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紅軍”也是殺人越貨的土匪------读傅國湧《發現廿八都》

傅國湧先生和謝泳、丁東諸先生是專门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樹碑立傳的年青學者，但最近出版的《發現廿八都》(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長沙)卻給了我意外的驚喜，原來傅國湧這个人文学者、政論家原來也是旅游散文的高手。   
    傅國湧行雲流水的文字，不但重現了廿八都這座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的世外桃源美景，也攪動了千年古鎮的血腥記憶，這就是給古鎮帶來毁滅性打擊的両次所謂 “過紅軍”。   
    1932年4月間，方志敏領導的紅軍乘江西衰娜妮贛劇团在廿八都水星廟做戲一個月的機會，派暗探來偵察駐镇民团和自衛隊人數、武器、行動規律，同時也摸清了當地富戶情况。紅軍暗探化裝成賣水果、劇团工作人員或觀眾，見樓上两边坐的女眷，手上帶亮閃閃金鐲子的，就留心打聽。一个多月後的6月28日，紅軍廣豐獨立团由團長周良瑞、政委吳光丕親自率領，會同游擊隊、花槍連五百多人，還有大批挑夫，星夜奔襲廿八都。由於民团和自衛隊不堪一擊，紅軍很快便攻下了廿八都。這一仗除了槍枝彈药，紅軍還掠走大量食鹽、布匹、現洋等數萬元的財物；中午時分，紅軍又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屬，不分男女老少共二百多人統統當作“財神”綁架到江西去，讓家人拿錢去贖，但有些人贖回來了，有些人則被撕票，有些人更人財两失。看來所謂“殺害人質”並不是伊拉克恐怖分子的發明，我們貴國的蘇維埃政府和工农紅軍早就會了；只可惜當年沒有“知識產權”的概念，而沒有辦理註冊，以致這個“發明專利”讓外国人搶去了，真是可惜。有個叫金庆康的，他當時在讀小学，因為聽到風声，全家逃到衢州去了，結果他父親開的商店裡的貨物都被搬空了。跟着紅軍來的廣豐游民，手上緾着紅布，也跟着搶，連籮筐也搶。   
    同年9月5日，紅軍廣豐獨立团和閩北獨立团又帶着赤衛隊、花槍連第二次攻打廿八都。這次除打死守軍三十多人外，再綁架士兵、地主和富紳三十多人為 “肉票”。繁華了幾個世紀的富饒古镇從此蕭條、冷落。1933年慕名而來的郁达夫便目睹了這個“雞鳴三省”古鎮的一派衰敗景象。   
    廿八都故老對當時 “過紅軍”的浩劫記憶猶新，《衢州文史資料》對此亦有記載：   
    街上貼滿了“打倒國民黨！打倒土豪劣  紳！”“工农兵聯合起來！”“列寧主義萬歲！”等標語。楊益豐、隆兴源南貨店和楊元亨、金同順布店等二十多家大的商號店堂，全被砸開，門板七零八落，柜臺東倒西歪，籮筐隊忙着裝貨待用。有幾个地主的家眷正在哭爹喊娘。   

中共的歷史說，方志敏的紅軍叫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隊”，他在獄中寫了本《我愛中國》，還做了首詩：“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所以很賺了些當年青少年的熱泪，原來也仍然是殺人越貨、破壞穩定、破壞抗戰的土匪。   
    當年紅軍的口號是“上等人一掃光，中等人不要慌，下等人來相帮”。今年六十一歲的楊展三，他的祖父楊瑞球就是在“一掃光”之列，第一次“過紅軍”時被“紅軍探子”夏娜妮用斧头劈死。但也有人說夏娜妮只是流民，因為搶了老實农民許榮生的老婆遭楊瑞球干預而怀恨在心，所以在6月28日那天跟着紅軍殺回廿八都報仇。   
    這個楊展三的父親叫楊怡，做過國民黨軍事機場場長和航空總站站長，中共為了窃取黨國機密，派了个年輕清秀的女共產黨員去接近楊怡，這個女人就是楊展三的生身母親。1949年，這個女人穿上解放軍軍装做官去了，楊怡關卻被關進了牢房，他們的孩子楊展三則進了孤兒院。在這個悲歡离合、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中，中共黨人的殘忍黨性和全無人性的本資，到得了淋漓盡致的展現。盡管楊展三後來沒有找到他的“母親”，但我相信這個拋夫棄子的狠心女人，在歷次的運動中也决逃不出被載上“特务、叛徒、走資派”的帽子而大吃苦头的報應。  
    共產黨嗜殺成性，在奪權時殺人如麻，掌權後仍大肆殺人，以恐怖手段維持非法统治。1949年以後，這个至今也不過三千餘人的古老小镇，竟有86户被划為地主，未及逃走的就被槍决，人數在三十、四十之間，不可謂不駭人聽聞。中共反動派欠下中國人民的血債，何時才能清算？   
    百孔千瘡之殘山剩水中，竟也浸潤着這樣多的傷痛、這樣多的悲愴、這樣多的酸甜苦辣、這樣多的罪惡，《發現廿八都》又一次攪動了沉重而痛苦的血腥記憶。（《開放》2005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