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高低杠之恋

一春是我大学时的闺蜜，可是，大学毕业后，我把她丢了。心中那块伤疤不能碰，这么多年了，一碰还会痛。

一春和我一个宿舍。她住在我的斜对面的上铺。她的个子比我还要高一点，有一米七多。都是女生中的高头大马。一春走路有点外八字，黑黑的头发用两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皮筋梳成两个刷子，还永远是一个高，一个低。走起路来，两个刷子在耳边有节奏地使劲地甩。一春的家是个“母系”社会， 外婆，妈妈和她。她从来没有正式地谈到过爸爸，言谈话语中似乎她爸妈离婚了，有个弟弟在爸爸那边。与我们大多数女生不同的是，她很恋家， 每当心里有不痛快的事，像考试的成绩不理想啦，她就会气呼呼地收拾东西，然后甩搭着两个刷子摔门而去，我们都不用担心，知道她一准儿是回家了。

医学院的大课多，有时是三个班一块在大的阶梯教室上。晚自习也是在这样的教室里。但我们的实验课，见习和实习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所以一个小组的六七个人会走的很近。一春和我一组，我们性格不同，我是急性子，她则是火上房都不着急的慢性子。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急赤白脸地叫着，喊着，着急着；她总是像受了气还陪笑脸的小女生，“好了，好了，就来……”柔弱地应付着。我们一同上课，上实验，上自习，一同去食堂打饭，直到第三年的上半年，直觉告诉我，一春有情况了。突然间，一春不和我一同上自习了，每天回来的很晚。她脸上的兴奋和惶恐是我从来都不曾见过的。“我想跟你说一件事，你要替我保密啊。”她终于绷不住了。“说吧，怎么回事？”我看着她的眼睛。“他说，他喜欢我，想和我交朋友。”“谁？”“沙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差点没跳起来， 声音也高了八度。沙通是我们组的一个男生，人聪明，老实，个子不高，也就一米六五左右，在男生里算矮个儿。想着一春和比她矮半头的沙通，这不就是我们常常笑话的高低杠吗？我一气说出了无数个“不可能”。生活中太多的不可能，就是发生了。发生了，就成为了可能。一春和沙通的高低杠之恋很快就被歌颂为我们班最值得称颂的爱情故事，因为他们扛住了世俗的理念，顶住了你我俗人的讥笑。从此，一春再有什么不快，她不收拾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家了，她甩着两个刷子出去，半夜三更她还会回来。沙通义无反顾地代替了她的妈妈和外婆。

大学毕业不久，他们结婚了。然后，他们一同去了日本。尽管我们的联系少了，但只要我们都在北京我们会时不时地聚一聚。后来，沙通回到了北京，在一家大医院当了外科医生，他在日本学的东西也派上了用场。他在北京日本之间跑着， 累并幸福着。一春比过去独立了很多，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还记得一次她回北京， 来我的医院找我，她像看着一个怪物一样看着我，“你为什么还在这干？ 你一定要出去，一定。”我不开窍地看着她 “为什么？ 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心里有希望的时候，会觉得每天再累都值。因为，心里的目标似乎唾手可得。

上天就像安排好的一样， 我们的儿子和一春他们的儿子差10天先后来到了这个世界。我期盼着他们小哥俩也能成为好朋友。然而，自从一春有了儿子以后，她的消息就越来越少了。直到有一天，沙通来医院找我，手里拿着儿子的血样。他说，儿子患有癫痫，需要长期服用抗癫痫药。 血样是用来查药物血浓度，以便调节药量的。我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抗癫痫药会使孩子严重智障。我看着沙通，老同学加老朋友我们不用寒暄不用拐弯抹角，我们从来都是直截了当的。“再计划一个孩子吧。”我说。没等他插话，我接着说“第一，你们两个还年轻，再生一个生活还有希望。第二，给这个孩子一个小伴儿，将来有人照顾他。”“再说吧。”沙通的声音低的几乎听不清。“为什么？”我逼问着。“一春去了美国。”“啊？” 还记得，她上次来时那么坚定地说服我出国。可我没想到一春这么决绝。沙通没有带孩子去美国和一春相聚，个中原因不少，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有沙通喜欢的事业。病孩子跟着爷爷奶奶，或外婆，听说后来上了智障小学。自从一春去了美国，就与我们所有同学朋友失去了联系。像人间蒸发一样。从沙通那儿要来的一春的电话，从来就没有打通过。

看着沙通闪烁回避的眼神，我们越来越少在他面前提起一春了。我们同学聚会，沙通能不来就不来。来了，我们还和往日一样，谈笑风生，不谈孩子，不谈家。

天下有真爱吗？ 他们的爱曾经让不可能成为了可能，让人们调侃的高低杠之恋成为了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一段佳话。若干年后，就这么迷失了，丢了。

新年时去纽约，和儿子侄女走在中央公园里，看着走在我前面的一对情人，我有些恍惚。那背影太像一春了。儿子问我，看什么呢？我给他们讲了一春和沙通的故事。“叫住她， 叫住她呀！”侄女兴奋地说。我没有。我知道，一春不再是梳着两个刷子的小姑娘了。我宁愿相信，那段高低杠之恋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