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萨特

　　　　　　　　　　　　　　　　·杨　明·

　　打开任何一本关于萨特的著作都可能看到这张照片，萨特在拍摄这张照片时，极力让左眼向左看，因而残疾的右眼瞳孔可以处于中间，不然的话，正视前方时，左眼瞳孔处于中间，右眼瞳孔处于眼的右角，而中间是一片空白。就这点缺陷。其实他是个英俊的男子。萨特在讨好引诱女孩子时，滔滔不绝，用广博的学识吸引对方；但他在德国学习时，面对德国女孩儿却无计可施，因为他不太懂德语，无法达到挥洒自如的程度。夜莺在歌唱，歌喉清丽，孔雀开屏，舞姿优美，熊傻子拔树，力大无比，显示殷勤，雄性的海狮互相殴斗，头破血流，为了争雄；萨特的外祖父是教德语的教师，出生在法德之间的阿尔萨斯，但萨特却不怎么懂德语。他对自己的丑陋十分自卑；直到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子问她：你到底为什么爱我？你善于谈吐，她回答。如果我要更丑陋呢？那你就要一整夜说话，她又回答。

　　萨特小时看了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百思不解，而这小说是讲十八世纪法国外省通奸的故事。萨特在这一点上倒和他的朋友毕加索相似，引诱了众多女子，拥有她们。不同的是，毕加索有不少儿女子孙后代，但萨特却一个子女也没有，收养的女子居然也曾是他的情妇；他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奇丑无比：他的朋友是斗眼，两个瞳孔向内挤，他的女朋友嘲笑他一个眼珠挤压另一个，互相嫉恨，他自己倒能正视这个问题；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画儿，一个女人眼睛也是萨特这种毛病。那画儿卖出天价。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说，任何生命的历史都是一种挫败；他小时偷钱，又撒谎，每天晚上，其母将包挂在客厅的衣架上；几个星期中，每天晚上他都溜进客厅拿几个法郎硬币，有一次甚至是纸币。有一天晚上天很冷，他被他妈妈逮住，口袋里的硬币叮当作响。他解释说，是为了和卡尔迪诺开玩笑，他提到班里他最恨的同学的名字，他妈命令他明天把那个同学带来。他和同学说，如果和他圆谎，奖他十个法郎。但后来卡尔迪诺把４０法郎攫为己有，买了一个手电筒。卡尔迪诺母得知，此事终于露馅，彻底败露。

　　但偷情萨特却没有撒谎，和黑女人，也公开和别人说，他念大学时，男同学去酒吧，找女人，他也随去。

　　萨特年轻时有伟大的抱负和雄心壮志，想同时成为斯汤达和斯宾诺沙，也就是同时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哲学家，经过一生奋斗，最终他成为他那个年代法国知识界的著名人物，但是他的小说很少有人阅读，尽管大家都知道他写了几本有名的小说和一些剧本，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是著名的，但他不是第一流的大哲学家，而是哲学史上次一流的重要哲学家。萨特拒绝诺贝尔奖，原因是他坚持拒绝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但是后来后不后悔呢？当他晚年体衰身残多病，金钱自然就成了问题，而且一直有人希望得到他在金钱方面的资助，这就成了经济负担。拒绝诺贝尔奖本身的效应是使全世界知识界和法国人感到他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不同凡响。客观上产生了巨大广告效应，等于付了一笔广告费。但那时他还在壮年，有稿费，有固定收入，而不是晚年的情形。他晚年眼睛几近失明，看不清他写的东西，因而也不能修改，由人建议其它方法，例如他有一台带式录音机，他觉得不方便，或者是他自己太急，或者是录音机制造得不精巧，写福楼拜时，眼睛视力已弱。

　　多少年来，他的晚辈朋友约翰？格拉塞不敢肯定萨特的哪只眼睛可以看到他，许多人，包括萨特的养女都说他温文尔雅，从不发脾气，可是他的晚辈朋友不止一次看到他怒不可遏，哲学家也是常人，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一生用“您”这一礼貌语相称，但是经常的外遇和艳遇，却是他要的特权和自由。

　　自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为本质提供可能。存在主义哲学又强调人的异化，用异化理论表述自己的社会历史观，并把它置于匮乏的前提之下。

　　萨特曾经公开支持日本左派在六十年代参与巴勒斯坦武装在特拉维夫机场恐怖袭击旅客，认为是国际合作行动。但是很多人批评他的立场，他自己后来也觉得不妥。

　　萨特一九五五年访问中国，上了天安门城楼，被看作是法国的代表代表法国，而实际上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有人指责他支持红卫兵，但文化大革命是他上了天安门城楼十年以后的事情。

　　萨特一生勤奋写作，很多时间是在咖啡馆写作中度过的，他写的重要哲学著作，一本是《存在与虚无》，另一本是《辨证理性批判》。他企图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撮合马克思主义，但是书斋里的他过于天真，继承尼采和德国现象主义以及存在主义哲学，萨特的哲学是知识分子的哲学，他也热衷谈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哲学家总是试图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马克思看到的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人遭受残酷剥削的现实，也了解巴黎公社起义失败被残杀的惨状，因而提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不可能预料和看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和严重后果，而萨特看到的只是表象，因而不可能开出任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空谈自由的价值不是针对民众的生活哲学，因而不具普世价值。这些哲学家都没有想到到了二十和二十一世纪，实用主义哲学回潮和重新抬头。

　　萨特痛恶资产阶级老爷式的生活，但他沉醉与迷恋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访问苏联，但却没有将全部真实情况告诉外界。对中国的访问也是走马观花，不可能对未来发展走向作出正确评估。

　　从一九七三年起，萨特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他的好眼失明，步履艰难，记忆衰退，他的左右都想拥有和利用他。他的体力不支，需要帮助，所有帮助他的人都要他付出代价，使他们富有或出名，他们把自己的文字当作萨特的想法，让他签字。

　　萨特自己说过：我的一生不过是一场游戏，有时过分讲究，有时品味低劣，但的确是一场游戏。他还说，无论什么人物，在走向生命之旅的尽头时，都最终只能证明一生的挫败。

□　寄自比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