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回忆(一)

作者:天下云风  于 2020-3-22 03:13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前尘往事

疫情期间,举国封关。七十有余的母亲闭门在家,写下了几篇回忆往事的文章。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每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
哪个时代不是如此呢?!

忆国定插队前的岁月
国定是我的第二个弟弟,比我小5(实际小4)岁,他于1949年2月12日(正月十五)在上海出生。

我对他第一次有记忆,是在他一岁半时,1950年的6月,祖父离世,周塘桥的奶妈带他来奔丧。奶妈抱着他在厨房里的情景,是留给我最早的印象,一直在我脑子里。

第二次的记忆是:大概在1951年春天国定2岁多一点点,在彭家塘的老家,他发了一身的天疱疮,祖母和小嬢嬢一天几次非常小心地(不能搞疼)给他擦身抹药,全身都是紫蓝色。亲娘(祖母)和嬢嬢经常一边擦一边说,长大了可别忘了我们呀!后来亲娘和嬢嬢也没有再提起过此事,可能她们自己也忘记了,可是我可一直记得牢牢的。

国定有一双略凹的大眼睛,绰号“外国人”,人见人爱。1951年我7岁他2岁时,有时他跟随着我上学,就坐在我的旁边。那个小学在常州乡下,离我的祖籍老家只一里地,学校名叫新河上小学。老师都很喜欢他,对他坐在我旁边玩耍、吃点小零食、做点小动作,从未提过异议,最多有人问这个小孩是谁的,知道是我的弟弟就OK了。可是有一天,那位年轻的小伙子老师带我们去一个很美的小湖旁边课外活动。正在玩得兴致勃勃时,老师想去逗国定玩儿,却找不到他,就过来问我。我说在那儿,就用手一指,一看他不在,再一看他哪儿也不在。这下老师慌了……,把校长也请来了。校长也吓死了要到河里去捞了,只得马上派人去叫我祖母,祖母颠着一双小脚颤颤崴崴地来了,正在紧张之时,国定不知从那儿出来了。大家转急为喜。年轻老师和祖母立马去抱住了国定,国定傻呵呵地莫名其妙地睁着大眼睛看看,满不在乎。校长走过去批评祖母,“你怎么可以让小孩到学校来?以后再也不可以了!!”我吓得要命,以为祖母一定要把我骂死了,因为都是我把国定带到学校的。没想到祖母的态度出奇不意的好,从来没有的这么好。她连声说:“是,是,我再也不放他出来了。我不对,我不对。”一句也没有骂我。我现在想祖母当时也吓坏了,乡下小孩被淹死的是不少的,见孙子安然无羔就喜出望外了。受点批评算什么呀!
1952年我们就全到上海和父母一起生活了。小外国人那时更洋气了,大眼睛小嘴巴细白牙,脸型线条又凹凸有致,不仅漂亮还聪明。父母对他宠爱有加!外出时经常会带着他。因此他也特调皮,有时也有些捣蛋。

52年上半年他在惠民路的托儿所,每天早上父亲骑自行车送,下午我去接他,经常要听到老师的告状。后来上福禄街幼托班,我中午给送饭下午接他回家。老师也常让我转告爸妈,她们对他的难以管教。

