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鲜”讲用教材：“消极抗战”和“游而不击”---学习《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四章》

一，“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都要批

    同志们：你们认识李锐同志吗？李锐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资深党员，他生于一九一七年，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以水电部副部长身份兼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他的最后职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他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十三大中顾委委员。

    李锐在胡乔木同志鼓励和支持下，于一九九四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卢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书中记述了一九五九年卢山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和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之间的一段精彩对话。

    林：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

    林：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三个师只有三万二千人，号称四万八。当年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纪律比较注意。

   “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是我英勇的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仅有的两场抗日小战斗，原来都打错了，被毛主席批了几十年。主席说，要保存实力，不要去充当抗日英雄；可是弼时同志和德怀同志，还有恩来同志不听指挥，擅自组织战斗，打了，违反了纪律，所以要批、要斗。彭老总给斗了三十多年，最后给斗死在窗户都被密封的黑古隆冬的牢房里。任弼时同志就运气好，没挨斗，因为他死得早，逃脱了；恩来同志，主席虽然给他留了点面子，不过也够他颤颤、惊惊、凄凄、惶惶一辈子了。

至于英勇的新四军，则是专门用来搞磨擦的，有个好听的名堂：叫“打击顽固派”。“顽固派”者即打日本军的中国政府军---国军也。你看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里的郭建光们，打的也不过是胡传魁，是伪军，哪有一个日本鬼子？

 二，我们就是“游而不击”

    国民党攻击我们“游而不击”，亲爱的朋友，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游而不击”。否则我们如何落实毛主席“一分应付、两分打顽、七分发展”的伟大战略部署？君不见我们的军队由抗战初期的二万多猛增到国共内战时的四百万多，为迅速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准备了多么充足的条件呀？

    国民党说我们“游而不击”，我们就反咬他们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顽固派”、“投降派”的帽子先扣到蒋介石头上，再大批特批；这叫“你说你的，我搞我的”。反正我们搞宣传的本事比他们高明得多。当然这也并不妨碍我们把真抗了一下日的任弼时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打成“帮了蒋介石忙”的罪人。

    朋友，你可能也知道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的时候，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发生在陕北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史账”。

    他说：在中共生死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

    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后，国共要团结抗战了。国民党不但不再打共产党，而且要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了。这样，共产党既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本钱在抗日战场上拼光？我军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洛川县南九十里的一个村庄召开了的一次为期四天、仅有二十二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会议以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的《形势报告》为开场，今天已被捧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张闻天的《文集》中，惟独没有把这份《报告》收入，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呢，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报告》里，先把蒋介石如何仇视我党、如何背信弃义指斥一通；最后建议说，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斯杀。

    毛泽东同志支持张闻天同志，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戴晴：《翻案文章》)

三，坐收渔翁之利

    在抗战最艰苦、最紧张的最后阶段(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置大片国土沦亡、人民被烧杀抢掠于不顾，把各根据地、各部队的领导人全部集中到延安，旷日持久地学习、反省、检讨、清算、斗争、清洗，为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而忙得不亦乐乎。

    尽管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寸步没有离开过延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骂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也不妨碍他把自吹自擂，说是“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战争”的伟大领袖。

    众所周知，我们描写“三年解放战争”的电影、电视作品车载斗量，尤其反映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这样的大题材的大制作，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山呼海啸、千军万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英明神武的伟大领袖、开国的将帅、从龙的元勋，一个个现身银幕、屏幕，形象高大，闪闪发光。

    可是八年抗战，则只有《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打小闹的小题材；出场的也只是李向阳、小张戛一级的“英雄人物”。即使是八个革命样板戏，打国民党的《智取威虎山》也比抗日的《红灯记》痛快淋漓、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得多。

    无独有偶，我党的党史权威胡绳同志呕心沥血地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以下简称《七十年》)，其第四章叫《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章共六十五页，有关抗战的只有十一页，不足一万字，占五分之一不到。大讲持讲的是方针、政策如何英明正确；怎么样和国民党争夺地盘、争夺群众；怎么样斗地主、分田地；怎么样扩大党组织、扩大军队和民兵；怎么样开会、整风；怎么样“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最后夺取江山坐天下之类。直接描述战争的就少得可怜，这不能怪胡绳同志，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实在表现奇差，乏善可陈。

四，“平型关战役”只是个小战役

    《七十年》在讲到我党、我军对日作战的战例时，也仍然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虽然被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还得照讲，不然我党我军的抗战史就成了空白。那就不止遗笑万年，那就遗臭万年了！

    实际上，平型关战役只是个小战役，算不了什么“大捷”，“歼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而己。

    对国民党方面，胡绳同志虽已持开放态度，例举了忻口、武汉、台儿庄、中条山、长沙、南昌、隋枣、桂南、枣宜、缅北等大战役，似无掩人之功的意思。但对规模比平型关战役大得多的“忻口战役”，却语焉不详。还要加上“八路军三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的尾巴。

    对比《七十年》，1999年版的《辞海》(缩印本)就光明磊落得多，兹录如下以供对照：

    “忻口战役”亦称“忻口会战”，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战场的一次著名战役。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日军突破长城防线后，向山西太原进逼。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战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在晋北门户忻口地区组织防御。十三日，日军师团长坂田征四郎指挥第五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和特种部队五万人，狂攻忻口西北第九军防守的南怀化阵地，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骐率军英勇抵抗，壮烈殉国。与此同时，坂田师团以其主力一部向大白水猛攻，遭到阻击，战斗处于僵持之中。后因日军攻占娘子关、阳泉、平定，忻口守军于十一月二日撤出。此役消耗日军兵力两万余人，中国军队也有较大伤亡。

