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胡锦涛：这一笔又一笔血债何时能清还？

导语：率部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首义元勋邓玉麟中将，救过董必武的命，对共产党只有恩没有仇，但他在古稀之年却被共产党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罪名处死，数百万家产被抄没；子孙两代中，一个被打成右派分子、三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个被强迫劳改，两个被逼终身未婚。中国共产党专门杀好人、杀自己人，甚至杀救命恩人。五十多年来死在中共屠刀下、监狱中、劳改场里的，被逼死、被害死、被饿死的，包括中華民國黨政軍憲特教及所謂地富反壞右在內的無辜者，总在七八千万之谱。请问胡锦涛：这一笔又一笔的血债何时能清还？

一、辛亥革命首义元勋被中国共产党恶意杀害：中共欠邓玉麟家两条人命

由于孙武挨炸，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杀，蒋翊武出走，眼看武装起义就要流产。在这紧要关头，是邓玉麟临危不乱，率部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1913年，邓玉麟领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官；1925年，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以后脱离军界，先后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和“民生煤矿”。1940年回到家乡湖北省巴东县，垦荒植漆，创办石桥小学。大陆变色前，他拒绝去台湾。

邓玉麟与董必武是辛亥革命战友；国共战争期间，董必武在武汉被当局追捕，是邓玉麟义无反顾，掩护他安全脱险，而自己却被抄了家。

就这样一个反封建反帝制、一身正气、爱国爱乡、有恩于共产党的辛亥革命元勋，却被共产党在1951年3月恶意地杀害了。罪名是“组织反革命暴动”。这是共产党“欲杀其人，何患无罪”的数以百万计案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1951年，邓玉麟已经是七十岁的老翁了，可能“组织反革命暴动”吗？如果他要反革命的话，有兵有枪的时候早反了，何至于要在脱离了军界、隐居家乡十年之后再来反呢？

根据大量史料揭露，当时中共为了应付“抗美援朝”，一必须靠大屠杀，营造恐怖气氛而稳定后方；二靠杀人掠财，支持庞大军费开支。

邓玉麟的女儿邓锡琼后来说，她家被抄时，她已三十六岁，“对被查抄的财物记得很清楚，有房产、历史文物、名人字画、红木家具、景德镇仿古细瓷器、皮毛衣物等，总计在数百万元以上。”仅革命文物，就有金质二等文虎章（上嵌六粒大珍珠）、二等嘉禾章和大小纪念章若干；有将军亲笔写的回忆录三本，有与孙中山、革命同仁合影照片一百多张，以及来往信件和文稿等，这些都是无价之宝！这次叫做“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杀关管了三百多万人，肉体消灭了二百四十多万。之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已经杀了二百多万地主、富农。当然也“共”了许多财产----金银财宝、粮食土地、驴马牛羊、娇娥美女。

二、中共故意杀人的罪恶，罄竹难书

刘晴初国军中将，参加过抗日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协助中共地下组织策动湘西“和平解放”。然而，1951年3月18日，中共却以“反革命”罪把这位抗日英雄、帮过中共大忙的早已觧甲的军人枪杀于湖南岳冲刘家湾。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抗战中率部参加沪淞会战、武汉会战、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出任中共华中局江南地下第四军副军长，4月参加程潜、唐生智等人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长沙起义”。中共在唐伯寅的“投诚”之后的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了。

宋士台国军少将，在抗日正面战场指挥过多次对日作战，其中有著名的南浔战役。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国共内战中，政府请他出山，被他拒绝。然而1953年，中共公开枪杀了宋将军。唐、宋诸将军在抗战后即觧甲归田，根本没有在国共内战中和共军打过仗，更没有在中共建国后从事什么反革命活动。中共如此杀害国军抗日将士，只能解释为共产党真的是个杀人放火的流氓集团，他们确是为替日本亲人报仇而杀害我民族英雄的卖国组织。许多和共军交过手的国军将士，也是在共产党“既往不究”的信誓旦旦保证下才放武器的，结果也遭共产党屠杀殆尽；中共的背信弃义是几十年一贯制的，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可不知。

