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老矣，尚能贩否？

　　　　　　　　　　　　　　　　·杨　明·

　　曾被打成右派作家的王蒙一九三四年十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南皮龙堂村。正规学校只读到高中。

　　王蒙大半生从事写作，发表长篇小说七部，中短篇、微型小说集十部，评论集十余部，散文集十余部，古典文学研究三部，旧诗集一卷，新诗集二卷，在中国文坛名气不小，得奖很多，作品屡次引起争议，受到指责、批评。王蒙曾说：“海内外有不少出版商要约我写自传，我都拒绝了，我还没到那份上。我不想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法制晚报》）

　　王蒙东西写了不少，但是罕有真正精彩的作品，水平没有超出其同代作家张贤亮高行健和后来居上的张洁贾平凹等人的水平。其作品目前一时商业价值大于文学和语言价值，贩卖挺俏。最近的回忆录据云签约二百万人民币。有些作品被中国图书出口公司等机构和出版社翻译成俄文出版。

　　文学作品不在于盛极一时，而在传之以久远。没有多少价值的东西会像祭祀苏联的联共布简史，当废书报杂志废纸贩卖到垃圾收购站。苏联共产党遭到大多数俄国人的唾弃，已经由恐龙变成蜥蜴，因为苏联的体制建立以后直至一九九零年代，在同美国西欧的制度性竞争下，并没有给本国和周边国家人民带来普遍繁荣幸福，而是灾难。它的解体是一个自然过程，像北极熊的腐尸溃烂。王蒙对苏联别有一番憧憬和怀恋的旧情，因而写了苏联祭。

　　要说文学造诣，可以与王蒙相比的作家很多，甚至其同代经历类似的张贤亮也略胜一筹。以张贤亮的艺术才华和文字功力，如果全神贯注，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是有望成为大师级作家的，但是他急功近利，对金钱的渴望高于对于文学的期待向往和追求，因而敏捷的才思和喷涌的灵泉逐渐枯竭，只能在世俗社会的风尘中沦落成为小企业主和大业余作家，最终归于沾沾自喜平庸的一代。

　　张贤亮在被长期劳改关押期间，曾经认真仔细研读过马克思的煌煌巨著资本论，下这么大功夫的中国人并不多，这使他现在经商计算成本和剩余价值方面获益颇多。但是和他曾经欣赏的资本论作者德国思想家马克思对待金钱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和富贵与我如浮云的孔子，还有散尽千金的李白以及曹雪芹有很大的不同。和他们共同的朋友，游艺于书画戏剧，一不小心走神就玩出诺贝尔奖的高行健也有很大不同。

　　王蒙和张贤亮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热衷于官场，一个热衷于商场，一个需名，一个求利。真是各取所需缺钙补钙的自然选择。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造成的，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不幸，因为他们是在极为匮乏的短缺经济环境和压抑的政治环境中度过青少年时代的。

　　张贤亮还在监狱和劳改队呆了二十二年，无端饱受煎熬和皮肉之苦。可是可怜的他从未强奸过妇女，也没有过偷盗行为，更没有杀人放火，只是因为写了一首浪漫的大风歌就差点儿丢了命。他有过长期营养不良和饥饿的体验，那时都快四十岁的人啦也没有体验过男女之间的云雨欢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王蒙则早恋，十九岁写青春万岁。后来被打成右派，和妻子自我放逐远走他乡。文革期间在新疆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是他的聪明之处。王蒙和张贤亮都是无神论者，或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区别是前者年龄大三岁，因而世故，多几分成熟。后者小三岁，属耗子，有几分米老鼠的单纯。

　　张贤亮不信邪不信神，因而不崇拜任何人和任何偶像，但不知道他今天信不信财神。他在两年前接受美国国际论坛先锋报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总有一天要彻底清算的。但是张贤亮和王蒙的朋友冯骥才已经对此不抱太大希望了。（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序）

　　随着年龄的增大，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衰年之翁王蒙越来越难以在小说创作方面有成就，开始写点儿谈老子哲学的东西，写点儿老生常谈的红楼梦，自曰放谈，还算自知之明，但了无新意，好像给孩子讲陈年往事。不如不放，不如不谈。

　　但是写作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井满自流的事情，因为说到底，写作是生理心理现象，是对孤独的的排遣和精神自慰。像王蒙说的几个月不写作，浑身不适。连续两个月不写就食欲下降，三个月不写就失眠，四个月不写就所有功能丧失。

　　热衷写作的王蒙缺乏深刻思想，又没有深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几本专著，看几本现代和当代各国哲学家的著作。就凭一两本老庄，却喜欢谈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老子哲学。王蒙哲学是尺蠖哲学，《我的人生哲学》是菜根谭，明哲保身的哲学。

　　相貌丑陋笑容可掬的王蒙没有谈到老子的长相和孔子面若蒙箕脸型凶恶，像古时驱逐疫鬼或出丧开路所用的方相。相面这门学问近代的曾国藩看法和古代的荀子完全不同，周公之状，身如断木；皋陶之状，色如削瓜。桀，纣高大英俊长巨姣美。

