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地工郑浩燮 《上海浮生若梦》（26）

六

上海的这个早上和往日的任何一个早晨一样静悄悄的，萧条灰暗。往日人声鼎沸的马力斯新村也沉静在一片毫无生息的寂静之中。天还没有完全亮，就听到临阳台的街上有日本军用大卡车的呼啸声。日本军车的声音在上海的街头比比皆是，大家都司空见惯了。但这次，军车的呼啸声在公寓楼前一声急刹车停了下来。许多日本宪兵和中国便衣特务跳下了车，如临大敌一样地把公寓楼前前后后地围得水泄不通。然后砰砰地大声砸门，好像要把门砸下来一样。全楼的人都被惊醒了，听见是日本人的声音都吓得不敢出来。因为我妈家住最底层，不去开门不行。我妈只好硬着头皮到了大门口，刚把门打开，一大群持枪的日本宪兵就冲了进来，一下子把我妈推到一边，冲上楼去。几个中国便衣特务进来后，便叫我妈回到自己家的房间里去。特务们就在里面把住大门口，只准进不准出。然后，宪兵们一层一层地搜查，大声地质问郑浩燮住在那里。珍珠和我妈此刻吓得浑身颤抖地缩在房里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知到底有什么大祸就要降临了。

郑浩燮是一个心宽体胖、开朗健谈的四十多岁的高大男人，常到公寓楼上的二房东朱牧师的福建教堂做礼拜，有时也来楼里串门儿玩，久而久之和大家都混得很熟。郑浩燮从来不穿西服，总是穿一件灰布长袍，戴一顶礼帽。他有一张布满天花疤痕的胖脸，总是笑口常开，露出嘴里镶着两颗金

此时， 整个楼静悄悄地，什么声音都没有，只听到日本宪兵军用大皮靴上上下下踩在木制楼梯上发出的噔噔的响声，叽哩哇啦的日语喊话声和中国便衣的低声盘问。很长时间过去了，我妈和珍珠的心吊在嗓子眼里，一声不响地躲在房里，不敢有任何动静。渐渐地，日本人的注意力似乎松弛了下来，好像在集中地审问朱牧师的儿子和女儿有关郑浩燮的动向，问过了一会，日本人便把把朱牧师的儿子和女儿带走了。

珍珠家的房门以外有一层玻璃门，里面挂着灰蓝色的薄绸帘子，从里面可以偷窥到外面，外面的人隔着帘子却看不到里面。我妈在玻璃门里面看到朱家儿子和女儿两人戴着手铐被日本宪兵押走时面色惨白，神色仓皇。

日本宪兵似乎没有什么动静了。 “喂， 你快别看了， 小心日本人看到你。快回来！”珍珠压低声音叫我妈回到床边。她们两个人便坐在床上，假装在织毛衣来掩饰乱糟糟，七上八下的心境。两个人手上在胡乱地织着毛衣，耳朵却伸着，听着外面的动静。

突然， 有人在轻轻敲珍珠家的玻璃门，声音很轻，不像是日本人。 我妈蹑手蹑脚地过去把门打开，看见郑浩燮就站在她面前。

“郑叔叔！” 我妈惊讶地张大嘴，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嘘！” 郑叔叔一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轻摇，示意我妈不要出声， 一边闪进了她家门。

珍珠看见郑浩燮也吓了一大跳，连声问道：“你来这里做什么？你不知道小日本正在到处抓你吗？”

“我知道。”郑叔叔脸上戴着平静地微笑说

“知道你还来！”珍珠一脸的焦虑。

“我要是不来，他们就会把这个楼里的人全抓走，这样我就连累你们大家啦！”郑叔叔一面解释，一面把手表从手腕上摘下来，把别在长袍衣襟上的钢笔拿下来，又从长袍口袋里把钱和其他杂物都掏出来，一并交给珍珠妈说：“把这些交给我老婆吧！”珍珠妈默默地接过东西，迅速地塞在一叠被底下。

