄了，我觉得。
PS: 今天又看见韩寒直言：没希望工程
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个数据：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
真让人寒心。当这个政府、这个政党变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谁能从其中改良它，说服圈中人都认可竭泽而渔要不得呢？
补记（回帖时的想法，加在这里，也许过于悲观，非我所愿）：
其实我觉得中共总体上是在往规范化的好方向发展，但步调太慢，跟不上自身腐化惯性使社会承受力趋于枯竭的速度；如果想从内部加快调整力度，又会与自身多数既得利益者冲突。
我不知道几年内会不会恶化，或是以后会不会有转机而改善，我很不想说，当中共内部主动改良无法预期，那么按现在的腐化程度继续下去，群众运动是早晚的事，封口方式的“维稳”是不解决问题的。剩下的就是看中共下一步如何应对了，尽快切割既得利益者，还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缓慢改善，或是改善跟不上腐化惯性最后打“人民战争”。
如果人民的民主思想觉醒让中共内部广泛明白大势所趋而能理智对待严酷前景，也许能达到良性的妥协，有点像台湾训政结束，经历一阵民主乱象后民众再趋于成熟，也许算最好结果。
否则等物价、民生、拆迁、社会不公等导致的暴力抗争引起严重社会动荡之后，再来仓猝间在镇压与妥协间选择妥协，就可能是拉美化，是比较糟的结果。
更糟是象苏联那样，由“党内”高层贪够钱急于洗白的人，在群众运动中推波助澜，导致国家休克重来，代价极高，而且中国不象俄国可以卖石油复生。
最糟是镇压与革命相持，流血的动荡，不过愿意革命的人应该很少。但反复低烈度的造反也是王朝末年的惯例，这次的广州川人暴乱只算预演，也无非是政府不公和无信。
其实我觉得中共总体上是在往规范化的好方向发展，但步调太慢，跟不上自身腐化惯性使社会承受力趋于枯竭的速度；如果想从内部加快调整力度，又会与自身多数既得利益者冲突。
我不知道几年内会不会恶化，或是以后会不会有转机而改善，我很不想说，当中共内部主动改良无法预期，那么按现在的腐化程度继续下去，群众运动是早晚的事，封口方式的“维稳”是不解决问题的。剩下的就是看中共下一步如何应对了，尽快切割既得利益者，还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缓慢改善，或是改善跟不上腐化惯性最后打“人民战争”。
如果人民的民主思想觉醒让中共内部广泛明白大势所趋而能理智对待严酷前景，也许能达到良性的妥协，有点像台湾训政结束，经历一阵民主乱象后民众再趋于成熟，也许算最好结果。
否则等物价、民生、拆迁、社会不公等导致的暴力抗争引起严重社会动荡之后，再来仓猝间在镇压与妥协间选择妥协，就可能是拉美化，是比较糟的结果。
更糟是象苏联那样，由“党内”高层贪够钱急于洗白的人，在群众运动中推波助澜，导致国家休克重来，代价极高，而且中国不象俄国可以卖石油复生。
最糟是镇压与革命相持，流血的动荡，不过愿意革命的人应该很少。但反复低烈度的造反也是王朝末年的惯例，这次的广州川人暴乱只算预演，也无非是政府不公和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