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化的中国大陆，不适合人类居住-----换人不换体制，腐败是遏制不住的 ...

最近20余天，“反腐”已成了中国的头号话题，每天都有级别不等的各地官员被调查的新闻见报。与以前相比，这一轮“反腐风暴”有一些新的看点，让中国人再次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人伦尽丧的丛林社会中。

中国社会的丛林化集中体现在官场，官员与其同僚、同伙、情人甚至亲属之间都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据《重庆晚报》12月6日报导，一位名叫齐红的男子因经常为官员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在官场中闻名。日前他受访称，现在中国官场窃听成风，去年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最忙碌的一周拆出了四十多个，而这些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

这 些人与官员关系亲疏不同，为何都要像“窃听风暴”里面的秘密警察一样，监控自己的同事、情人及竞争对手？说起来各有缘由，政治对手是为抓把柄而安装；妻子 是担心丈夫不忠，将这当作婚姻保卫战的手法；情人安装窃听器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部份情人甚至被怀疑成是别有用心的人所设陷阱。更怪异的是，窃听或是偷拍 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还有踏在同一条船上的同伴，他们窃听或者偷拍，是为了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这个官场版“窃听风云”，说明在中国这个高度丛林化的社会中，人人自危，夫妻不能互信，情人更是权色交易，上下级、同事、同谋等关系更是尔虞我诈，几乎没有一种关系让人觉得安全。

以前的反腐，从检举者到接收检举材料的反贪局与中纪委，都是暗中操作。就算是网络反腐，也鲜见检举者愿意实名举报的。但2012“反腐风暴”却开了一个先例，《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于12月6日上午连发三条微博，并冠以“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举报对像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

罗昌平共发了三条微博，涉及事项共有刘铁男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其处级干部妻子郭静华、儿子刘德成在倪公司持有股份；学历造假；有情妇等。并附有倪公司与其结伙在境外收购骗贷国内银行，其子刘德成汇丰HSBC银行拥有的加币、美元存款帐户（有号码）及多次收受倪日涛公司巨额汇款的证据（参见《财经》报导：“中国式收购：一名部级高官与裙带商人的跨国骗贷”）。

这次反腐证据看起来比较确凿，但4个 小时后，刘铁男供职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对媒体宣称，罗昌平所言“纯属污蔑造谣”，“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 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举报之时，刘铁男本人正在俄罗斯参加能源谈判。这让北京陷于一种尴尬状态，既要防止刘铁男伺机潜逃（虽然可能性不 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面对网络反腐，因为刚承诺过要接办网络举报案件。但这只“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北京真的不知会蹦出一些什么无法预料的东西。

看点之三：情色交易成为中国官场故事中的永恒主题，一次次以其荒谬挑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这一轮的情色故事在于曝光的密集度。

这轮曝光的贪腐之最，可能是广东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其“严重违纪”内容包括贪污28亿、有63套房产、包养47名二奶，而且还是家属移民海外的“裸官”。另外几件是：新疆乌苏市公安局长齐放包养一对双胞胎姐妹；山西省一位43岁的村长同时拥有4名妻子和10个孩子；重庆的雷政富的色情视频；山东省农业厅厅副厅长单增德拈花惹草的证据被公布在网上，其中包括他签署承诺为其情妇要与妻子离婚的信件，而且见证人是其下属某办公室主任。

因为以前曾发生过有骇物听的多种情色故事，例如公共情妇李薇，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峰虐待妻子，并让她拍下自己和情人的床照；江苏省盐城市市长徐其耀的100多位情人当中有母女同为情人，等等，这轮反腐就只能以情色故事曝光的密集度取胜。英国《每日电讯报》12月6日发表的报导标题就是“6天5起官员性丑闻撼动中国”。

看点之四：网络检举材料的多样化，其中图像材料使涉案贪官难于抵赖。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巨大进步，也体现在中国反腐检举材料的与时俱进。90年 代中期，检举材料已经由手书变成电脑打字，近年来音像视频资料渐渐多了起来。以这轮反腐风暴中的检举资料而言，单增德给其情妇的离婚承诺书字迹、红手印都 异常清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是实景拍摄。如此过硬的证据，让涉事官员无法抵赖。由于当局过去对网络反腐持排斥态度，非常热闹但效果不佳，据人民网盘点，2009年全国性的网络反腐被查实的案件为9件，2010年和2011年均不足10件。但2012年反腐风暴当中，官方承诺接受网络反腐，只要有举报材料，就可查办。虽然目前只刚开了一个头。但网络反腐的可控性弱，不完全由当局意志决定。因此，网络反腐的发展及其命运可以用来检测中国高层对反腐的诚意。

