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为什么说季羡林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真正的国学大师？

　　　　　　　　　　　　　　　　·杨　明·

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汤一介先生对记者说：除季羡林先生外，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国学大师。

在归结原因时，汤先生指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传统文化没有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不仅没有重视，反而还有破坏。这当然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批判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有关，特别是到了“文革”前后，这种破坏更加严重，集中表现在对经典的大讨论、大批判。

汤先生明确地指出，这些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大家普遍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疑，所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时候成长起来的学者，没有一个国学大师，并且还谦虚地说：“我自己更不算。”

在这里汤一介并没有说明季羡林为什么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真正的国学大师,而季羡林老先生本人在《病榻杂记》中已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可以说实事求是自知之明。

季羡林先生说，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

2005年8月5日“国学网”学人简介说,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从上面简介看来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和国学无直接关系。

根据新闻报道8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的96岁寿辰。下午4时30分左右，温家宝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为他祝寿。这已是温家宝2003年以来第四次看望这位精通多种语言的翻译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翻译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可以说是比较准确实事求是的说法。

□　寄自比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