郑叔叔又悄悄地走了出去，我妈跟在他后面，去关上家里的玻璃门。刚要关门的功夫， 就听见日本兵的皮靴声噔噔地从楼上下来。我妈紧张地赶紧关上门，从帘子缝隙里向外偷看。只见郑叔叔一边迎着正楼上下来的两个便衣往楼上走，一边神态平静地对他们说：“我是郑浩燮，就是你们要抓的人。”倆个便衣一听就赶紧扑过来抓住他的一只手，拷上手铐，同时急火火地用日语向楼上的人哇哇地喊叫。几秒钟的功夫，楼上的日本宪兵都跟紧急集合似的稀里哗啦地全下来了。一大堆人架着郑叔叔两辆卡车上了呼啸而去。整个楼顿时安静下来，一片死寂。

一整天，楼里没有一个人走动，也没有人出来打探消息。第二天，珍珠妈带着宛如到楼上朱牧师家，告诉朱牧师说她们要去看看郑太太，把郑先生托付的钱和东西都交给她。朱牧师忙说：“别去，别去，他们家也许还有便衣在把守着呢！郑浩燮做地下抗日工作，他们可能还想抓跟他有联络的人呢！”

过了不久，朱牧师的儿子女儿给放回来了。两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了沉默寡言什么话也不肯说。将近一个月以后，珍珠与我妈在福建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听朱牧师说郑浩燮被日本人放回来了。原来，郑浩燮所在的地下组织知道他被捕了，便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要把他赎出来。朱牧师的福建教堂也帮忙设法疏通关系，朱牧师本人甚至亲自到住在六楼的一个给日本人做事的房客，请他去求情。

郑浩燮自从被捕后，被日本人上了很多酷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什么都尝过了。郑浩燮的腿被打断了，肚子里的内脏也全坏了，身体丧失了很多功能，但他却什么也没有向日本人透露，日本人也已经放弃了从郑浩燮身上取得任何情报的希望。 原本， 像郑浩燮这样的抗日死硬派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枪毙或活埋。但各种渠道送过去的金钱使日本人做了顺水推舟的人情，把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郑浩燮给放了回来。反正，他也快死了，不如让他死在外面。郑浩燮出来时，已经根本不能走路了，他是朋友们用担架抬回来的。

听说郑浩燮被送进了一家美国教会医院，我妈就跟着珍珠就一起去看他，打算把他的钱和东西还给他。母女俩赶到时医院后，才知道他已经不行了。他老婆神色疲惫而哀伤，两眼发直，已经哀大末于心死，欲哭无泪了。当珍珠与我妈走进他的病房时， 眼前看到的情景把我妈吓了一大跳，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郑浩燮躺在病床上，已经不成人形。 原本高大魁梧的的身躯已经缩得又干又瘪，连原来的一半都不到。 他的整个脑袋肿得发紫，像一个大号的西瓜撑在一根竹竿上。郑浩燮脸色死灰，没有一点活人的迹象，两个眼睛更是肿得就只剩下剩了一条缝了。只不过一个月的功夫，一个曾经精明强干，活龙活现的人就被折磨成这副惨不忍睹的模样，来看望的人们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我妈转过头去，无法忍受眼前看到的惨景，任凭无声的泪水成串地顺着脸颊奔涌。

珍珠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轻轻地对郑叔叔说：“我们是来看你，把钱和东西还给你的。你在里面一定受了很多苦吧？”郑叔叔那肿胀的脸上露出浅浅的一丝笑容，嗡动着嘴唇似乎想说些什么，但已经虚弱得根本说不出话了。

珍珠叹息着把钱和东西递给了他太太，说了一些宽慰的话，便和我妈走了。回家的路上，母女俩个默默无言，难以相信郑浩燮就这么完了，真是人死如灯灭呀。在她们看望郑浩燮两天以后，他就去世了，没有留下任何话。听说了郑浩燮的死讯，泪水再一次充盈了我妈的眼眶。她似乎一闭眼就能看到他那干瘪的身子和肿涨的脸，我妈难以相信，一个曾经是那么乐观快乐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郑浩燮是我妈认识的第一个抗日地下工作者，也是最令她终生难忘的人。面对凶残无比，令人心惊胆颤的日本宪兵，郑浩燮的勇敢和顽强给我妈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每当想起郑浩燮， 她的眼眶都会再次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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