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当中一条注释的准确性问题

　　　　　　　　　　　　　　　　·杨　明·

邓小平文选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必读书。十年前，在布鲁塞尔工作的一个熟人寄给我一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有时间我就翻阅，比看法文版笛卡尔全集和英文原版的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还仔细，黄皮简装本文选已经被翻烂。

邓小平一生起伏跌拓，是个魅力十足的人物。他的讲话深思熟虑，言之有物。过去和现在，国际政界人士对邓小平赞誉者多于批评者。我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会议上与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见过面，谈到邓小平，他的评价甚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百一十九篇讲话是经过邓小平本人审阅编辑整理的。文选后的注释应当是编辑委员会的手笔，一九九三年九月出版时，邓小平理所应当知道注释内容。邓小平当年办报被誉为油印博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第三卷的注释一共一百五十八条。其中第一百一十条注释如下：

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一九八零年九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致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这条注释所说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所用主语不仅不合乎语法和逻辑，更与事实相违。道理很简单，四人帮另加毛远新不会同意被捕，当时他们都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

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女）、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女）、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政治局一词是外来语汇，古代汉语中有局中人的说法，但此处政治局的局字原意为写字台，演化为办公室的意思。正如银行一词最初在意大利语中是凳子的意思。强调这些不是咬文嚼字，而是要说明问题的症结。政治局一词不是名正言顺与合法的依据，最后的话语权在人民和历史手中。

政治局作出的决定未必就是正确的，甚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作出的决定也未必就是正确的。政治局可以作出正确决定，也可以作出错误决定。文字上冠以政治局决定体现不出微言大义，没有实际意义，要事实求是。党章规定了政治局的作用和行使权限以及作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党员违规犯法的处理程序。九大十大，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央全会的错误决定继续批邓都是例子。

九大报告就是揪打报告，政治局讨论一致通过，但这是一份迫害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是林彪、江青罗织罪名典型的封建法西斯文件。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林彪报告说，“九大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硬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判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诬陷。另外，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

但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粉碎“四人帮”行动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在极端秘密计划和运作下，轻而易举实现的。当然事件发生后是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的，因为老百姓早已经忍无可忍。

四人帮民心丧尽，完全没有军方的支持，他们手里控制的只有几张法西斯宣传用的报纸。

粉碎四人帮是非常时期非常情况下的非常决策和果断行动，四人帮倒行逆施为虎作伥，天怨人怒，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毛泽东生前，汪东兴叶剑英华国锋投鼠忌器，碍于情面不好做什么。

邓小平与江青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的复出曾给老百姓带来一丝希望，最后还是再次被整下台，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是邓小平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也使全中国人民陷入灾难。

被卷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多数人，是上当受骗，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家破人亡人死政息是那些年代党内路线斗争文化传统。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是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就很难抵制毛泽东提出的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那时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 ”的名义，乘机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在不同的会议上对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毛泽东一直器重张春桥则是为了利用他演绎构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理论。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一九七六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拥护邓小平的，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是由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而两个凡是华国锋自欺欺人的东西，他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这种愚民的个人崇拜是为了达到长期独裁的目的。

被冠以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在捕捉四人帮的决策上是英明过一次的，不过那是一次生死搏斗，在四人帮加快抢班夺权步伐时先下手为强。后来政治局继续批邓则大错特错。毛泽东没有给华国锋留下捉拿江青的锦囊妙计。毛泽东一直对江青苦口婆心，也并没有把她置于死地的打算。开钢铁公司帽子公司江青是老板娘。江青说她是毛泽东的一只狗，这是准确形像的概括。毛泽东预言警告说他死后江青要出问题的。

毛泽东的生前死后，形势完全不同了。平衡关系不存在了。毛泽东生前四人帮不会把华国锋怎么样，叶剑英汪东兴也不会动四人帮，尽管叶剑英说过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话。

上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条注释所说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的说法其实来自于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历史若干决议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又来自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以后人民日报的报道和新华社发的官方消息，是经过认真讨论和字斟句酌的。即使如此，也免不了语病和与逻辑事实相违背的准确性问题。

□　寄自比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