看点之五：逮住撞树的兔子。各省对习近平反腐的号召反应快慢不一，最快的是广东省，已经抓了5位 厅局级官员与一位县级市市委书记。但多省暂时还没有动静，估计还在观望。这种心态说明中国官场仍然将习近平的“反腐”当作“新官上任三把火”，认为这阵风 刮过去就没事了，还未想到要丢卒保车，壮士断臂。但这种轻松心态使得官员们还未曾约束家人，一些人就成了撞上大树的兔子，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就 是这样的呆兔子。他成为呆兔子的原因是他的儿子李正源是坑爹一族。李公子涉嫌醉驾，还殴打执法交警，并对交警嚷嚷“你们大队长是XXX吧，叫他过来！”山西省为这轮“反腐”还只贡献出一位多妻多子的腐败村长，正为内部还要“平衡”出一两位级别较高的贪官发愁，立刻逮着机会，停止李亚力的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让其接受调查。

2012年11月17日，恰是全国“宣传十八大精神”的时候，宁德市下辖的福安(县级市)发 生数车碰撞车祸，原因是交警为完成年底前的罚款任务而猛追违章车辆。特大的交通事故导致受害者家属情绪失控。对此，官媒说：围观群众受煽动，“对公安警察 和交管大队产生误解”，掀翻了三部警车。公安系统滥罚款，现在又年关逼近及任务指标吃紧，其不法行为亦非只追罚车辆一项。

当广州的一位科级小官被曝出拥有21套房产之后，广州纪检部门称要彻查被网络称为“房叔”的蔡彬有关问题，发誓“答案对得起历史”。初步查证又增加了一套蔡彬名下的房产，由此，“房叔”的房产拥有量成了22套。广州纪检方面对蔡彬的查处势所难免，有关信息表明该“房叔”已经被停职。但对官员的最后追责仍是官方一手控制的政治过程，很难保证“房叔”、“表哥”之类的贪渎官员受到应有的处分。南京邮电大学学生段国超要求广州城管与财政两部门公开“房叔”2011年工资总和，遭到了广州方面的拒绝，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印证。

广州市番禺财政局的回复是“申请不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也就是说段国超要求公开蔡彬工资收入的公民行为不合理。无独有偶，此前陕西省财政厅对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要求公开“表哥”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的申请亦予拒绝，理由仍是“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无 论陕西还是广州，拒绝公开涉事官员的工资都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因为该条例第七条明确说“涉及社会公众广泛知晓与参与的”应当公开。两个事件不仅 因媒体的报道而为社会公众广泛知晓，而且官方也鼓励网民利用网络参与反腐。对此两件公共事务所涉及任何政府行为细节，社会公众均有权知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固然在，但它确实一文不值！遭遇政府狙击而百姓得不到所需合理信息的事件，绝非刘段两位大学生的个案遭遇。换句话说，明面上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绝不如政府“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各种内部通知更有效力。

尽管“表哥”与“房叔”在仕途上栽了，而按官场的“道道儿”来说，二人属于不走运者，整个官僚系统对他们同情是毫无疑问的。陕西与广东的公文答复就算没有曲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因素在里面，也是曲意保护杨达才与蔡彬的行为。体制的“同情心”有多么“官道”而非人道！

此 种奸术意在保贪，不仅要让杨蔡应承担的后果降到最低程度，而且还要保住发文件者（机构）自己的合法腐败，以免再爆出“史上最牛工资单”来。目前政权体系里 经济流量较大的机构，实发工资是名义工资的三到五倍几乎是“公众可忍受”的事情。比如城管执法分局正职（局长与政委均是）月收入一万元（蔡彬此水平工资已 获证实），而在此一万元之外至少“配套”有三万元的诸种福利。所以，如实公开蔡彬收入就等于将广东（至少广州市）整个城管系统的合法腐败（数倍于工资的福 利）公诸天下。

照 实而论，在一线大城市广州，蔡彬月收入一万元并不算高。一个在非繁华地段卖水果摊位（一般有两人）的摊主平均每月还能收入一万三千元左右。城管头头蔡彬之 类的人甘心自己的月均全部工资收入低于被他们制得服服帖帖的水果摊主吗？同样，在陕西省安监局局长职位上的杨达才也不会甘于自己比诸小矿主、货运车队老板 收入低。根据陕西知情人士透露：在延安地区（即杨达才处理交通事故现场所在地），办一个鞭炮销售许可证（长年有效）需要给安监部门送礼一万五千元；在省城 西安附近，该证“价格”是两万二千元。

整 个官僚系统已呈“以奸养贪，以贪容奸”之状。以奸养贪的最明显状态就是官官相护，以贪容奸的最明显状态就是凶贪巨墨们的“另外身份”。网民们痛骂“表哥” 杨达才，但不太注意杨达才有陕西省纪委委员的“另外身份”。事件发生后，陕西方面的有关消息刻意淡化其省纪委委员的相关信息。也许杨达才本职为省安监局 长、党组书记，依组织架构而进入省纪委。但是省纪委委员给其违法乱纪提供了多大程度的保护，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据广东方面的知情者透露：蔡彬的非法收入并不是在城管执法分局政委任上获取的，而是在此前担任公安分局副局长的职务上获得的；正是其在公安分局副局长位子上捞钱太多而遭调查，他的上级保护伞才将他调到城管执法分局任政委。

