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一手策划之伪“东突耳斯坦共和国”乃是疆独之真正根源

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在我国东北策划“满洲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同时，也在我国的西北策划“东土耳斯坦苏维埃加盟共和国”。

 

由于苏联以“中东路事件”为借口,军事占领满洲引起中国共产党的分裂（陈独秀坚决反对、周恩来、李立三坚决支持），人民群众纷纷向执政当局检举揭发“卖国贼”（共产党员），一些共产党员退党脱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受到空前打击，苏联被迫放弃直接在中国建立加盟共和国的努力，改为在中国扶植“代理人”。

 

一、苏联暗中策划东北义勇军新疆政变，省主席金树仁通电下野拒绝卖国

 

1929年9.18事变中，苏联要求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东北义勇军放弃抵抗进入苏联，后转入新疆，他们也是当时新疆省城军队的主力。

 

1933年4月12日，苏联指使义勇军首领郑润成联合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率众包围省府，发动了新疆“四·一二政变”。省主席金树仁奋力抵抗，但终因众寡悬殊，力不能支，不及携带印信，被迫出走。当时，盛世才率部进至乌鲁木齐城东，按兵观望，伺机渔利。 4月13日，金树仁携眷去昌吉，后至塔城。时有俄国领使迎到绥来，表示无条件支持他恢复地方。金树仁以内部事务婉言谢绝。24日在塔城通电下野。各地将领发来电报，劝其留在塔城，与邻邦协商，以便取得帮助，反攻省城，金树仁以内部矛盾，不让外人渔利为由，皆以婉拒。并向全疆各地将领及行政长官发出“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黄台之瓜，不堪再摘，望各严束队伍，和衷共济，以固边防，而维地方”的通电后，义无反顾，潇然离去。

 

二、极端“东突幽灵”趁乱出世，回族传奇英雄马仲英挥刀斩妖

 

1933年11月12日，以沙比提大毛拉一手组织的所谓"东突厥斯坦独立会"在喀什疏勒县城召开，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组织纲领"、"各部厅实施法案"、"施政纲领"和"宪法"。会上选举了政府成员，制定了"国旗"、"国徽"。极少数泛突厥伊斯兰主义分子，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以建立"伊斯兰教独立王国"的名义，在喀什拼凑的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分裂政权。11月13日上午，他们在喀什市升起了所谓"国旗"，又召开了所谓"民众大会"和悬旗典礼，宣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正式成立。拼凑了组织机构，总统为和加尼牙孜阿吉，国务总理为沙比提大毛拉，还设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军政部长、财政部长、教育部长、农商部长、卫生部长等。这是一个封建神权与君权相结合。这些分裂分子实行极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制造"东突厥斯坦"是操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地的谬论，妄图把汉族和回族人民逐出新疆。

 

焉耆回族的马占仓，是22岁的回族尕司令马仲英在喀什的代表，他与喀什原行政长官马绍武合作，得到了兵源和武器补充。他们与东突分裂分子势不两立，曾与分裂武装几次交战，被分裂武装围困在疏勒城长达11个月。

 

回族青年马仲英，各族群众称他为"尕司令"，在西北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尕司令的传说。1928年5月，年仅17岁的马仲英联络其父的几位部众，在极短时间内，号召数万之众，三围河州（今甘肃临夏市），两攻宁夏，并占据过银川和甘肃、青海、新疆等省若干县城。1934年1月，马仲英派部将马世明、马福元、鲜福海从阿克苏向喀什分裂政府进攻，他们在巴楚、伽师相继击败了分裂势力军队，给被分裂势力围困在疏勒的马绍武、马占仓回族部队解围。1934年2月6日，马仲英部又击溃了围攻疏勒的沙比提大毛拉及穆罕默德·伊敏的军队。3月28日，马福元、马绍武、马占仓率部联合向盘据疏勒附近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部队发起总攻。沙比提大毛拉的士兵多为强征来的四乡农牧民，未经严格训练，在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马仲英部队的攻击下被打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当即土崩瓦解，其政府首脑或被捕，或者率残兵败将落荒而逃。马仲英占领喀什后，穆罕默德·伊敏退回和阗，又建立所谓"和阗伊斯兰王国"。7月中旬，马仲英派马虎山开往和阗，"和阗伊斯兰五国"也随之被消灭。穆罕默德·伊敏逃亡印度，至此，南疆出现的分裂政府彻底灭亡。

 

三、盛世才勾结苏联秘密加入苏共渐成“新疆王”，毛泽民学整风整疯盛世才

 

