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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著有《从甲午到七七—日本为什么侵华》
在中国的近代史教育中，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不起中国人，而且他们随时随地侮辱中国人。
外国人瞅咱一眼、不主动和咱打招呼，是看不起中国人；
外国人连瞅都不瞅我们一眼，也是看不起中国人。
外国人卖武器给中国人，是要我们自相残杀、是看不起中国人
外国人对华武器禁运、不卖武器给中国人，也是看不起中国人
美国引进华工，是要“奴役”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
美国立法限制华工入境，则是歧视我们，也是看不起中国人
......
......
总之，无论外国人做什么、怎样做，都是看不起中国人。
其实，依我看，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之中有些人太过自卑，太过敏感，小肚鸡肠，所以自尊心极度脆弱，造成了别人连放个屁都是在歧视中国人的错觉。这种心理状态，我把它叫做
“爱国精神病”。
不是 “爱国精神”，而是
“爱国精神病”。
我们不妨来分析近代史上的一些病例。
1896年10月17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英文名：《North
China Daily News》）登载了一篇批评大清国改革滞后的文章，文章批评了大清国不思改革，是“东方病夫”，原文用的英语行文的关键词是：“......China......Sick
Man of the East......”。当年的公知梁启超，读了这份报纸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他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
换言之，人家批评的是
“中国”，并非批评 “中国人”。某些 “爱国精神病”
发作的国民，将其翻译成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然后自己气自己一顿。这个案例堪称经典。
再看一个病例。1903年3月12日，大清国留日学生秦毓鎏，参观日本大阪博览会。他发现“福建展品”陈列在“台湾展区”之内
(笔者注：当时台湾为日本殖民地)，于是他气势汹汹地找到日本主办方,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把我们福建的展品放到你们的殖民地展区?你必须个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日本主办方解释说：“福建与台湾，同属闽南语文化圈,所以把福建和台湾的展品放到一起”。秦毓鎏不服，当场撒泼，说:“我不管！你必须马上将福建展品从‘台湾展区’迁出去，否则我砸你的橱窗!”
日本主办方被他吓倒了，决定让步，很配合地把展品迁走。（参冯自由《革命逸史》）
秦毓鎏有没有道理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次博览会是日本人花钱举办、而且是在日本的土地上（大阪）举办的。换言之，人家在自个儿家里，爱怎么摆，就怎么摆。难道不是吗？况且，日本主办方的解释，也未必不合理。
秦毓鎏爱国，爱到了人家日本人的土地上了。这
“爱国精神病” 要发作，还要分清楚地盘才行。反感日本，不去日本就行。
还有当年陈天华的事儿。1905年，日本政府为了讨好清政府，出台一个管理清国留学生的规定，主要是限制清国留学生在校外租房子，这是为了配合清政府的情报人员调查、监控留学生中的革命党。平心而论，这事算不上什么
“歧视中国人” 。在座各位读者也是读书人出身，在中国的大中专院校，禁止学生在外租房的，屡见不鲜。何况日本政府只是 “限制”，而不是
“禁止”。
更重要的是，日本这次举动，是为了讨好大清国，如果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这甚至算是对华友好的行为。当年大清国驻日官员杨枢，对此事是赞同的。（参张篁溪《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
就这样一件正常的事，硬是被留日学生扭曲成 “反华”、“辱华” 的行为。可见，一些国民的
“爱国精神病”，严重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再说说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那破事儿。人家中华民国时期上海的知名记者郁慕侠，在他的著作《上海鳞爪》里面，写的很清楚：起初，上海租界里的公园，是欢迎中国人进入的，后来，因为一些中国人在园内不守公德（《上海鳞爪》原文用词：“糟践”。估计是随地吐痰之类的破事儿），后来租界公园逐渐开始不许中国人进入。
这件事，有以下关键因素需要考虑在内：
1、当时上海租界的土地，是人家外国人出钱租下来的，是给了租金的，他有权允许任何人进入，也有权禁止任何人进入。
2、不要忘记：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八个汉字是谁写的。买办汉奸狗腿子写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洋人写的。为何？因为洋人不会写汉字。
这样一看，事情不是很简单吗？就这么一件破事儿，被 “爱国精神病”
