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你敢站出来和我辩论嘛？

   虽然知道你无耻，但你的无耻还是超出我的想象。你说：“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
   如果能自由发言，为什么中国监狱里关着这么多异议作家？
   如果能自由发言，为什么中国政府豢养着庞大的五毛集团军？
   看来，你不仅是哑巴，还是瞎子。
   2011年1月底，我从中国逃到澳洲。为什么逃，因为我在中国‘不能自由的发言’。
  
   2010年9月底，三个国保一个民警到我工作的单位。国保处长说：“孙宝强，你要把你写好的文稿，发到我的邮箱；你还要把你尚在构思的，未完成的文稿也发到我的邮箱。”我说：“你是否要劈开我的脑子，检视我脑细胞活动的情况？”
   他冷冷地看着我。
   我说：“为了不让我的《上海女囚》出版，你们不但找我的老板，还找到我中学的同学--你们驱车百里，从上海赶到金山，让任职于金山精神病医院的副院长同学给我施压；你们找到退休后自办企业的老板同学给我施压；你们找到在区政府的公仆同学给我施压……你们在我出狱后，已经监控了我20年，是否准备监控到我死？”
   国保处长的回答，是一串冷笑。
   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逃！我一定要逃出中国，把这一切告诉世界。”
   2011年5月底，在逃到澳洲4个月后，我在香港出版了我的回忆录《上海女囚》。有个笔会同仁希望得到这本书，于是我寄到中国浙江—我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果然，此书一进中国就销声匿迹。
   一个中国公民，不能在自己的祖国出版回忆录；一本中文书，在中文的母国遭到封杀，这是否是“魔幻”的一幕？
   一个得了斯德哥尔摩症的人，将在斯德哥尔摩市接受颁奖，这是否也很“魔幻”？
   我希望莫言站出来，和一个中国妇女，辩论中国能否“自由发言”？
   我也希望诺奖评审委员会，听一听‘六四’受难者的声音。  

　　此文由孙宝强于2012年10月12日做了修改

孙宝强的自我介紹: 孙宝强，女，1951年生。原上海炼油厂打字员。"……被告人孙宝强于1989年6月5日下午，在本市四川北路海宁路小花园处，向群众传播谣言，进行煽动。次日上午十时许，被告人孙宝强又窜至本市天潼路长治路口继续传播谣言，并在其煽动下，与他人一同将堆放在人行道上的三十余块竹篱笆搬至天潼路长治路南侧道路中间，设置路障，堵塞交通。以上犯罪事实，有证人证言为证，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不讳。本庭确认，被告人孙宝强聚众设置路障，堵塞交通，情节严重，已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有期徒刑三年。"
  
   出狱后，失去公职，失去福利分房，甚至在退休时，还失去了21年工龄（上海市委侵吞了我从1968年，到1989年的21年工龄）。判刑后，丈夫失去澳洲留学的机会，拼命打工接济监狱中的我（每月要30元大帐），结果从脚手架上摔下，肾受到损伤需常年吃药；判刑后，9岁的儿子生活在恐惧中，不爱学习并养成自闭孤僻的性格。出狱后，我在学校做管理工作，240元的月薪无法维持生活，只得兼任钟点工，送报员，售货员，收银员。没有一分钱低保，没有一分钱医保。从监狱带来的伤口久久不愈，我用烧红的铁摁上去；全身过敏皮肤溃烂，我咬紧牙关死扛……判刑如鼠役，破坏了健康的家庭，留下挥之不尽的遗恨；判刑如核泄露，若干年后还有可怕的后遗症。

   20年来，我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但信仰没有泯灭。由于家中只有一台电脑，我只得深夜起来写作。造访的民警发现后，多次让我交出文稿；隔三岔五，国安前来询问造访。在生活的拮据和政治的高压下，我写了50万字的回忆录《红楼女囚》；20万字的纪实文学《上海版高老头》；20万字的纪实文学《猥琐的上海人系列文集》；还有大量的时评政论。现在‘博客中国’上的专拦已被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