1933年4月12日东北义勇军兵变，省主席金树仁下野后，新疆有政变将领陈中、回族“尕司令”马仲英、“伊犁将军”张培元、“乱世枭雄”盛世才等几股势力。作为与苏联有着漫长国境线的新疆，在政治、经济上与苏联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近、现代新疆历史重大事件，无不带有苏联的印记。根据张培元妻妹的回忆，早在盛世才与苏联接洽之前，苏联就曾经与独霸伊犁的张培元进行过接触，苏方暗示只要张培元与苏联合作，苏联可以帮助其推翻盛世才从而扶持张培元，张培元虽然是一介武夫，却知道民族大义，断然拒绝说：“（与盛世才的矛盾）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事，断无外人插手的可能！”。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观点上，张培元虽然后来兵败自杀，在人格上却比阴险狡诈的盛世才可圈可点。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盛世才以新疆督办名义召集政变将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开会，将三人当场枪杀，坐稳新疆督办。

盛世才与马仲英的第二次战争开始后，军事上始终无法占据上风。盛世才便有目的地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特肯进行密商，孜拉特肯将商谈经过详细汇报给莫斯科，同时盛世才又委派新疆外事处处长陈德立借口去苏联治病，与姚雄一起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经塔城赴莫斯科接洽。十一月二日，盛世才从前线突然返回迪化，会晤苏联总领事，为了继续商议细节，苏联特地派遣来原塔城外交特派员阿布列索夫接替孜拉特肯担任驻迪化总领事，实际上阿布列索夫受命全权负责与盛世才的谈判。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盛世才在迪化与苏联代表波哥丁签署了秘密协定。由于此事十分机密，有关协议的细节目前尚无详细的资料，根据一些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和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如大卫·达林的《苏联与远东》），此协议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大致有以下：一、苏联援助盛世才价值三百万卢布的军火，其中包括三十架飞机（包含机组人员）、机枪、步枪、通讯器材等军火和战时物资；二、苏联承诺苏联红军在盛世才认为条件许可的时候入疆平息马仲英及其他人员的叛乱；三、新疆统一给于苏联在新疆开采矿山、石油和金矿的让与权；四、新疆同意苏联由朱古察修筑一条铁路到迪化；五、新疆可以保留归化军，但对个别仇恨苏联政权者需要加以清洗，其职务应由苏联代表同意的军官代替；六、新疆必须清除对苏联怀有敌意的政府官员；七、新疆应当推行和扶植共产主义观念。

 

当时的盛世才政府出于自身的需要与前苏联结盟，建立亲苏政权，这在客观上，为共产主义思想在新疆传播提供了土壤。由于建党初期，党的根据地建立在南方，尚不具备派人到新疆进行革命活动的条件，只能由共产国际从前苏联派人到新疆开展活动。刚刚掌握新疆政权的盛世才为了摆脱困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决定倒向前苏联一边，同意从前苏联派遣共产党人来新疆工作。前苏联派到新疆工作的人员均是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或在共产国际和前苏联工作过的中国人。他们在组织关系上，受前苏联驻迪化（乌鲁木齐）总领事馆的管理，遵守共产国际和前苏联确定的“三不”原则，即在新疆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原则。

 

1934年至1936年，派来新疆工作的人员有：俞秀松（化名王寿成）、赵实（化名王宝乾）、任岳（化名刘贤臣）、江泽民（化名吴德铭）、郑一俊（化名郑义钧）、张逸凡（化名万献延）、稽直（化名栾宝廷）、刘进中（化名陈培生）、王立祥（化名曾秀夫）、赵唯刚（化名赵国元）、于成发、竺清旦、王一、赵云蓉、肖项平、李宝华、刘淑明、满素尔等等。盛世才对这些人很重视，分别委以重任，但在暗地里，却对他们严加监视。这批人大部分为早期共产党员，个别是建党时期的党员，一部分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他们虽然是经共产国际、前苏联派到新疆工作的，不是中共中央派遣的，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中有些人在新疆工作时就是中共党员，因此，他们在新疆的革命活动，应视为中共党人在新疆革命活动的一部分。不管盛世才主观愿望如何，应该说，在一批共产党人的参与下制定的政策涉及到了新疆的主要问题，在对外政策、改善民族关系、发展教育、恢复经济、和平建设方面提出了实施方案，是符合新疆历史发展要求的，是顺应新疆各族人民意愿的，因而受到新疆各族各界的拥护。

 

根据俄罗斯最近公布的档案资料，盛世才则于1938年9月秘密访问莫斯科时，向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直接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并在盛世才的坚持下，斯大林答应了盛世才的请求，批准他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苏联也把他作为“代理人”来扶植。

 

盛世才1984年1月生，辽宁省开原县人，早年两度留学日本，1927年初秋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曾在南京国发革命军参谋本部工作。因不得志，经人介绍于1930年11月去新疆发民用工业，在新疆边防督办金树仁手下任职。

 