53年下半年,我们姐弟三一起到齐齐哈尔路的十八职工子弟小学就读。那是几个纺织厂在49年后为职工办的子弟小学。学校离姆妈的十六棉纺厂很近,离家远,有三、四站路没有公交。当时我读三年级,他和我大弟分别上幼儿园的小班和大班。早上我们三姐弟和姆妈一起从景星路出发步行到学校后,姆妈再往北走几十米到国棉十六厂上班。这时侯的小国定在人们的眼中是个小调皮、小捣蛋。我记得常有大人跟我说,你们三人在一起,你搞得定他呀?其实他从来不为难我这个大姐姐。中午我们将带去的两个铝饭盒的饭,泡二遍开水后,和带去的菜一起分成三份。每次泡开水都是我排队,大弟坚定和二弟国定陪着我。我泡好一盒递给他们,他们再给我一盒。中间有时保姆也给我们送过几次飯,我们从来也没有吵过架,每次由我分配,在家要吵闹的国定没有跟我提过一次意见。中午最开心的时侯是到十六厂门口去找姆妈,门前站着红头阿三(印度人),从来也没让我们进过厂门。有一天在齐齐哈路上正失望地往回走时,竟然遇到了姆妈(她要去扫盲班学文化),把我们仨高兴得不得了。姆妈又给我们买了金桔,我们更开心了。一边吃一边走,兴冲冲地往学校走去,往学校大门走去,走进去,突然听见一声呵斥,怎么吃零食?呵,不能吃零食的,为什么不放在口袋里呢?怎能如此得意忘形呢?后悔莫及,可时为时已晚,才吃了没几口的金桔全部被没收。要知道,我们有零食的机会几乎是十年不遇一回的。那个懊恼一辈子都有忘不了。如今不知道国定——我的弟弟还记得吗?后来姆妈调到许昌路纺织厂疗养所工作,我们姐弟三中午到疗养所后面的老吴家去吃饭,每天中午可以见到姆妈,还可以吃到可口的新鲜的热饭热菜。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姐弟三和姆妈在一起的最快乐的中午。

下午放学后,我就到一楼的幼儿园去接他们,然后按回家的路线排队。老师把我们这支队伍一直送到江浦路,而后我们三个人就自己走回家。如果遇到下雨,我们就叫三轮车,给1000元〈旧幣,相当于现在1角),若价格谈不好就走回去。錢到家后由大人付。

1954年夏天,我们搬到提篮桥华邨,家离学校更远了,47路公交有5站路了。每天早上和姆妈一起坐公交车,下午放学有时坐公交车回家,经常走回家。国定在幼儿园中班才5岁、坚定一年级也才7岁,我也不过10岁。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可是对我们要求挺严;大多数的时侯,我们姐弟三人都是走着回家。国定从来对此都没有提过任何意见,也从来没有不听我的话,乖得很。

1955年春国定到当时的上海提篮挢区中心小学幼儿园上中班,他此时6周岁了,基本上开始了他的独立‘生活’,早上他到76号邻居家和秦小英秦小华(他家有大人送)一起上幼儿园,中午在幼儿园吃饭,下午他一个人独自回家,要三次横穿马路,历时至少15分钟。有一次回家路上,在唐山路公平路碰到一辆13路无轨电车擦他身边呼啸而过,小小的他也觉得气不平,顺手就抓一把小石头往车上扔了。售票员气得把他抓到车上,把他拉了一站地,到东海电影院才放他下车。没想到他还还占了便宜,回家反而近了,等于免费坐了一站路。我此时在提兰挢区中心小学读4年级。不知为什么,没有要我接他回家。那个小学很大,幼儿园是小学附属的,在小学的北区,课间我有时会去幼儿园看看。
1956年秋国定到唐二小学正式上小学,离家近会同,步行只10多分钟,上学当然是独自去。57年我到五十八中学(澄衷中学)上学。唐二小学是我中学的西边紧邻,两校之间有一门相通。我们两又挨在一起了。我常代父母去开家长会,他的老师有时会在我上课外活动课时到我这儿来告他的状。有一天,倒霉的一天终于来了。他的班主任又在课外活动课时来找我了,把我叫到一边轻轻地问我,有人告诉他,我们的爸
父亲是右派,是真的吗?我不敢否认,又不想承认……,我实在是记不得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反正她是知道了,虽然说得很轻很轻,但是不知怎能么的同学们也知道了。我好像是做了贼被人抓到一般。国定的处境当然就很差了,直到1962年小学毕业,他都没有加入少先队。这样的孩子是很少很少的,简直是另类,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那时的他不太言语,经常眨巴眨巴眼睛。在三年困难时期(59至63或64年,不至3年),每天吃饭都要按定粮称了吃,不管饱了没。乡下亲戚饿急了,就到我家来吃饭。刚开始,上海在外就餐不用粮票,国定总是默不作声地下了课就赶到指定饭店或点心店吃饭或一口气吃十个汤团。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怜。有一次,乡下拿来了一坛漏了气的咸菜,我们虽然已经饥不择食,却对此还是难于下咽。国定默默地拿了杆称和坛子出去,居然把咸菜卖掉了。可见还有人比我们更艰苦!也可见国定的能干。