三、屈死鬼邓玉麟的墓，竟是“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据《荆楚》、《中国红色旅游http://www.crt.com.cn/news/Html/hubei/00008599.html》等网站报导，位于巴东野三关镇石桥坪村的邓将军墓，原来是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呢。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到了连滥杀无辜都成了“爱国传统”的地步，这种的不要脸、这样的下流，古今中外能找得第二例来吗？这是笑不出来的笑话呀。

最近巴东县筹资4万元，要重修邓玉麟将军的墓，说是因修建于1983年的将军墓，“年久失修，已出现多处裂口、塌陷，急需重新修缮、绿化”云。这就奇怪了，邓将军是1951年被枪毙的，为什么到1983年才修墓呢？可见原来并没有什么墓，只是到了邓将军又有可利用价值的时候，才伪造了个“墓”。

邓玉麟的女儿邓锡琼说：她父亲被杀后，全家扫地出门，她生活无着，只身来到武汉。1982年巴东县人民法院宣告邓将军无罪时，“巴东县政府仅在给父亲修墓碑时，给了我400元抚恤金。这是每位死者家属都有的，而对被错误没收的家产毫无表示。我向他们提过，他们说赔不起。”直到当过右派分子的《人民日报》记者刘衡把邓家惨状写了简报登在1985年9月27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之后，有关方面才在1987年给邓锡琼补助了3,500元，让她搬进新屋。但以前没收的财物仍无一退还。

以前“党和政府”看着邓将军后人贫病交迫，而熟视无睹；今天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了利用邓将军这“少数民族（邓氏为土家族---武宜三注）的革命功臣、海内外知名人士”来搞统战、搞欺骗，便大方得多了，居然为了修墓而一掷四万金呢！

四、 邓玉麟被恶意杀掉后，遗属、子女之悲惨遭遇

1，邓玉麟夫人徐风章(1886－1952)，在1952年自缢身亡。夫人湖北武昌人，出身医家。1911年经孙武介绍成婚。以后因将军长期奔走革命，时时在京、津、沪、汉间迁徙，生活十分不安宁。最后受将军被杀、全家被扫地出门、子女四散之刺激，而绝望至自杀。

2，女儿邓锡琼(1914－1987)，秉性脾气有乃父之风，能力超过兄长，将军常携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毕业于湖北武昌女子师范，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时避居乡间时，在将军创办的石桥小学任校长。后又转至重庆、武汉任教。思想激进、左倾，参加过民主同盟工作。在将军蒙冤被杀后的几十年，始终为其鸣不平。多方联系董必武、陈荒煤及将军辛亥友人申诉，始终一无所获。1957年本因工作努力而被评为武汉优秀教师，反右时又因家庭问题而划为右派分子，送至湖北沙洋农场和英山农村劳动改造，前后二十多年，每月仅发生活费十四元。1978年“落实政策”回武汉第13中学作退休处理，每月只领五十元零五角。由于终身未嫁，孤苦伶仃；患有严重冠心病等，既没钱吃药，更没钱请人照料，1987年死于武汉。共产党虽然为邓玉麟平了反，重修了墓碑，并把他的事迹、墓，当作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本钱，但却对他的女儿如此冷漠，可见这个政权是何等虚伪、凉薄。

3，长子邓锡初（1912－1963），中学时代思想左倾，1935年去延安的左派文人陈荒煤就长期住在他家。大学毕业后不愿混迹官场，而在武汉既济水电公司、重庆药苗种植场、川康兴业公司以及其父开办的企业中任职。1949年前后随父母蛰居乡间，一度划为地主，1954年才得解脱，到上海与妻、子女团聚。失业三年，1957年任教上海南洋中学。1963年冬突发脑溢血而死于讲台上。