　　相貌丑陋归丑陋，问题在于没有任何大专文凭的人，也没有在电视大学补习过，也没听说获得同类资格水平考试，正规学校只读到高中却当过文化部长，还做南京某大学文学院长，王蒙的水平是业余作家业余哲学家业余教授，曾任专职文化部长，任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文学院长。并任浙江大学、新疆大学、南京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校教授或名誉教授和安徽师范大学诗学研究中心顾问。

　　如此分散精力如此热闹，顾得过来吗？或挂着虚衔无功受誉，好意思吗？是不是有点儿玩世不恭？这个浮躁的季节连九华山上的和尚也要印名片，而且职务和兼职一大串，置禅宗哲学理念于不顾。和金庸凭几本畅销通俗小说一样，没有高深的学问，没有学术研究专业训练和表明学术知识水平的专著就滥竽于讲坛之上杏林之中，这和举荐王蒙的人一样，写不好诗，却要出版诗集，很难卖出去。正是国中无人，知其可乎？大学科班出身的人书真是白念了。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大学不可对学生不负责任。可是今天的某些大学某些教授不仅学术造假，连芯片也敢造假。不请老老实实肯坐冷板凳备课教书的人，却热衷于挂社会名人的牌子招摇，丘成桐教授最近批评北大，因为引进海归全职教授完全是欺骗，正是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地地道道无中生有的中国牌蒙蒙骗骗哲学。

　　王蒙在新书回忆录中很是嘲笑了一番其生父王锦堂。王蒙在自传的前几章几近忤逆，以轻视的态度回顾父亲的一生，认定他一事无成。作家也毫不避讳描写了父亲的自私、崇洋媚外、热衷风花雪月等，批评父亲对家庭的不负责任。

　　王锦堂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三年毕业。回国后他最高做到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之后又在北师大和北大任教，后来到了青岛，任李庄师范学校校长。江青自诩在青岛听过闻一多的课，后者也曾经在青岛大学执教鞭。

　　王蒙妻子方蕤说王锦堂有功，没有王锦堂就没有王蒙。这是事实求是的说法。可是这一说法只是强调了其公爹的生物性功能，他的确贡献了一个生殖细胞，活动变人形。但没有其父提供的生活环境，王蒙不可能成为作家。例如一个卑微知识分子的实现不了的可怜欲望，令人同情落泪。一个生物性功能的父亲必然是一个社会动物，产生割不断理还乱的社会关系，不管是基因复制继承了父亲英俊或丑陋的相貌。也不管因父母离异他们是否生活在一起。

　　王蒙是最没有资格抖落嘲笑他父亲的人，尽管父子关系别无选择。所谓穷而后工，当作家要经过历炼，包括童年不幸父母离异先天残疾相貌丑陋，沾上一样就得。（王蒙：父亲的全部表现中，唯一带点政治上的另类色彩的是他常常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重大的场面上的活动的参加者的名单，谁谁主持，谁谁讲话，谁谁剪彩，参加者有张某某，李某某……他会说：“老是一样的名单，多么寂寞啊。”我的反应差不多是轻蔑地一笑，怎么着，您想上这个台盘吗？

　　批判胡适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我开始有点瞧他不起，无法设想人民日报会刊登他的文章。没几天，人民日报把大样寄给了他，他兴奋若狂，怎么样扬眉吐气，怎么样拿稿费请我们吃西餐，都说到了。他根据人民日报理论版的编辑王若水同志的意见反复对文章做了修改，每天等待着大作的发表。一天晚上他突然前来，拿着王的信，就是说最后决定不用他的文章了。于是冷水浇头，全部泡汤。他痛苦得要死要活，比范进，比孔乙己还要狼狈得多。当天晚上他睡在我的房间，半夜腹痛，洋相出尽。）

　　鲁迅的祖父考场作弊，因以系狱，其家后代由小康渐入困顿。但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鲁迅并没有讽刺嘲笑挖苦他的祖父，因为他看透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和瞒和骗的中国社会，作弊者仅仅是腐败社会制度可怜的牺牲品而已。

　　王蒙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意、挪、荷等二十余种文字，依然不可能成为世界级作家，是因为没有深刻思想和征服世人的道德勇气，他有模仿能力却不能创新，正像有的作家一生只能写写唉声叹气和悔不当初的忏悔文字和作品，绝无鲁迅横眉冷对冲锋陷阵的呐喊，那样即使活到一百岁，依然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性格使然也。让各国翻译家煞费苦心也翻不出新花样的。

　　王蒙已经七十二岁，再弄二十八年也一百岁了。像他一样被年年鸹噪提名，希望申请争取获得世界文学大奖的各国作家如过江之鲫，像诺贝尔满头杂色的头发，数都数不清。王蒙那根在哪呢？

