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海归萧光琰一家之死

　　1950年，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的萧光琰博士为了报效祖国， 几经周折通过转道香港，从美国回到中国，带回大量的科技资料。他被安排到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他拼命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出了不少科研成果。 他回国后一直从事“页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机理研究”和“电子酸性催化剂研究”，在应用基础理论方面，都有了进展和突破。五十年代的中国，在这方面还 处于空白状态。
　　　　
　　正当萧光琰刻苦钻研，努力奉献的时候，十年浩劫开始了。这个从不过问政治，也不多说一句话的科学家，竟然也逃不过劫难。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晚九时，萧光琰被“专政队”抓进“牛棚”。同时，抄收萧家一切值钱的财物。
　　　　
　　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开始了。“萧光琰，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啥回来?”对这样的问题，萧光琰当然对这些人说不清。可是，“专政队”对他的待遇已不再只是怀疑和控制，而是用“三角带”特制的刑具猛力抽打，他只能用惨叫来应合人们的嘲骂了。
　　　　
　　“专政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屎”。因为旅大人把“白”念成和“博”同音，于是当年的博士终于演化成为“白屎”，任人践踏。他在斥骂声中，被迫写下了二十六份“交待材料”。当然，每交上一份得到的是一阵斥责，以至“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的威吓。
　　　　
　 　十二月十日晚，又是一次严厉的“审讯”和更凶暴无情的皮鞭抽打。十一日晨，当“专政队员”厉声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再也不会爬起来，他死了， 带着满身的伤痕，他刚刚四十八岁。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然而毫无人性可言的“专政队”却认定：反革命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伟大胜利，并贴出了“特大喜讯”，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当天下午，萧光琰的妻子，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 改造的美籍华人甄素辉被拉到化学物理所，向她严肃地宣布：“反革命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没有哭，只是向丈夫的尸体看了一眼，请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甄素辉的请求真的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
　　　　
　 　萧光琰十五岁的女儿小络连在父母被揪斗后，在嘲骂、追打中过着痛苦的孤独生活。人们无从知道甄素辉母女相见的情景。直到十二月十四日，一直不见这家人的 任何动静，敲门也不应。把门弄开，看到的是：母女双双躺在床上，母亲紧紧地搂着女儿，她们早巳停止了呼吸，为了免遭凌辱和折磨，母女俩选择有尊严地死去， 她们随萧光琰一同而去！
　　　　
　　三天之内，死了全家，这成为“专政队”和一些人的“辉煌战果”。他们向上级报功，被认为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大收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们得到了上级的重视，不久，就成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把他们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萧光琰一家三口，相继自杀身亡。当时，对萧光琰夫妇，人们当然不敢说一句表示怜悯的话，但是对小络连，邻居们都忍不住地一洒同情之泪。这孩子实在招人喜 欢，她热情，聪明，美丽而健康，十五岁的孩子就长得像成年人的身材，而且特别爱学习，念小学的时候，就自己装半导体收音机……在死的前一天，她把自己的照 片郑重地赠给要好的小朋友“留作永久的纪念”，在历经屈辱、折磨以至行将结束这幼小的生命之时，她还有着多么强烈的生之留恋啊！
　　　　
　　萧光琰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他曾怀着怎样的热情踏上这片土地，又怀着怎样的绝望无声离去！萧光琰一家的骨灰被洒向大海，骨灰顺着太平洋，漂流到大洋彼岸，他们一家又看见了她，她屹立在海岸边，手中高举自由的灯火。
　　
　　
　　萧光琰的最后时光
　　
　　摘自《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作者：白介夫（北京市前副市长、北京市政协第六届、第七届主席）
　　　　
　　走向深渊
　　　　
　　根据我对萧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围人陆陆续续的述说，他生活的最后片断，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闪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萧光琰像当时中国无数的臭老九一样，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样，挤进其他几家人。住进来的人要共用厨房、厕所。这对很习惯保护隐私的萧光琰来讲，是太不习惯了，突然，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这时候几家人挤在一个厨房，常常没有空间轮上他们做饭。在外面挨了批斗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几块饼干。周围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对他们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谁也不敢理他们，冷眼和歧视包围着他们。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以及过去那些对他生活作风、工作作风的批判已经太不够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个最专制同时也是最自由的空间，只要你出 身好，或暂时属于“革命群众”，那你就可以发挥自己最丰富的想像力去臆测别人的心理，去给别人扣帽子。所里的大字报又再次推断萧光琰回中国是想当特务。
　　　　
　 　尽管萧光琰想努力适应中国的环境，到头来还只能当个反面教员。他回中国以后除了给哥哥写写信，从没和其他在国外的人来往过，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特务。至 于其它问题，其实大多是学术问题，因为接受了一套美国实验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国不适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参与政治，与人无争，与世无 争，哪里有能力去反党。