发作的愤怒青年记恨了一百年，至于吗，所谓的大国公民？
张治中也发过
“爱国精神病”。事情发生在张治中于民国年间赴德留学的轮船上。有一晚，船上举办化妆舞会，洋人化妆成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化妆成满清官员，穿满清官服，头戴花翎。张治中一看，“爱国精神病”
当场发病，他立即找到船长，进行抗议，说：“穿满清服，就是侮辱中国！”
那船长跟他解释说：“这是一化妆舞会而已，化装成什么的都有，都是开玩笑的，千万别认真。”
张治中不服，说：“那人必须得换妆，否则我拒绝参加这个舞会！”
这事儿，出自《张治中回忆录》第67页。
“穿满清服，就是侮辱中国”，这就是天朝大国公民的逻辑。
大伙儿说说，穿个满清官服，就是侮辱中国了吗？我们现在不是有一款很流行的叫 “植物大战僵尸”
的电子游戏，那里面不也有一个穿满清官服的僵尸吗？而且，这 “植物大战僵尸” 电子游戏还是美国人设计、开发的呢。那么，如果按照张治中的 “爱国精神病”
逻辑，这款 “植物大战僵尸”
是否有意辱华呢？我们是否应该抵制它呢？我们甚至是否应该来一场反美示威呢？
晚清官服并不等于下流。退一步而言，即便是下流，也是大清国下流，不是中华民国下流。张治中太敏感了。太小气了。
不要忘记，最早侮辱性地称呼外国人的，正是中国人。早年中国人怎么称呼外国人的？“鬼佬”、“番鬼”、“洋鬼子”。甚至现在都还是这样叫呢。不是么？“鬼”
字是褒义词么？如果人家要计较起来，这些是否算 “辱洋” 呢？
再举个冯玉祥的病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有一天，一个日本记者到张家口冯玉祥的军营中、采访冯玉祥。那日本记者随口说了一句：“张家口的风光，和朝鲜有相似之处啊。”
不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冯玉祥突然把脸一沉，爱国精神病发作、立即骂了那日本记者一句：“你妈是妓女！”
该日本记者非常不解，问：“我们聊得好好的，你为什么突然骂我妈是妓女呢？” 冯玉祥说：“你说我们中国象朝鲜，我就说你妈是妓女！”
（参《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618页刘公武回忆《跟随冯玉祥在张家口抗日》）
我们现在回头看起来，这事儿八成是冯玉祥不靠谱。首先，日本记者和日本侵华日军不是一回事，再说日本记者也有反战的、爱和平的。况且人家日本记者都来到你冯玉祥的军营了，他怎么敢故意侮辱你呢？是找死么？
人的 “爱国精神病”
发作，力量真是无穷。
我们再谈谈吉鸿昌的病例。吉鸿昌访美期间，有一次，他到美国当地一家邮局，要往中国邮寄衣物，那美国邮局的职员说，没听说过
CHINA（中国），吉鸿昌大怒，当时在场有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好心教他，说：你若说你是日本人，你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场
“爱国精神病” 发作、呵斥那个好心人：“你觉得做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做中国人很光荣！” 随后，吉鸿昌找一小木牌，用英文写上
“我是中国人” 五个大汉字，每逢宴会和公众集会的时候，他都佩戴在胸前。
（资料出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四十七辑《回忆吉鸿昌将军》第104页，吉鸿昌生前战友王崇拜的回忆）
吉鸿昌的病例可以诊断如下：
1、美国人是出了名的不了解外国，当时的中国也并非强国，在世界上并不出名，当时互联网什么的也不发达，一个美国地方邮局的屌?丝小职员，没听说过
CHINA（中国），并不奇怪；
2、美国邮局小职员不太可能故意侮辱吉鸿昌，因为她这样做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除非她家人被中国人杀死过、她和中国有仇）；
3、吉鸿昌 “我是中国人”
的木牌更是滑稽：首先，美国人看不懂汉字。其次，在美国人的眼中，汉字也并非一定是中文。日文也有汉字。
吉鸿昌对邮局小职员的狭隘理解，以及所作的过激反应，除了 “爱国精神病”
发作之外，恐怕没有别的解释。我想，也许在吉鸿昌的观念里有个错觉：他认为中国是五千年大国，万邦来朝进贡，你美国人竟然不认识我中国？这也太过分了吧。
吉鸿昌这事儿，打个比方，正如我有一天问你：“你听说过冯学荣吗？”
你说：“没听说过，不认识这个人”。这不是很正常吗？难道我认为你是故意侮辱我的？并且我还要回敬你一句：“你特么真是岂有此理，你竟然不认识我！”
然后我还特意做个木牌子，写上 “我是冯学荣”，招摇过市。
这叫 “自尊自爱”
吗？如果这不是精神病，我不知道精神病是什么了。
这还没完呢。解放后，“爱国精神病” 继续发作。
苏联翻译尼费德林在其回忆录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50年，毛泽东访苏。苏方请中方代表团观看芭蕾舞剧《红罂粟》。当晚，毛泽东因故没有参加，他的秘书陈伯达出席了。陈伯达看着看着，突然 “爱国精神病” 发作、对苏方提出了这样的异议：“你这舞剧，怎么就有我们中国人的角色呢？而且还是个妓院妈咪的丑角！这太不像话了！而且你们还給?舞剧起名叫什么红罂粟！你知道么？罂粟就是鸦片！我们中国从近代以来受人欺负，就是因为鸦片！你是故意侮辱我们的吧！”（参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不想多说了。写到这里，我已经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