辛亥革命后的新疆虽“归附民国”，但因与内地交通不便，中央政府一直鞭长莫及，处于半独立状态。1933年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推翻金树仁政权后，由于当时盛世才已接任东路剿匪总指挥，握有重兵，被推举为新任新疆边防督办，后又兼任新疆省主席，直至于1944年9月被迫调离新疆赴重庆任农林部长，统治新疆长达11年零5个月之久。

 

盛世才早年接触过马列主义，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当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进过程中遭马步芳土匪部队的袭击，损失惨重，最后余部左支队四百余人，在盛世才的协助下才于1937年4月进入新疆，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接待。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经新疆回延安时，盛世才便直接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他不知道王明在延安已经受到批判，中共当时的负责人对盛世才的入党要求予以婉拒。导致盛世才直接赴苏联面见斯大林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随后，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新疆得以快速发展，在新疆三中全会上，共产党员占到了90%，盛世才打出了“独立”的旗号，进入1939年他便正式宣称新疆是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集团”，即六大政策政治集团，以后又将自己定位为“英明的伟大领袖督办兼主席”，赫然出现于报端。

 

毛泽民于1940年1月22日离开苏联回到迪化（乌鲁木齐），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在新疆工作的干部陆续集中在迪化“八办”，进行整风学习。成立了以陈潭秋任书记，毛泽民、张子意、方志纯等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领导大家进行整风学习。整风运动对盛世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盛世才叛变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在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处境危急的情况下，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压迫与政治利诱下，盛世才抛弃了亲苏亲共政策，将“整风委员会”的领导干部悉数逮捕，举起了屠刀，毛泽民、陈潭秋等遇害，共产党在新疆的机构遭到重大破坏。

 

四、盛世才疯狂屠杀，苏联祭出东突幽灵

 

鉴于盛世才的血腥屠杀，苏联于1944年直接派出大量军事人员在喀什扶植维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联合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且运作长达五年之久。当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宁与苏联，不与蒋匪”的主张，中共中央对其热烈声援。

1949年8月17日，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主席阿合买提江、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别克、副总指挥达里力汗·苏哈巴耶夫、政治委员阿巴索夫、罗志等五人，乘坐的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全部遇难。中共中央借东突群龙无首之际对“三区”收编，1949年8月26日，新疆解放，筹建“三区”的东突人员全部享受三八干部待遇。在1950年后的教科书中，以“三区革命”命名，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

 

文革后东突分子死灰复燃，尾大不掉，直到今天还危害中国。东突分子除了以“三区”革命历史为依据进行分裂外，还持有一份所谓的“秘密协定”。

 

五、难堪的秘密协定、难堪的教科书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远赴莫斯科，庆贺斯大林七十大寿。一个月后，毛泽东把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召到莫斯科。1950年2月12日，由中苏双方毛泽东和斯大林主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周恩来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安扬维辛斯基签订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友好共盟特别协定》。《协定》共十九条，第十九条规定：协定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但是，这一秘密协定，1950年7月16日被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在纽约公布。其中第十七条与本文讨论的问题有关，内容如下：第十七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

 

对于这场“革命”的起因，文革前的教科书告述我们：“在沉重的阶级压迫中，最先觉悟的往往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由于统治者的压迫，新疆少数民族中受过中国共产党教育和影响的先进分子，以及一部分在苏联受过马列主义教育的分子，首先起来组织各种形式的秘密革命组织，使其成为宣传群众、组织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大致经过是这样：1944年伊犁革命的起因是乌拉斯台各民族人民的起义，起义导火索是盛世才的“献马运动”，强征暴掠激起民众的反抗。实际上三区革命的爆发有着更为深层的复杂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是苏联的态度。新疆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近现代新疆诸大事无一不和苏联（俄国）有关，尤其是盛世才的上台，更与苏联大有干系，苏联为了支持盛世才独霸新疆，甚至还出动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直接帮助盛世才打败马仲英。苏联如此明目张胆地支持盛世才，目的不外乎要在新疆扶植一个极端亲苏的政权，以确立自己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同时也为自己建立一个有效的战略缓冲地带。因此二战后期盛世才突然从亲苏转向亲蒋后，自然引起苏联的不安，尤其是盛世才的412事件后，公开关押驱逐GCD人，更让斯大林大为光火。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伊犁巩哈暴动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批人员迅速赶往阿拉木图，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贝里亚亲自坐镇指挥，许多在苏联成长、学习的少数民族GCD人被派进新疆，如在盛世才时期返回苏联的前白俄鲍里诺夫、列斯肯，流亡苏联的伊犁地区宗教人士艾里汗·吐里等，进入苏联接受先进思想的进步青年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受苏联训练的军事指挥人员伊斯哈克伯克、达力克汗等。伊犁革命组织就是这时候由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牵线，联系当地民族宗教势力和进步人士建立起来的。