4，大儿媳周修德（1913---），父亲从事鄂沪棉纱贸易，家境富裕。嫁入邓家后，四处迁徙。1949年后更携部份子女和亲属离开巴东，东逃武汉、上海。在上海以帮佣、洗衣为生。定居后再接丈夫和其余孩子来上海团聚。在各类运动中以各种方法保护邓家子女及亲属，由一个文弱千金变成一个体力劳动者。1958年后为生活所迫，参加过海岛围垦、当铁路民工、缆绳加工等一系列重体力工作。1972年由街道生产组退休。

5，二儿邓锡尧（1916－1977），上海光华大学肄业，当过一般教职员。1951年在上海华东干训班无锡分校因病退学，到武汉劳工夜校及小学工作。1963年因政治清洗，被送至湖北沙洋农场劳教，至1977年病逝，终身未婚。

6，大孙邓中仁，1938年生于武汉。1958年高考，因家庭成分而分配至青海大学，未去报到。文革中又因家庭出身被厂方戴上反革命帽子，文革后才给平反。

7，二孙邓中哲，1945年生于重庆。1964年中学毕业后，去上海郊区农场工作。文革期间因家庭出身及政治陷害，隔离审查二年，并被判反革命罪5年。解送安徽劳改农场前后10年，1978年获平反回上海原农场。1982年才结婚。

8，三孙邓中宪，1956年生于重庆。1963年不能升高中，父亲病逝后进上海建筑公司当泥瓦工。文革中受“内部带帽反革命”处分。1978年改正平反。

总之，邓玉麟一家和中国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血腥统治下，没有安全、幸福和欢乐，只有苦难、悲哀和恐惧。邓玉麟一家除邓夫妇死于非命外；子孙两代中，一个被打成右派分子、三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个被强迫劳改，两个终身未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除在吃穿住行和思想言论上实行限制、剥夺、压迫外，在婚姻、爱情上也横施干涉、剥夺、压迫，如强迫右派分子离婚、不准地富反坏分子结婚等，可谓丧尽天良、绝灭人性。

五、“中央曾发函追查过”吗？

刘老师写到：邓玉麟将军被杀、家产全部被没收后，“中央曾发函追查过”；我完成不相信有这种事，这不是一生忠于眞实的老记者刘衡老师说假话，而是由于中共有意放出的这种假消息太迷惑人心。我否定中共“中央曾发函追查过”的理由：

1、如果中共“中央曾发函追查过”是真的，那以后就不会那么样继续残酷迫害邓玉麟亲属了。

2、如果中共“中央曾发函追查过”是真的，那么就不会有全国性的对旧中国党政军警人员的大屠杀了。有人查出1950—1953年被杀的国军少将以上的将领、有姓有名的就有109位，这种杀害一直延至1958年。文革中有没有在劫难逃的？还要再查。

我说过，中国共产党专门杀好人、杀自己人，甚至杀救命恩人。有人可能会批评我故作惊人之语，危言耸听。其实不然，请看铁的事实：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救过毛泽东的命，“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救过毛泽东的命，陕北的高岗、刘志丹也救过毛泽东的命，可是这些人都不得好死。

刘少奇当年在长沙被捕时，杨剑雄救过他的命。一九五○年，当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长向刘少奇求证杨剑雄是否救过他的事时，刘少奇的亲笔回信竟是：“既然杨剑雄是当地恶霸地主，请按党的政策办理。”杨剑雄便只好被处决了。

邓玉麟救过董必武的命，结果也难逃一死，还祸延子孙。武宜三先生不学，“发明了”三条武宜三定律，其一是：“中国人爱国没有好下场，中国共产党员爱党没有好下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爱党又爱国更加没有好下场。”

邓玉麟将军一家的血泪史又为本定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有一个想靠骂美国走狗来献媚取宠的左派分子在著名的极左网站《环球视野》上对我破口大骂，极尽泼妇骂街的能事，但对我的文章却不敢引用，连题目也不敢写全，用“□□□”来代替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对我举出的无数事例也不敢有一句反驳。

武宜三今天在这里请教《环球视野》的左派革命家和伟大理论家们，你们能否举出一个“中国人爱中国，中国共产党员爱共产党；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爱党又爱国的中国人有好下场”的例子来？请，请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