　　只有闪烁其词和躲避的文字技巧，则小道而已。辞赋小道，壮夫不为。

　　过去是学而优则仕，中国是古代世界上第一个以考试选拔官员的国家。王蒙在错划“右派”、摘掉帽子、赴农村锻炼时曾任新疆伊犁巴彦岱公社二大队副大队长。王蒙也当过文化官员，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几年叫他去他还真去了，有点儿迫不及待。他当然不是文化部长的唯一和最佳人选，他是被偶然任命的。由于不是竞选和选举产生的，大批优秀人才就会因而被埋没。

　　或问中国需不需要王蒙做文化部长，答曰不一定不需要，因为中国的文盲法盲很多；又曰不一定需要，因为比王蒙有能力的中国人多的很。王蒙在文化部长任职上固然不能奉行老子哲学无为而治，但并没有什么特别建树。各部委里尸位素餐占着茅坑的人很多，贪赃枉法的渎职官员也不在少数。好在目前行政机构打击贪官污吏的力度在增加，使老百姓看到整治腐败的诚心和希望。

　　当初文革中弄个王进喜吴桂贤陈永贵当副总理，纯粹是装饰品。吴桂贤在政治局会议上，等于进了曹营，唯唯诺诺，一言不发，全家后来还被看不惯她的江青撵出钓鱼台。王进喜死得早，陈永贵和两个凡是派沾边，提前下台。小丑王洪文庾死狱中。

　　那时四人帮不是猖獗一时，而是暴虐横行十年，中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短缺经济的表现是城市居民生活的艰窘和农村的普遍贫困，四人帮之流成功地建立了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是地地道道的邪恶的现代奴隶制。逆来顺受的中国人上当受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王蒙应当详细描写出四人帮现代奴隶制制造的恐怖和灾难，下笔时细节要交待清楚。这样才更有历史意义。已有不少读者指出书中的轻描淡写：同样的轻描淡写也发生在“文革”上。“社会的乱象是我们揪心的。百业俱废，破而不立，工人不工，农民不农，学生不学，教授不教，党员不党，干部不干。”在王蒙那里，所谓“自省”似乎只是公开当时不敢言之语，这显然是不够的。

　　张贤亮也谈他祖父和父亲。张贤亮是谈到他祖父气派长相的，圆颅，方额，凤眼，高鼻，阔嘴，长脸，活到九十四岁。一生过得有滋有味，曾官拜宁汉分裂时武汉政府外交部长，不仅早年留学法国美国，晚年还给江青写过信。对他孙子却好像冷漠得很，在关押中向他求助，不冷不热，不痛不痒。张贤亮的父亲长得更漂亮，像电影明星一派绅士风度，但不幸庾死狱中，仅得寿四十五岁。张贤亮的祖父毛遂自荐打算给江青再写信，为孙子谋个差事。那个年代，谁写信谁倒霉，第一个是胡风，这个鲁迅的朋友和至交，以耿直著名，却冤狱几十载，被罗织莫须有罪名惨遭迫害，他最有资格作文化部长和宣传部长，问题是即使如此，也不敢保证胡风不整人，就像周扬在历次运动中参与迫害其他作家，党同伐异，最后晚年却以马克思主义异化问题人仰马翻。王蒙忏悔在丁玲陈企霞挨批时对邀请他到家中作客的鲁迅挚友冯雪峰落井下石，也是一例。

　　第二个写万言书的是彭德怀，先是庐山罢官，然后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曾经横刀立马嫉恶如仇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正正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像猪狗被揪来揪去踢来踢去，被迫害至死。真真是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如此看来观相无数杀人如麻的曾国藩的说法又有些道理。例如长着马牙和三角眼的张春桥只能写出再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样的狗屁不通逻辑混乱的文章，面目阴险可憎的奸臣康生巧取豪夺把抄家获得的砚台善本书书画窃为己有，是个名符其实的小偷和窃贼，如此小器成不了窃国大盗，只能当个准太监和锦衣卫或者狗头军师之类的卑鄙无耻的下流人物。张着金鱼眼的姚文元得了其父汉奸文人姚蓬子的真传，靠棍子发迹和倒霉。他们的同党住在丰泽园钓鱼台养心斋的江青长得凸起嘴巴嫌大，也是马牙，在法庭上自称是咬人的狗，这倒是实事求是的准确概括，像红楼梦中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絮絮叨叨无数的话一生放了不少的屁，作了姥姥的江青说到自己放屁打中脚后跟，一言中第，所谓愚人千虑，必有一得。

　　江青没有庾死在监狱，这个现代吕后武则天作孽过于深重，积怨甚多，她是自己弄死自己的，上吊了。但是她若一直呆在上海做她的蓝萍当她的戏子，文革中也免不了一死，挂上野鸡破鞋国民党特务嫌疑挨斗牌子；或许镇反时就进了提蓝桥监狱被枪毙了。省得在延安被怀疑，组织部来人审查党籍她就撒泼。

　　王蒙的回忆录在后几卷中也许会涉及这些内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以人为本，日益开放文明的现代中国，王蒙多写多卖几本书，不再会被打成右派。

□　寄自比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