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唐纳 ---吕恩

这是一张绝了版的照片。照片上四女三男，左起：王枫(王昆仑妹妹，吴茂荪夫人)、唐纳、敝人、钱辛波(新民报记者)、女画家郁风、夏衍、邓季惺(新民报老板)。摄相者吴茂荪(李济深先生秘书，曾任民革中央秘书长)，摄于1948年冬季，香港浅水湾海滨，暮色之中。

记得当时是夏衍同志请刚从上海来香港不久又要出国赴美的唐纳，在浅水湾大酒店大堂里喝午时茶。我们是约来作陪的，都是老朋友、老熟人。唐纳为人正派，头脑敏捷，工作勤奋，过了快20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和我的朋友无一幸免。这时我想到了这张照片。

“文革”后期，美其名曰发还抄家物资，还给我一箱破烂货。我在乱七八糟、残缺不全的纸堆里，忽然发现这张照片，它安然无恙，重新回到了我的手里。这使我想起“文革”中多次批斗和“提审”都没有涉及唐纳，是那些年轻的造反派不认识唐纳？是照片上光线暗淡，认不出来？还是我戴了太阳镜，以为是别人送给我的一张无关紧要的照片？

唐纳，大家都很熟悉，苏州人尤其知道他。当初一段风流事闹得沸沸扬扬。杭州六和塔前留下过三对电影明星集体结婚的倩影：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唐纳和蓝苹(以后的江青)。可惜这三对伉俪，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白头偕老。

抗日战争时期，唐纳在重庆《时事新报》工作，和夏衍、叶以群、郁风、冯亦代、邓季惺、陈铭德等报人来往甚密。日本投降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江青从延安秘密到重庆治牙，住在市郊红岩新村。此时她已是延安的“第一夫人”了，自不能轻举妄动，但她不甘寂寞，吵着闹着要找老朋友叙旧，并且指名要见唐纳。负责照料她的总理，当然不能同意，最后只允许她进城去枇杷山郁风家做客。郁风和江青30年代在上海一起从事救亡工作，还在同一剧社呆过，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她们这次会见完全是秘密的，我也是在“文革”后才听郁风讲起。

唐纳听说江青要找他后，机智地找出那件蓝苹和他结婚时穿的旗袍，请郁风转交，称蓝苹为江青女士，以示过去的一切瓜葛彻底斩断。这就是唐纳的过人之处。

我是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在上海，由郁风而认识唐纳的。那时，大批文化人复员回上海，唐纳在《文汇报》当副总编。

“文革”期间，我被专政，编入劳改大军。一天，我拉了板车运砖，走街串巷，发现一张小报上有唐纳的消息。“唐纳在法国巴黎开餐馆，室内招贴前妻的明星照片招揽顾客，罪该万死！”我立刻记起一本经典著作上的名言(大意)：当资本家能获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润时，宁愿上断头台。唐纳开饭馆当老板，自然是资本家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染缸里浸了几十年，以此推理，他当然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真是罪责难逃。

不过，我总算知道了唐纳的近况，他躲避了这场灾难。十年浩劫，虽比八年抗战还长，终究乌云散尽，换来了晴朗的天空。劫后重逢，老友们的谈话内容丰富多彩，自然也要谈到唐纳。唐纳确实在巴黎和一位陈女士结了婚，经营一家餐馆。他在粉碎“四人帮”后曾两次回国，第一次见到赵丹，第二次见过夏衍、郁风等人。80年代后期，吴作人、郁风访问法国到了巴黎，唐纳专程约了郁风去了他的餐厅，介绍了他的夫人。餐厅很雅，充满文化气息。谈到“文革”中对他的传闻时，唐纳平静地对郁风说：“你是我的老朋友，相信我唐纳再穷也不会去做有伤自己人格，并且有伤国体的事；再说我一人只身赴美，走时匆匆，哪会带她的照片？真是无稽之谈！”

唐纳已经谢世了，要全面地认识他，不是我力所能及，我只是从一张照片想起，说说我知道的一鳞半爪而已。

　　摘自《老照片》吕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