1962年国定上中学了。65年初中毕业考上了上海市虹口区中心医院半工半读卫校,三年制,毕业后当牙医、试验员、药剂师等。这几项工作在当时都是被边缘化的,更多的顾虑是怕毕业后当男护士,当年护士的社会地位很低。我们家人都说不好。秦小华考到一个工厂办的半工半读班,我们家认为,这个班毕业以后,可以在工厂有一个正规的工人工作,很羡慕小华。他们家羡慕国定,认为那是白领。两家商议一下就到招办去要求交换,不准。
他们学校里好像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的几个要好同学:李镇城,家庭出身资本家,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了;马幼林,他父亲是个环卫工人,可是有严重的历史问题。黄克勤,最倒霉,他妈妈带着他和弟弟在浙江乡下,他的父亲在上海跟一个女人同居了。他妈妈带着他们兄弟俩到上海来起诉他俩,想夺回他父亲。没想到他父亲被判入狱了,还在狱中死亡了。他们兄弟俩只好靠妈妈在街道工厂上班的微薄工资养活,他也就算是“杀关管”分子的子女了。柳中远,他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49年带着小老婆去台湾了。他和二个哥哥由母亲带着留在了上海。他母亲经学习培训后到一个工厂当会计,从一个家庭妇女变成一个家庭的顶樑柱。吕顺玉,父亲在浴室当工人,有历史问题。反正家里几乎都有问题。这些家庭几乎都是被边缘化的,招生办就将这些边缘化的孩子去上这些边缘化的学校。不过有一点可以安慰的是,由于是半工半读,第一、二、三年每月分别有8、10、12元津帖。

上学一年不到,1966年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他们班的家庭组成情况,国定没有很倒霉,大家脚碰脚,相对地国定还稍微好一点,毕竟他的父亲是原高干。从没有入队入团的他也参加了红卫兵。1967年下半年父亲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地下党期间曾被国民党政府拘捕入狱而被共产党政府羁押审查(怀疑叛党),我们家的人成了“杀关管”家属,谁都有可以欺侮我们。我和大弟坚定都住校,国定此时在家里是老大。在某种程度上对弟弟妹妹起到了一些保护作用。有的邻居很喜欢欺侮人。有的人自己也有历史问题,为了保护自己就拉一个填背的。有的人仗势欺人。邻居一个工厂的总工程师李某棋,厂里工人造反派到他家,把他家庭妇女的老婆胡某也拉出来和他一起在家门口挨斗、丢丑。两口子都被搞得蔫不拉叽,子女也灰头土脸。后来不知哪一派又上来了,又到原地给他们平反,肃清影响。他们两的头抬得高到恨不得碰到天上的云。事毕还不解气,就找软柿子捏,说我们家弟弟欺侮他的宝贝儿子了。跟我说,“你要知道,像你们家的孩子,随便啥时侯我们都好打的,叫你们弟弟当心点。”我听了又气又害怕。他虽然是恐吓我,但也是实际情况,黑六类的子女确实是案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他跟国定说,“你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摆正自己的位置,否则我要不客气的”。国定才不怕:你们两都是旧社会过来的,有历史问题的,是牛鬼蛇神呵!我什么身份?红卫兵!欺侮我家兄弟,没那么容易!”
我和坚定两在大学和中专都是没有助学金的,父亲被拘留后,只有我母亲70元的工资养活7、8个人,而且我和坚定是每个月要往外拿固定的饭费的,华村的房租和水费又特贵,要交14、5元一个月。国定的津贴也帮姆妈减轻了一点负担。

