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上海浮生若梦》（62）

政审以后，全体学员进行了一次外语分班级考试，婉榕以优异的成绩被分在最高班，进入外语学院学习。思旅因为政审时的家庭背景问题，没有进外语学院而被分配在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宣传处工作了。

进入外语学院以后，上边发了黑色的学生棉制服给婉榕们，比原来发的黄土布棉制服好看多了，布料细样子也合身。天气转热后，又发了布料和样子都很不错的灰色制服。

婉榕在外语学院学习了六七个月的英语翻译。他们的老师有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外国人，也有原来就教授英文的中国人。对于婉榕来说，外语学院的学习非常简单，比原来在沪江时容易多了。上翻译课时，老师把同学们一个一个地叫到前面讲台上，老师讲一段英文，大家翻译一段中文。

比起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艰苦紧张充满压力的日子来说，在外国语学院的这段时光过的平静正常，婉榕开始有心思重新放在学业上。

婉榕在外国语学院学习的时候，思旅已经是华北局宣传处的干部了。 在宣传处做事，靠的是文笔。思旅是宣传部唯一的一个文化程度高的来自沪江大学的干部，工作态度又认真，每次分配给他的工作都完成得很好，宣传部的领导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对思旅的工作非常满意。鉴于他以前一直参加上海地下组织的活动，算是老革命了，领导就提拔他入了党，级别也升成科级干部。生活和事业都有了着落，思旅总算松了一口气。

自从那个雨雾蒙蒙的上海下午，思旅赶到上海交通大学却没有赶上婉榕他们北上的队伍开始，他的人生命运就开始转变。

最先是他的父亲胡叔异，上海华东师范学院的院长被撤职查办，罪名是曾经给国民党政府开国地下学生的黑名单。幸好他曾经做过地下党的弟弟胡昌治力保，共产党才没有把惩处他。否则，凭着开黑名单这一条就可以要他的命。

上海解放后， 上海地下党的成员都算是共产党的有功之臣而得到当时人民政府的重用。当年的红色资本家，上海地下党头目潘汉年做了上海市的副市长，作为他曾经领导过的下属，胡昌治也因此进入了上海市教育局担当要职。

虽然凭着胡昌治的担保，思旅的父亲逃过了要命这一劫，但上海的家被抄了，值钱的东西全被拿走了，两幢楼房的其中一幢也被没收充公了。幸好思旅的父亲留学美国学的是儿童教育回国后还出了《东瀛考察记》、《论英美德日儿童教育》等著作，在学术界算是名人，可以留在华东师范学院当一介教授。

     受到父亲的影响，思旅的政审一直不过关。直到后来他父亲一案有了了结，证实黑名单是学院的教导处的处长开的，思旅的政审才算了解，做没有问题处理。

       有了工作，觉得生活不再动荡，思旅向婉榕提议结婚，这样，他们两个都不用再住宿舍，可以分到房子有个属于自己的蜗居。

婉榕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小资情调浓厚的上海女生。想想从沪江到北京，他们之间来往好几年，也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真的很不容易，此时结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就同意了。

1950年的春天，婉榕和思旅结了婚。

那时候解放不久，部队和机关里没有人会为结婚特别举行婚礼。 一般都是经组织批准后，男女双方把铺盖搬到一起，就算是结婚了。华北局的领导特别看重思旅，把他当作接班人培养，就坚持给他办个结婚仪式。

“现在条件好了，应该举办仪式给婉榕们这些革命同志留做个纪念，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老领导对组织上说。

经过组织上的同意，华北局宣传处出钱请了一桌酒席，除了双方的领导参加以外，还让他们彼此请亲戚朋友前来吃一顿饭，就算办了婚礼。

婉榕和思旅在北京根本没有亲戚，除了珍珠以外，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