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奔东西 《上海浮生若梦》（52）

一九四八年的夏末，共产党拉开了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的决战序幕，发出打过长江去的口号。到了冬天，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老百姓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的念头也被粉碎。上海开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社会上纷纷谣传，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最有钱的人家开始先把家眷送往美国和欧洲，中产阶级人家也纷纷把家眷搬到香港或者台湾。上海的房价开始直泻而下，很多人把私家的花园洋房贱价卖掉，得来的钱往往是原来房价的五分之一。房子卖得晚或者不舍的房子出手而迟迟不动的房主到最后卖出的房价连原来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前几个月还在抢购东西的人们，现在把搬家时带不走的各种家具用品放在街上三钱不值两钱地卖掉。租界里面的许多街道上，到处是一堆堆乱糟糟等着卖掉的各种家庭用品，从家具到鞋袜应有尽有，价格便宜的不得了。行人从街道两边匆匆走过，对这些物件投去匆匆的目光，但是却没有人停下来挑选东西。日复一日，上海的街头越来越乱，东西越来越多，好像城里所有的人都在准备着逃难，逃向不知名的远方。

婉榕对这些有钱人的做法嗤之以鼻，觉得他们的行为太可笑。她一向鄙视有钱人，觉得他们除了拜金以外根本不热爱自己的国家。日本人来了他们第一个跑到香港或重庆躲避战争，抗战胜利了，他们又趾高气昂地回来了重新过自己花天酒地的日子。如今，国难当头，他们又开始逃跑躲出去避难，像当年白俄逃离苏俄共产党的来临一样离开自己的国家流落他乡。婉榕在上海法租界长大，在霞飞路上到处看到的这种背井离乡的白俄，有的开小餐馆，卖些便宜的罗宋汤和黑面包，有的穿着带花边的白色民族式立领灯笼袖衬衫和黑裤子在街头巷尾各处用三角琴弹奏俄罗斯旋律忧伤的民族乐曲赚点钱。婉榕还记得霞飞路上那些寒冷的夜晚里，沿街而站的白俄妓女手里捧着招客标志的点点紫色的烛光织成的串串光线。婉榕想象不出来自己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没有祖国的可怜虫，这种下场未免也太悲惨了。

在这种大逃亡笼罩下的上海，思旅的父亲也准备卖了房子带着全家和所有的积蓄到美国去。 他虽然对国民党政府的很多腐败作风完全看不惯，但对共产党也没有多少信心。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要全家过得的是安宁自在的生活。既然上海乃至全中国都处在风雨飘摇的政治动乱中，他只有选择背井离乡到美国去的道路。他在政府做事的很多同行都选择了跟着政府逃亡台湾的道路。虽然他们对台湾的情况也不了解，但却天真地以为这不过是个临时的去处，以后政府反攻大陆成功以后，他们再回到上海来就是了。思旅的父亲是美国的留学生，对美国的生活非常了解也很容易重新接受，他觉得去美国比去台湾更有把握。他的孩子们都在私立大学念过书，英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到了美国只要接着上学就行了。

就在胡叔异做好了举家逃亡海外的准备时，弟弟胡昌治出来劝他的哥哥放弃这种念头。胡昌治第一次正是告诉他哥哥他已经是地下党的长期骨干，一直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作了多年的贡献。如今，全国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们不如都留下来等解放。

“可是我在国民党政府中做事这么多年了，共产党来了怎么会放过我呢？” 思旅的父亲不无忧虑的说。

“你这是多想了。” 胡昌治斩钉截铁地说：“你是知识分子，又是教授，新中国的建立需要像你这样有知识的人，如果你留下来共产党欢迎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清算你呢？！”

“可是我听说共产党最恨国民党。内战打了这么多年，两边都死伤无数，恨都恨死了，怎么会原谅为国民党做事的人呢。 我们去了美国就远离了这一切的恩怨， 安安静静地过我们的太平日子就行了。” 思旅的父亲想来想去还是不太放心。

为了让他哥哥安心留下来，胡昌治拍着胸脯说：“大哥，你放心，有我在你还怕什么？ 我怎么样也是共产党的人，为全国解放做出了贡献。无论如何，他们会念及这点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思旅本来就不放心婉榕，根本不愿意去美国。这时也出来说，“就是呀，我们还是等着全国解放吧，不管怎么样， 上海是我们的家呀。”