　　巩哈暴动初始，游击队利用国民党势力在伊犁河谷空虚的契机，陆续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曾经一度占领尼勒克。国民党当局派遣接替盛世才担任新疆临时主席的朱绍良匆匆调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当巩哈暴动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东进的时候，伊犁解放组织秘密得到苏联军火、人员的援助，1944年11月7日夜（这天也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突然在伊宁发动起义。从苏联派遣回来的原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俄罗斯族）带领一个经过精心训练的游击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伊（伊犁）公路（这条公路也是目前通向伊犁的咽喉要道，60年代，为了保证战争时期需要，我国在新疆天山腹地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天山公路，就是为了保证一旦312国道被敌人占领，我们还有一个备用公路而修建的）。当天，伊犁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巴索夫（三区革命领导人，也是三区革命的核心人物，1946年代表三区参加了国民党的国大会议，与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过接触，1949年坚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年在接受毛主席邀请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因为飞机失事去世，年仅28岁）和苏联军事顾问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60人的武装（根据一些在伊宁的国民党官员事后回忆，这批人员还身着苏军制服，佩带苏军军衔）从霍城越界潜入伊犁市区。他们首先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国民党伊宁当局派遣一个排的兵力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武装人员伏击。

 

入夜，巩哈游击队主力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国民党守军，起义很快取得了胜利，大批汉族人和国民党军队被迫撤退到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飞机场），起义部队（内中包括有从苏联赶来的身穿军装的苏联正规军和数十架苏军飞机以及大批从苏联运来的火炮）在苏联军事总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到12月31日终于将这里的国民党守军歼灭，守将陈伯良、高炜在惠远城破时互相射击自杀身亡。伊犁郊县汉族官民纷纷逃亡，巩留、新源、特克斯等地数百人向焉耆撤退，至玉尔都斯山被追及，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昭苏官民企图翻越冰达坂退往阿克苏，正值寒冬，最后抵达者只有十余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孤军死守。

　　艾林巴克，在维语中为“脏园子”，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营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伊宁起义后，城内军民退守此地约8000人。从1944年11月9日，起义部队开始围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

 

1945年元月10日，国民党第45师和预备第7师援兵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起义部队围歼。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成，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起义人员骑兵追击，绝望中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副师长）、曹日灵（预备第7师参谋长）自杀，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被俘，伊犁全境得以“解放”。（而被俘者也只有500多人，包括34名妇女被关押进监狱，其余人皆“失踪”。

 

伊宁被起义军攻克后，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搜杀汉人和华侨，到事态被临时政府制止的时候，已经有大批汉人被杀，其中东北籍汉人几乎无一人幸免，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击毙。几十年后，还有一些极端分子威胁与之发生冲突的汉族人：“难道你忘记伊犁河水的颜色了吗？”这里说的伊犁河的颜色就是指当时虐杀俘虏和汉人将河水都染红了。）

 

伊犁全境尚未完全解放时，伊犁解放组织在1944年11月12日匆匆忙忙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艾力汗·吐烈成为临时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为副主席。这时期把持政权的是伊斯兰教上层宗教人士和地主、旧封建统治时期的上层人士。所以临时政府规定的国旗是绿地、中间是黄色星月标志的带有明显伊斯兰教标志的旗帜。

 

临时政府成立后，将各游击队统一起来，成立了游击队总司令部，总司令是阿列克山德洛夫，1945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援军赶来救援艾林巴克守军，在果子沟和游击队发生激战，同时国民党军队谢义锋一部在付出极大代价后翻越雪山抵达伊犁外郊。阿列克山德洛夫惊慌失措企图从霍城逃回苏联，结果被伊犁临时政府撤去职务，代之以鲍里诺夫，同时苏联红军正规军一个骑兵团和部分炮兵也迅速入境投入战斗，终于将国民党援军击溃。

 

1945年2月，伊犁临时政府决定将游击队总司令部改组为民族军总指挥部。发布兵役法，规定20—22岁“公民”要应征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总动员时期，23—44岁“公民”也要入伍。

 

1945年4月8日，在伊宁市西公园（后来的斯大林公园，现在叫人民公园）广场上，隆重举行民族军成立大会，这标志民族军的正式成立。在大会上，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发表了带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内容的煽动性讲话，并给民族军各部队授予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前进”文字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

1949年8月27日，“三区革命”的代表人物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别克、阿巴索夫、达里力汗·苏哈巴耶夫和罗志等五人，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飞往北京的途中，飞机失事，全部遇难。（经查证：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

毛泽东1949年11月22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给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个唁电：对新疆人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批代表，新疆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同志、新疆伊犁、阿山、塔城三区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同志、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不都克里木同志、民族军副总指挥达里力汉同志、新疆中苏文化协会的罗志同志，在1949年8月27日来北京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表示深切的哀悼，指出阿合买提江等五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雄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国人民的永远纪念，阿合买提江同志、伊斯哈克伯克同志、阿不都克里木同志、达里力汗同志、罗志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