1968年7月,按正常原计划,应该毕业就业。那时的医院领导工宣队,给他们做了毕业分配,国定被分在XX医院。他们全都分在上海的地方医院。上海市从67年就开始上山下乡运动,将66年、67年普通初、高中毕业的学生安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大、中专、中技和半工半工半读的学生则不在此列。正当国定听到内部消息准备到新单位报到之际,突然听到北京传来最新最高指示,上海在1968年要实现一片红。琴惠是逃不掉的,国定也要上山下乡了。这是很意外的!67、68年我们家的坏消息一件一件接踵而来,可是正所谓蚤多不痒、债多不愁,那时我们好像麻木了,并没有太多反响。全上海市可沸腾了,这些孩子们不分白天黑夜的游行,举着红旗、标语、横幅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震天响地喊着激动人心的口号。似乎还不足以表达他们对领袖的热爱、崇拜,对革命的向往,对共产党的忠诚、对贫下中农的仰慕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就再加以敲锣打鼓和高音喇叭狂呼!那时的上海是成天翻腾着革命大浪的红色海洋。
为了支持革命小将上山下乡,工宣队特批银行解冻牛鬼蛇神家长的银行存款。国定有了一点小小的希望,谁知我们家在银行无存款?我要到寒冷的山西,国定要到遥远的贵州,要单独开铺,有些东西不得不添,可是难煞了姆妈。姆妈还是倾其所有给国定添置了一些必要的衣服被褥,不知道可怜的妈从哪儿弄来的钱?

出发的日子终于来了,1969年4月的一天,我和坚定去上海北郊货站去给国定送行。我在1月25日去了山西,山西搞武斗,单位让我们回家来了。若不是武斗,不是领导开明,我还没有机会去送国定呢。那是一个灰蒙蒙的上午,说是货站实际上一点也不像车站。只见一列火车停在铁轨上,没有站台和其它任何设施,铁轨旁有一大块空地。我们送行的家属到的比较早,站在火车旁互相聊聊各自的情况,寻找熟悉的同学的家长。李镇城的姐姐来了,黄克勤的妈妈来了,柳中远好像是他哥哥来的,还有的家长,时间长了记不清了。我们说的最多的是本来我们的亲属是可以留上海的,他们去贵州以后也许可以和其他插队的不完全一样,可以到当地的医院吧?至少到农村当个赤脚医生吧?工宣队似乎也这样认为的。有人甚至说,收入低一点也不要紧,贵州若东西便宜,低进低出也是一样的。又有人说,不管怎么得去,马天水说了,上山下乡永远不变。反正既忐忑不安又觉得命该如此,又还怀有一点点幻想。我们这些人的家庭都多少有些问题,心也有点虚,在人面前还要装一装,自己也不错的,即不反对甚至是支持上山下乡的。很快,听见传来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只见一车车插着大红旗举着领袖像和大标语牌载着毕业生的卡车开进火车旁的空地了。醒目到刺眼的标语牌写着: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到农村去大有作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辈子扎根农村不动谣!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走向卡车找到各自的家人,然后送他们上火车。他们在车上在窗口,我们在车下在窗前,他们和我们要分别了?真的要分别了?不知道哪天再能见到了?贵阳离上海1800多公里,按当时的特快火车的时速要36小时才能单程一次,从贵阳到下面的县城乃至公社——汽车、三轮车加步行翻山越岭,不知要多久才能到达目的地呢?
火车票硬座34元,后面的续途就算6元吧。往返就得80元了。还要吃喝呢?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二个月的工资了。有的初中生才16、17岁,父母怎么能放心和舍得呢?呜呜的哭声渐渐地起来了,声息音越来越大;哭的人越来越多,先是妈妈哭,女儿哭,而后儿子也哭了;送的人哭,车上要走的人更哭。女的哭,男的哭;老的哭,少的哭;车上车下一起哭。十几节车箱一起哭的音量那,真是惊天动地!响声冲入云霄的锣鼓声此时也只得甘拜下风,那儿压得过这些发自内心的哭泣呢。这哪儿是送别?简直堪比送葬,比送葬还有过之而无及!好像要把所有的哀恸和不幸都要融入到此自由的哭啼中(几年后,我听到有人说,上海人真能哭,送知青上山下乡哭得比葬礼还凶,还真是讲对了。)!呜,一声长鸣!车突然好像动了,不是好像,是真的开了!呵,车下的家长像小孩一样本能地竟然跟随着车跑起来了,更有甚者竟然去拉住车箱,试图不让车开走……,不知是傻了还是疯了?抑或是既傻又疯了!我也目视着国定跟着车跑,直到看不见人脸了……然后看不见火车了,才停下了脚步。脚停了,止不住的眼泪还在流。泪水一放了闸就怎么也收不住了。也许我想起了自己3个月以前到山西临汾的一个小工厂,在那儿过的什么也没有的凄凉的春节。想起了妹妹在我离开上海没几天,也匆匆地去了常州插队,一个人住在老家老屋,满眼生人生地生草生木。由于家里经济困难,临走时妈关照她,“你姐回来时,你也回来,平时不要回家。”现在我意外地回家了,为了省钱也没叫她回来。从1月到4月三个月光景我们家到外地去了三个人。几年前想象中的1968年是多美好呀!我和国定分别大学中专毕业,我到国防单位,国定到上海的医院,琴惠妹妹初中毕业了,可以上中专业营养护士专业。加上大弟坚定67年中专毕业,一下增加三个人挣钱,日子多好过呀!父母的经济负担立马卸下。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满心期待的68届,变成倒霉的猪八戒!坚定67届拖到了68年,父亲在66年被减薪,67年被拘留,分文无入,还要求送生活用品和衣物。我们家一下少了4个人,这离家的四个人都是苦不堪言!!后来我得了干眼症,没有泪液了,或许是眼泪在那时已流干了。