听了自己的弟弟和长子的一番话，本来对背井离乡就有些犹豫的父亲便下了决心不走了，等着看全国解放后再说。

那时候，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上海的老百姓手里积蓄到一点钱，就赶紧去买上面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袁大头”，“孙小头”则没有“袁大头”值钱。上海的许多地方突然改收银元不再收钞票了，沪江大学里的伙食费也要求学生改交银元。这样一来，上海街道上突然多了许多银元贩子，手里拿着银元敲得当当响，一边嘴里还叫卖着：“大头要吧？大头要吧？”开始时，两三元钞票可以买一块袁大头，不久以后变成七八块钱的钞票才能买一块。这种恶性循环，更加造成了上海政局的腐败和混乱。

珍珠的男朋友陈先生就在这个混乱之中，差银行的一个公务员给珍珠送来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纸包，里面全是珍珠以前托他买卖的股票。

珍珠打开纸包，脸上突然变色。原来纸包里面夹着陈先生给她的一张纸条，上面说这里全部是珍珠托他买的股票原件，他买的全是怡和纱厂的股票，现在上海临近解放，怡和纱厂的股票已经脱不了手了，所以他让珍珠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珍珠看了，气得差点晕过去。

怡和纱厂是英国人在上海开办很多年的著名纱厂，以雇佣苏杭乡下女童工，用包工头压榨他们的血汗而臭名昭著。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怡和纱厂关闭了好几年。后来国民党政府从重庆回来以后，怡和纱厂重新开张生意兴隆，股票也曾经红火一时。国共开战以后的这几年，上海的时局非常不稳定，怡和纱厂的生意也就开始不景气了。如今，上海陷入全面崩溃，国民党开始仓惶向台湾逃亡，怡和纱厂的英国老板早已溜之大吉，纱厂全面落入了地下党动员的工人手中。他们在抱着和纱厂共存亡的信念在做着迎接解放，防止国民党炸厂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怡和纱厂的股票形同一堆废纸，珍珠的多年积蓄再次泡汤。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珍珠激动地叫嚷着，“我怎么也不会傻到把全部的钱用来卖怡和纱厂的股票！ 肯定是姓陈的把他自己都脱不了手的股票全部换给我了，让我当这冤大头！ 真没想到他这么狠心，对我们孤儿寡女干出这种事情来！”

婉榕冷冷地看着悲痛欲绝的母亲，心中没有一点同情。从婉榕上中学以来，母亲就天天跟她叫穷，永远说没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在这同时，她却把家的全部积蓄交给和她没有任何关联的男人。到头来全部被这些男人利用欺骗。难道这些男人在她的心目中比他女儿还重要吗？如果婉榕有一个女儿，婉榕永远不会把该用来给女儿受教育的钱给其他什么莫名其妙的男人，女儿的前程比任何男人都应该重要。

突然意识到心中对母亲的怨恨，婉榕感到无限悲伤。婉榕和母亲原本可以相依为命，感情至亲的。现在，她们之间的多年冷落和疏于沟通把母女已经变成两个精神上完全陌生的人，虽然还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已经是各怀心思了。

珍珠在激动了一阵子后突然冷静下来，好像她已经想出了新的办法似的说：“这也好了，什么都没有了也就什么都不怕了。人家都说共产党来了共产共妻。我们怕什么？我们本来就没有产可以共。要是共妻就让他们共好了。”

就这样，珍珠坚决了自己的想法，等待着共产党来解放上海，把那些没有逃走的有钱人清除掉。

       看到珍珠不走了，珍珠在上海的好多朋友都不想走了，大家报这就是死也死在自己家里的念头在上海围城的炮声中等待着最后的结局。珍珠还有几个在国民党空军里工作的朋友，也想留在上海不动，不想跟着国民党渡海去台湾，便到处找地方躲藏， 怕被抓走。珍珠的一个在空军工作的干弟弟本来已经藏起来了，后来又听说他的老婆和孩子已经被国民党空军扣住，只好又出来跟着军队去了台湾。

珍珠和干弟弟最后的一面匆忙而凄惶。“大姐，你自己保重了，我们日后再见。” 干弟弟话语哽咽。珍珠眼睛里擎着泪花，完全不知说什么好。日本人占领上海前夕，很都人都冒着旅途艰辛和生命危险冲过封锁线逃往重庆大后方，珍珠就有个朋友病死在去重庆的路上。如今，内战当头，大家再次逃亡，不知何日才能再见了，是否还可以活着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