城管执法分局政委是个有名无权的位子，而足令平头百姓诧异的是：“怎么城管里面还设有‘政委’呢？它又不是公安局”。城管执法分局的确不是公安局，但“表哥”杨达才在事发时是省纪委委员是千真万确的！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大陆新领导班子亮相，外界普遍认为有一些“亮点”：(1)高调反腐；（2）说话：不讲套话，包括习近平就任时的开场白，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等的讲话；（3）作风：务实清新，如11月26日李克强召集防治艾滋病座谈会，11月30日王岐山主持廉政和反腐座谈会等。

官 媒评论说，这体现了中共新领导层“平易务实”的做派。是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就要看中共中央改进工作作风的新《八项规定》是不是能持之以恒。因为这 些，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任何新东西，很多在以前都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倡过。比如精简会议改进会风、精简文件、规范出访、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导、厉 行节约、不题字不题词等等。而这些，无论作为正常的人，还是正常的执政党来说，上述这些内容都是最最基本的要求，在日常工作以及管理国家上都是起码应该做 到的。李克强、王岐山他们的座谈会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求发言不照本宣科地念稿，要多谈问题不讲空话套话没用的话——但看看西方首脑哪有发言拿稿的？中 国老百姓讲话也没有带稿讲话的习惯。只能说它是中国大陆官场的特色。大陆官场的虚假、形式主义、水平不行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恐怕是害怕信口开河讲错，犯了 政治错误乌纱帽可就不保了。而看大陆官场领导人讲话，给人感觉就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净是官话套话和党文化用语，少有人话和人情味儿，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想 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大家（特别是下级）都得仔细揣摩领导意图，找出领导讲话的“蛛丝马迹”。

从 另一方面看，大陆官场上也有的人挺会讲话，可以夸夸其谈不用拿稿子，最典型的要属薄熙来，很多人都说其十分“能讲”，能说会道，又长得一表人才，云云。然 一个重庆事件等于剥下薄某人的画皮，表面正人君子背地里什么坏事恶事都干绝了。连人民网都讥讽薄熙来“当政时大言炎炎，私下却蝇营狗苟”！所以会讲不会讲 都代表不了什么。大陆人现在所关心的，是领导人讲的话做到与否，这跟人民能否信任很有关系。如何要信任政府？是让政府值得大家信任，做出让大家信服的事 情。但政府的形象是官员们自己破坏的，脱离人民的作风也是自己“建设”起来的，已经积重难返了。

谭 崔不是人名而是印度一个主张通过性活动增进生命创造力的教派之名，中国大陆出现的“奥修社区”与之类似。后者已被警方查处，被指有聚众淫乱嫌疑。当然，在 中国大陆出现“谭崔现象”，是特指极少数代表因人格病态而致的谵妄行为。中下层官场已经形成了“无须反腐”的共识，而受益群体的代表为党作隐形辩护实为自 身的生存策略。因此，这些官员没有人真实地代表民众。相反，他们试图用舆论优势来淹没“越反越腐，越反越烈”的民众意见。

罗 昌平敢于实名举报某部级官员，这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胆识令人敬佩。相信中纪委一定会尽快调查处理，不久就会真相大白。实名举报具有一定的优 点。比如，纪检监察部门可以很容易找到举报人，能够降低办案成本，便于对有功的举报人进行表彰和奖励。但是，实名举报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那就是举报人很 容易遭到打击报复。黑龙江省双城市女主播王德春实名举报人大代表孙德江胁迫自己保持不正当关系，因为害怕打击报复被迫远走他乡。这是因为举报人保护制度根 本不完善，举报人的身份暴露以后，根本就得不到有力的保护，反而会因此丢掉饭碗，或者是遭受牢狱之灾，甚至为此而丢掉了性命。

目前，纪检监察部门鼓励实名举报，往往只受理实名举报，不仅要求实名举报，还要求线索具体、可以核查。而对匿名举报却置之不理。这种做法是非常有害的，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举报积极性。

举 报人为何要匿名举报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所掌握的有限的线索根本没有能力去核实查证，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遭到打击报复。纪检监察部门鼓励实名举 报，不待见匿名举报，势必会减少举报的数量，这实际上就是包庇和保护了贪官污吏。所以，纪检监察机关不必强调是否实名举报或者是匿名举报。举报贪官污吏应 该向国家安全机关对于举报间谍特务那样，不管是不是实名举报，即使线索不是十分具体也会认真核查。何以如此呢？因为国家安全部门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 性，绝对不会放过任何破坏国家安全的蛛丝马迹。

其 实，贪官污吏的危害一点也不比间谍特务的危害小，必须严惩不待，决不手软。事实证明，注重实名举报而忽视匿名举报极大地限制了打击贪官污吏的作用，致使贪 官污吏越来越多，越来越越猖狂。因此，建议纪检监察部门重视和采纳匿名举报，希望中纪委予以重视，也希望群众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