大概过了二个星期左右,家长们分别陆续收到贵州来信。情况很糟,国定到了贵阳南50公里的惠水县,有的到了都匀等其它县,反正都打散了,住到农民家里,开始了挣工分养活自己的日子。一天的工分收入大概几角钱,不出工就没有。一年都干不到100元。原来在上海卫校时,每月还有12元津贴,够一个月饭费了。这个反差太大了。于是我们这帮家长又试图联合起来向卫校工宣队反映情况,要他们出面干预。我从山西逃武斗回来,不上学不上班最空闲又年轻,有的家长就提议我去串联诸家长。走了几家,家长多数都说没时间活动。有的如,李镇城父母的意见和他姐姐完全不同——一个劲儿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好(他们是资本家,正惶惶不可终日)。还有不少家长也和他一样或者境遇比它还难,如柳中远母亲正在挨斗(反动国军军官家属)。有的家长一见我就说没意见,拥护上山下乡,让我哭笑不得。最后不了了之。

国定和他们的同学们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开始了社会底层人员的生活。实在没有吃的时侯,偷鸡摸食也难免不试。到铁路当民工做苦活、帮肉铺卖肉,那都是美差。时间久了想回家,用各种方式逃票,互相交流经验是常事,正常到习以为常,不耻犹荣!

一年又一年,不知哪年是头?哪年哪月自己才能养得了自己呢?自己急,父母愁,所有爱他们的关心他们的人都为之焦虑。家庭出身好的人,还有盼头。有当地招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最好的是参军当兵。但是对于地富反坏右等黑六类子女那就只有扎根式农村一辈子了,想进城真是难于上青天了!
后话

十年以后的1978年,变革终于来了。(抗日战争8年,他们在西南农村奋斗了10年,比抗战还多2年呢)邓小平说我来开个大后门,这是我在坊间听说的。最后,这些所谓的插队知青全部返城了,很多人还回到了原来的城市,以各种方式。有人以顶替父母退休,有人以病退,有人以父母身边无人照顾为由等等。有的已经在当地离开农村到单位上班的或在农村结婚的不能回原城市(结果上演了一场场悲喜剧,这儿就不说了。)但是后来又有一个补救政策,知青的子女可把户口报上海,退休人员可投靠子女。这样上海知青基本上都回上海了。国定后来到安徽省准南市的一个医院当了副院长,几经碾转后在退休后定居上海了。他的女儿在上海上的小学、中学、大学,而后在上海工作。国定靠的就是这个补救政策。李镇城和吕顺玉都回到上海在区中心医院工作。柳中远也回到上海的医院工作,还担任了副院长,好像还任了区政协委员,得益于他的在台湾的反动国军军官——虽然已经过世。马幼林在上海做了建筑装修材料老板。黄克勤和同班恋人分手,在贵阳重读一次卫校,在当地当上了医生。他没有回上海,2010年左右病逝贵阳。这些人的父母都已谢世,唯他的“年轻”的母亲还健在,今年(2010年)可能也只有90岁。穷的一辈子的她老人家,过去母子3人挤在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现在靠拆迁分了三套房,黄克勤兄弟俩和她一人一套,住得美美的,退休金也够小康。总之凡活着的现在都很安康。这是当年做梦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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