　　　　
　　文革开始时，萧光琰还能承受。起码他每天还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国，文革开始时她只有十四岁，当时学校里开始把同学分成“黑五类，红五类”，她当然属于“黑五类”，压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压力。
　　　　
　　萧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况起变化。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他们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势愈加恶化。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工宣队进驻了大连化学物理所。萧光琰意识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机。
　　
　　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派人把萧光琰抓进“牛棚”，与其他牛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时，抄了萧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其中包括甄素辉父亲给她留下的家传的戒指（有人说是孙中山送给她家的）。
　　　　
　　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萧光琰特殊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赖他的家，突然进了专政队，离开了夫人，离开了女儿，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当时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其实是“打击一小撮，吓倒一大片。”大多数群众是顺应潮流的，也形成一种可怕的力量。
　　　　
　　从萧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反革命信息，为了扩大战果，有人开始动武，认为这样才可能让他彻底交待问题。每天拳打脚踢，甚至用“三角带”这种特制的刑具来鞭打。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周而复始：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
　　　　
　　萧光琰不断地写检查，写揭发材料，回答他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写出来的东西不能让工宣队满意，他们需要的是有轰动效果的揭发材料。他们逼他一遍遍地写。
　　　　
　　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在经历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之后，心如死灰。刚归国的时候受到怀疑，五年，十年还在怀疑，回国服务快二十年了，还在怀疑。他面对着一个他无法理解、也无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队又对萧光琰进行体罚。他精神特别坏，喃喃自语：“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定反复想过自己的出路， 寻找过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连累家人，不想辜负甄素辉的感情，更不想对不起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留下，让他们更容易划清界 限。这几乎是文革中自杀的人的共同特点，要么不留遗嘱，要么留遗嘱把自己大骂一顿，为的是不牵连家人。
　　　　
　　12月11日晨，当专政队员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终于不必再爬起来，面对这个丑恶的世界了。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他走了，带着满身的伤痕。他刚刚四十八岁。
　　　　
　　工宣队同时宣布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工宣队的人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科学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他们确实取得了伟大成果。由大连化学物理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并命名编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一)特 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株连所及达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以至给萧博士打过针的护士。当然， 他们说这是“清队的重大收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样政策攻心，棍棒启口，硬是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所以，“三○一”一案实 质上毫无结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恶的是，“专政队”的暴徒及其幕后指使人的功劳却不减。大连化学物理所已经得到上级的重视，不久，他们就成为毛远新亲自抓 的典型，作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活样板，把他们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九泉相会
　　　　
　　在萧光琰已经长眠不醒时，甄素辉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严肃地宣布：“反革命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异常安静。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她的请求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十四岁的洛洛就开始孤身一人，无人照料。
　　　　
　 　甄素辉天性柔弱，却善解人意，在萧光琰心情恶劣时，她总是轻声细语地给他安慰。她外圆内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则，做人的原则。萧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辉永 远站在他身边。可是萧光琰悄悄地走了，没留下一句话。出于母亲的本能，甄素辉不能不想，如果她随萧光琰走，洛洛怎么办？洛洛没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样为自己 负责，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辉一定和女儿进行过一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生死抉择。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了同 学，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永久的纪念。看来她对一切是有准备的。