   《辞海》不回避被毛泽东同志定为“战犯”的阎锡山、卫立煌的功绩，对国军也使用“英勇抵抗，壮烈殉国”等褒义词，而且不硬作“八路军配合”之类的吹嘘，突显了编者的良知和勇气。值得一赞！

五，数字说明问题

    《七十年》说我中共军民“消灭日军五十二万七千余人”。这“消灭”是什么意思？是单指“打死”呢，还是包括“打伤”、“俘获”和“击溃”？如按死伤俘溃1比1比1比1计，我军打死的日军顶多不过十万余名。

    即使这个当年的统计还未有后来的“一亩十万斤”的严重失实，也只占日军在中国战场总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大军教授统计的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死亡人数是一百九十八万四千人。而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日本人的资料统计出来的数字，则是二百二十二万七千二百人：其中伤一百一十七万二千二百人，亡一百零五万五千人。(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明镜出版社，以下简称《谜》)

    日军在华毙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将领之中，死于与我八路军作战的只有三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党的军队手上。(中共中央编译出版社：《血祭太阳旗》，1994年，北京)

    至于我军在八年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方面，《七十年》仅能举出左权和杨靖宇两个人。這與國軍方面有一百十五位(據何應欽檔案為二百零六位)将领殉国，实在悬殊太大(《谜》P393)，胡绳同志只好把狼牙山五壮士和马本斋母亲也拉出来凑数，把五壮士的姓名一一列出以壮声势。

    事实胜于雄辩，数字说明问题。所谓“中国共产党抗击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王首道：《忆南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完全是胡说八道，是贪天之功为己有，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愚弄，是对为国捐躯的英烈们的极大侮辱。

六，谎言是不能持久的

    虽然如此，《七十年》还是说了一点公道话：

    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军队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可见以前说蒋介石国民党“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都是诬陷不实之词了。

    惯于按毛泽东同志口味伪造历史的胡乔木同志，在为《七十年》写的《题记》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还得作必要的增补。”这是乔木同志高明之处，他是在这里埋下伏笔，预留退步的意思。乔木同志也明白，谎言是不能持久的，他当然也知道林肯的这么一句话：“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七，题外话

    1，那么我党我军在这八年抗战中是怎样发展壮大起来的呢？谢幼田的《谜》作出很详尽的考证。谢幼田从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将帅回忆录、《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彭德怀年谱》等大量资料中披沙拣金、抽丝剥茧，破解了重重迷雾，把被掩盖了的真相挖掘出来；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突破禁区，把我们历来所宣传的传统结论都推翻了。在抗战六十周年来临之际，我们应该读读这本书，对认清我党、我军以及我们伟大领袖、伟大革命家、伟大理论家们的真面目会有极大帮助。

    2，北京路漫文化公司《讯息与服务》第41期透露：左权因被诬为托派分子，屡经申诉而长期不得解脱，气愤难平，在战斗中故意暴露在日军炮火下，以死示清白。

    3，滇西保卫战是抗战中一个重大战役，是一场非常惨烈的厮杀，中国军民在这次战役付出了重大牺牲。抗战史学家章东盘同志在《凰凤电视台．锵锵三人行》节目中讲这段历史时，泪流披面，感人至深。可我党却因为该战役是国民党组织和指挥的，几十年来不许提及，流落该地的数以万计的抗战官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受到各种迫害，甚至被镇压；侥幸活下来的，也仍处于极困苦之中，衣衫褴褛，虽八九十岁还在肩挑手做。胡锦涛同志跑到莫斯科去慰问苏联红军二战老战士，和他们握手言欢，极尽亲热；却置自己的国家功臣、民族英雄、抗战勇士于贫贱潦倒之中，任其自生自灭，是何心肝！最近当地有关部门和一些同志冲破各种阻力，编了一本《滇西抗战第一枪》，却因未提“我党”字样，遭到刁难。最后编者只好于《前言》中加上“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的推动下”，才得以通过，批准出版。现在已出版的少量有关书籍有：

   《滇西抗战第一枪─纪念滇西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文史集》：云南民族出版社

   《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上、下)：中国文联出版社

   《溅血岁月》：云南民族出版社

   《血路---修筑滇缅公路记实》：云南人民出版社

   《松山作证---龙陵抗战专辑1-3》：云南民族印刷厂

    4，本文曾发表于《争鸣》杂志2003年12月号，今作补充修改后上交中共中央宣传部，申请做为《三个代表和“保鲜”教育之讲用教材》，敬希垂注。

（13-5-2005于酒香书屋）

跋：卢沟桥抗日纪念馆“百十人的单位有车二十辆，最盛之时干部都开公车回家，说是工作需要。我亲眼看见干部在办公室赌博，没人管。有人自费出国七年了还在发工资。有人公款吃喝一餐就够扬云峰一年的生活费。抗战馆还想在山东建宾馆、在美国开饭店。抗战馆一年光招待费就有六十万元！”这段话是从方军先生《1931--1945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一)》之《世间已无杨云峰》中抄下来的，以前在互联网上看过他的文章；看他的书，这是第一本；但却看得我悲愤交集，让我想起先哲的一句话：中国不亡，没有天理。杨云峰是二十九路军老战士，和日本鬼子拚过大刀的，是抗日救国的英雄。可是，他用生命保卫过的国家却对他冷酷绝情，让他流离失所、以乞讨为生、在饥饿和白眼中含恨以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可以对日本战犯行仁政，对日本侵略兵的遗孤关怀备至，搏得“人道之师、仁义之师、文明之师”的美名，可是对打过日本侵略军的中国人却枪毙之、虐杀之、监禁之、劳改之、批斗之、打骂之、遣送之、收容之、糟蹋之、饿死之。本文曾承朱学渊先生推介、徐水良先生点评，以及一些网站转载，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