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的时代 《上海浮生若梦》（51）

七

婉榕是一个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人，从来对任何政治上的变迁不敢兴趣。 但一九四八年的到来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是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

一九四八年，国共两党内战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在一九四八年以前的两党内战之中，国民党军队一直占上风，共产党处于下风。然而，随着一九四七年全国爆发的学运，尤其是“五•二〇”惨案后爆发的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心开始动摇，中国老百姓对国民党政府的坚决反共、坚决内战做法深为不满，同时也把因为内战而导致的物资匾乏、饥荒四起责怪在当时的执政党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头上，全国各大城市到处弥漫着对国民党不满的情绪。

这种全国性的对国民党执政党的不满就像开始蔓延的流行性感冒，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压得住。全国性声势浩大的反美反蒋高潮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对国民党政权的气势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九四八年以后，战争局势完全改变，国民党军队开始败退，共产党进入了节节进逼的状态。转眼之间，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开始退居长江以南，共产党则开始挺进长江以北的各个省市，挥师直指北京。 很快，国共两党形成“隔江而治”的局面。

此时，随着逃难的难民人流不断从北方各地涌入上海，上海的社会秩序大乱，大家人心惶惶一片乱世之感。

那时国民党在前线吃败仗的败兵，到了上海以后随便私闯民居，要东西要钱，要是不给，他们就自己动手抢，便前边骂：“老子在前线卖命，你们在后方享福，现在要一点东西都不舍得给，你们的良心给狗吃了？”上海的老百姓都被抢怕了，看到国民党的败兵伤兵就东躲西藏，生怕他们会做出什么更糟糕的事情。上海的警察也加入了这种乱世之争，勾结了上海的帮派流氓乘机占便宜。他们每天手里拿着警棍，挨家挨户地向沿街的店家要钱，碰到不给钱的店家，警察就来流氓砸店。店家门没有办法，就只好乖乖地给钱。

一九四八年的盛夏，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0.25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和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枪毙，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蒋介石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金圆券发行的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八月十九日为准，即所谓的“八一九限价”。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这种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必无成功之理。“八一九限价”后，生活用品全面涨价，全国开始发生了抢购粮食和物资的风潮

上海的大街上到处是抢购的人流，粮店前面人山人海地，老人和孩子们你推我搡地在警察拉起的警戒线内大排长龙等着卖粮食。就连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里的物资都被抢购一空。这种人为地通货膨胀引起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物价如此飞涨，上午还能买一斗米的钱，到了下午连半斗米都买不到了。国民党的金圆券变得连手纸都不如。珍珠紧张到了上午一发了工资就赶紧打电话叫女儿拿去买米和其它生活必需品，要不然等她下班时，那点工资的价值就起码要落一半，连米也买不起了。最滑稽的是上饭馆饭，进门的时候菜单上是一个价钱， 吃完饭出门的时候菜单上的价格已经变了。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物价飞涨的局面就是在日本人统治的时候还都没有这样吓人呢！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蒋介石政府就没办法控制局面了，只好重新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 上海的老百姓没有办法即使吃亏也宁要黄金银元，绝不在要金圆券。于是都跑到黄浦外滩的中央银行挤兑黄金。

上海实行戒严宵禁，大家便在头天晚上，想办法在黄浦外滩四周过夜，有的人躲在陋巷里，有的人藏在舢板里，只等每天清早五点解除宵禁。清早五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向中央银行抢先兑换。 黄浦外滩上顿时万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伤的随处可见。

金圆券的兑换风潮让国民党政府完全丧失了人心，上海反政府的风潮四起，老百姓议论纷纷。面对国家的战乱，整个中国的老百姓都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是支持共产党干革命呢，还是跟着国民党政府走已经是每一个人都在问的问题。

婉榕对国民党政府的强权统治已经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却根本不了解。婉榕去问高乐民何去何从，高乐民告诫婉榕什么都不要管，只要好好读书，争取毕业了以后去美国深造， 她会尽她所有的能力来帮助婉榕。假如那时候婉榕不认识思旅，她恐怕只好按照高乐民的话来做了。

思旅的爸爸胡叔异是美国留学生，国民党员，又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要职，可是他并不知道他自己的弟弟，也就是思旅的叔叔胡昌治却是一个长期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秘密党员。胡昌治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就开始秘密加入地下党做地下工作。他表面上是出入上海日伪上流社会高级场合的高级知识分子，实际上却利用这个机会为共产党收集抗日情报。所有的亲戚朋友们都不知道实情，还以为他真的做了汉奸，都背后骂他不与他往来。日本人投降，国民党从重庆到了上海以后，他在哥哥胡叔异当校长的华东师范学院当了名教授，实际上干的还是地下工作，为共产党收集国民党政府的各种情报并且从事在国统区的学运和工运活动，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大名鼎鼎的上海资本家，其实是地下党的头目的潘汉年。

胡昌治长的和他的哥哥完全不同，高高大大的满有样子。他那时三十多岁，正当男人最气宇轩昂、风流倜傥的年华，穿着一件做工精致的长衫，口袋上夹着一只金笔。他的举止潇洒，气态不凡，手上还带着一只碧绿色的翡翠金戒指。胡昌治看上去很有风度气派的文人样子，婉榕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会是地下党。

就在思旅养病期间，胡昌治也搬来和思旅同住，便开始对思旅进行革命熏陶，动员他侄子也加入共产党为推翻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统治作，迎接全国解放做斗争。在任何时代，热血青年一向都是革命运动的盲目追随者和献身者，思旅也不例外。他在叔叔的动员和引导下，开始为革命作宣传。

思旅并没有告诉婉榕他和他叔叔为地下党从事地下工作的事情，只是在似乎不经意之间淡淡地谈了一些他对共产党的正面看法，给婉榕看了许多当时共产党在地下秘密传递的小册子。婉榕以前对政治一窍不通，从来不看报不问政治，但是她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经历使她懂得爱国，不富有的家庭背景使她容易接受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是为了穷人打天下，是为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强大新中国而革命。 对于这种近于浪漫的革命野心，婉榕从心底里敬佩和拥护。婉榕从中学开始就尝受到了出身贫苦而被歧视的感觉，初恋失败和没钱上大学的那些痛苦日子一一闪现在婉榕的面前，她发誓如果革命让她有机会改变这些受苦受难的局面，她一定义无反顾地参加。共产党是没有钱的穷人组成的队伍，提出的口号打富济贫也深受婉榕的认同。上海动乱的局势，贫富越发悬殊的残酷的现实使她很容易相信共产主义的理论，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将动乱的中国解救出来。

婉榕开始跟着思旅参加各种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到处散发革命的宣传品。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婉榕已经从一个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的女孩子成为了共产党坚定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