　　甄素辉和洛洛一起包了饺子，一起吃了饺子。几天后，当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地相拥，凄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多少年来洛洛可爱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动，无法忘却的可爱、弱小与无辜！刚刚十五岁，正值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花样年华。我也一直想为什么甄素辉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唯一的解释是她心中充满太深切的爱与太彻底的绝望！
　　　　
　 　我不能说萧光琰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但我可以说，我自己，我周围的很多人，愧对萧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对萧光琰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对我们的信任。他曾 怀着怎样的热情踏上这片土地，又怀着怎样的绝望无声离去？历尽凄风苦雨之后，他的一家竟选择了这样的方法驶进人生避风的港湾，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愧对萧光琰的亲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萧光琰的哥哥萧光灏从美国回到中国，他要求和我见面。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见我呢？萧光琰去世时，我离开大化所已经三年多了。 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应该比我大几岁，但看上去挺年轻。他一下失去几个亲人，却仍不失其温和善良。见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心中涌起的全 部是难过和惭愧。
　　　　
　　萧光灏话还没开始，已是老泪纵横。
　　　　
　　他说他很后悔，那时候萧光琰多次写信想见见 他，来中国也可以，到香港见面也可以，他对中国的一些情况也有所闻，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没回来。总以为都还年轻，将来见面的机会很多。实在没想到此 生不能再见。每当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没有尽到当哥哥的责任，萧光琰一定是有难处才多次写信想见他。可萧光琰在信里从没讲过他的真实处境。他怪罪自己为什么 就没早一点儿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美国也有报道，那时能设想萧光琰的处境，可已经无法联系，现在来了，可是太晚了！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了。
　　　　
　 　萧光灏说他很早以前就从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萧光琰关系很好，给了他很多关照和帮助，他这次来一个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过的环境，看看他们走过的街 道，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做点生者还能为他们做的事；另外就是想来看看萧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点谢意。他说萧光琰在回中国这段时间里，除了家庭之外，总还尝 到了一些人间温暖。
　　　　
　　不是指责，不是声讨和愤怒，而是感谢，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其实很多批判打击萧光琰的运动都是我领导的。虽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毕竟有一份我的责任。听到这里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我很想说“对不起”。
　　　　
　 　我不记得当时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自己历经劫难，刚刚在走上坡路，还心有余悸。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 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我不想去说空话大话，也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那种惶惑和尴尬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听说他来中国还有一件事，就是想找 到当时孙中山送的那个戒指，对他来讲，这个戒指有太多的纪念意义。后来调查，这个戒指被当时抄萧光琰家的人卖了，最后也没有找到。
　　　　
　 　现在的中国我以为可以讲真话了，可是与萧光灏天各一方，也许我们永远失去了交谈的机会。我已经八十多岁，一直坚持打网球，挥拍之间，我常常想到萧光琰， 想到他说要练好基本功，想到我们曾经的友谊。到现在我也打听不到萧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里。这样一个和睦的家，以这样惨烈的形式写下了这样的悲剧，是我们民 族的不幸。那个荒诞的岁月的形成，应该反省的不仅仅是上层领导，也包括我们基层领导。每一层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份责任。萧光灏也快九十岁了，我希望他 能知道，我们没有忘记萧光琰，没有忘记这个充满爱国热情的科学家的毅然选择，没有忘记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没有忘记我们给他造成的致命伤害。
　　　　
　　历史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期盼“萧光琰”式的家庭悲剧不以任何方式再现。我们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不靠英雄人物来扭转乾坤，使这个国家即使有错误，也行而不远。我们也要完善我们的文化，增强其包容性，容纳不同的习俗及思维方式。
　　　　
　　不能从苦难中汲取教训的民族，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白介夫：我年事已高，记忆会有很多的不准确和疏漏，可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去找人核实。若有当事人了解更详细、准确的情况，我希望本文有机会得到补充和修 改。文章大概成稿后，让女儿去大连，找当年与萧光琰共事的人核实和补充了一些情况，他们是陈庆道、李文钊、刘宗海、陈怡萱。另外关力、刘秋荣、杨海平对本 文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