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西游何时还

问君西游何时还

（比利时    杨明）

东渡西游，自古有之。所谓东渡是指去一衣带水，一带可航的扶桑日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渊远流长。古代的时候，去一个岛国只有依靠船舶，遇到狂风巨浪，赴日之旅便不那么简单，像唐代的鉴真和尚东渡，多次难以成行，直至双目失明才如愿以偿，今扬州供养鉴真的庙宇偏偏以大明寺命名令人唏嘘感叹。后来往返于中国的人士不计其数，但是同样对亚洲的印尼、台湾诸岛感兴趣的荷兰人，远没有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那样顺利，荷兰人最终没有攻打日本成功。后来日本开放海禁富国强兵，中日甲午战争一战，满清海军溃不成军。后来就有孙中山、蒋介石甚至周恩来这些人物去日本留学，他们西归之后，在现存中国政治舞台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中国的改变发挥了作用。其中如孙中山、周恩来者，还有去欧美游历的经验。

去欧美也就是去了西方，但是西方取经在古代的中国仅仅是指西域，也就是唐诗所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去阳光无故人的甘肃敦煌以外。那时，像玄奘这样的和尚，餐风露宿，长途跋涉，去中亚南亚一带取经，可谓历尽艰险，不仅带回和翻译了大量佛经经典，还写下重要的著名《大唐西域记》唐僧去西方取经，可歌可泣，立志取回真经的玄奘并没有因为迷恋沉浸于西方佛教文化而不归，他研究掌握通晓了佛典的语言和道理，就满载而归，对传播佛教思想，宏扬佛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唐代的旅行，长途跋涉要靠僧人的行走和马匹以及楫舟。

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可谓浩浩荡荡，应当和今天的豪华游轮一样威武雄壮，他们去了非洲的肯尼亚，还带回了长颈鹿，但那时中国人没有滞留不归的海带，因为夷蛮之地，远没有封建经济发达的华夏城市生活。那时的手工艺者也不知道非洲的地下埋了金矿和钻石矿藏，到了中国人被当做猪仔一样贩卖到大西洋的另一头和太平洋的旧金山，从而也加入筑路淘金的热潮，已是清代的事情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华人被运往法国马赛港，中国的满清王朝也已经垮台了。被送往欧洲的这批贱民，不像清王朝驻巴黎伦敦还有布鲁塞尔的公使外交大员那样峨冠博带气宇轩昂，他们被迫挖战壕，做苦工行苦役，备受压迫煎熬，战后一部分归国，一部分留在欧洲。留在法国或去了德国、荷兰、比利时的年轻华人也结婚生子繁衍后代，一代又一代在海外打拼奋斗，形成了特有的华人社会，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子承父业，开餐馆，卖瓷器珠宝或替洋人打工，少有在政界抛头露面，东方人含蓄内敛的性格，使他们不愿意惹是生非管闲事，所以后来即使成了腰缠万贯的老板和华商，还是不动声色，不事张扬。

然而二十年代以后勤工俭学的那批中国人多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除了学习各类科学知识，也有受苏俄和第三国际安排影响的投身于政治活动的人物，其中像邓小平，曾在         工厂做工，半工半读，和他一块儿在巴黎的同伴，后来留在法国，也只是开了餐馆，等到邓小平重访法国时，人事苍桑，今非昔比，二个人的境遇有若天壤之别了。邓小平后来在勤工俭学时，参加了各种政治活动，途经苏联。归国成了个人的抱负和理想，这与同样有过曾被迫在海外考察游历的另一类人物如杨虎城者，命运完全不同，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以后，为蒋所逼，让他到欧洲游历考察，实际上是变相流放。杨虎城滞留海外过于寂寞，又心怀救国救民的志向，毅然返国，最终却被蒋介石拘禁丧失自由。杨虎城自然想像不到后来发生在张学良身上的一切，张学良虽然长期丧失自由，却并没有死于非命，虽然高寿九十余，却不得不滞居夏威夷，有国不能还，终于海外。张学良一生只做了一件轰轰烈烈震惊中外的事情，就是捉蒋抗日，至于陪伴蒋介石后半生的宋美玲，最后也不得不富居纽约，百余岁而客死西方。这是她个人的选择，也许出于无奈，好在宋美玲金钱无数，身边又有亲近者，远不像下层的文人张爱玲那样悲惨。

来到西方的中国人，究竟是个人动机还是生活环境使然，使他们的命运囧然不同，实在可以探究。当年，曾经为倾廷袁世凯北洋政府以及蒋介石职务的职业外交馆顾维钧，在其回忆录第一卷中提到他在哥仑比亚大学的导师催促他提前结束博士论文编撰回国应命加入袁世凯幕僚工作，美国人当然知道他的使用价值，他急急忙忙答辨而获取学位专程归国，为袁世凯效命，后来又为蒋介石出使联合国，一生多彩多姿而终于海外。

但是并不是留学海外的人都滞留在海外，虽然八十年代至今派往西方的中国学子的大多数还在国外，他们应当有机会在各个层面发挥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力。

当年留学美国的钱学森，师从冯卡伦研究空气动力学，研制导弹飞机的工程学。回中国时却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他是在比利时的蒋百里小女儿，也就是钱学森太太蒋英的妹妹蒋华的帮助下，由中国方面的干预而最终从西方归国的，钱氏回国是研究制造导弹和后来回国的杨振宁完全不一样，杨振宁
主要的成就是和李政道在美国理论物理学         研究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并双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归国时年事已高，做不了什么大事了。

现在学成回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几乎年年月月都有，这不仅对于每一个人个人的选择是重要的。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相应领域的改变也是重要的。中国的开放应当是全方位的，不仅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在国家管理方面，亦应如此，所有海外精英和饱学之士都应当有机会改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