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珍贵的历史文本-----跋《蒋铮给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信》

【导语：今天在清算毛共滔天罪行，要求平反寃案、追讨赔偿的同时，更要注意发掘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资源。认真梳理他们留下的文本，发现他们思想的亮点，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真正的纪念。】

新华社记者作为特务和暗探被派驻各地

右派分子蒋铮，是广西省平乐专员公署服务局科员。一九二六年出生于广西省全县，家庭成分地主，本人成分学生。据他自己说，“从十六、七岁起即开始了一些革命活动”，曾在国统区参加过反日斗争，一九四五年后又参加反蒋运动。一九四八年由华南跑到华北，进入了共占区。一九四九年奉调南下广西省，同年加入中共青年团。

一九五七年，蒋铮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写了一封长达五、六千字的信并让转铁托总统；而南使馆也回信给他说来信已转给铁托总统了，并告知此信将付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讨论。这两封信，“经群众揭发”而“被迫交出”。新华社驻南寕记者为此写了《专讯》，和这两封信一起登在一九五七年十日二十三日的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上。今天，人们应该感谢这些作为特务和暗探而被派驻各地收集情报的新华社记者，是他们为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为清算毛泽东、共产党的罪恶而留下许多白纸黑字的证据。《蒋铮给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信》和《南使馆的回信》便是其中的两件。

新华社记者指“信中恶毒地进行反党、反苏并有意挑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提出所谓‘第二条路线’的‘主张’”。五十年后，再来看看这封信，便知是非、黑白，是怎样地被颠倒了；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统治怎样地扼杀人们的思想自由；中国共产党反动派是怎样一步步地把中国和中国人民拖向灾难的深渊。

蒋铮为什么给铁托写信

蒋铮“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干部”，自幼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当时他“感觉到非常苦闷，苦闷的主要原因是：党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生活中所执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共产党也常常拍起胸膛说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在执行愚民政策，“常常是不惜欺骗自己也不惜欺骗别人”。正在这时他读到铁托的《普拉演说》，他认同并确信中国共产党搞的其实正是铁托所指出那样：“是走在一条死胡同里”的斯大林主义。这是他给铁托写信的原因。

蒋铮根据他十多年参加“革命”经历和对马克斯主义的体会，指出了在中共国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的问题。如干部政策、肃反工作以及农业合作化上的严重错误。

蒋铮认为，农业合作化破坏了农业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饿死人的直接原因。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之后不到一年，各地便以强迫命令的方式，把几乎百分之百的农业户赶入合作社，实现了所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第二年许多地区便出现了粮食以及猪、鸡、鸭等严重减产，不少的农民陷于饥饿之中，广西省荔浦县大塘区凤联乡凤凰坪屯七十二户三百零九人人中，就饿死了九人，很多农民要逃荒。这种状况在广西省平乐专区八个县一百六十万人口地区范围内并不是个别的例子。但中共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却叫农民吃草根、树叶、山果之类的“代食品”。农民恨之入骨地说：“原来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叫农民吃代食品的。”

广西饿死人情况比蒋铮说的更严重

蒋铮毕竟只是一个科员、低级干部，不知道更多的“机密”。事实上，广西省一九五六年饿死人的情况比蒋铮讲的更为严重。新华社记者刘远修当时写了《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登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上。刘远修指出，经广西省检查组两次调查，平乐全专区在一九五六年一至七月间共有一千零九十五人“因灾死亡”(其中饿死三百二十三人，与缺粮有关而死的七百七十二人)，因缺粮吃“代食品”致身体浮肿的五千八百八十五人；出卖妻子、改嫁的一千三百六十三人，逃荒的八千四百一十五人；卖家产渡荒的一万五千七百七十六人。死人以平乐、荔浦、富锺、贺县最多。横县因缺粮致死的四百三十四人，自杀的三十八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东西吃被打死的三十八人，卖妻子儿女的一百零五人，逃荒的三千七百三十四人，患浮肿病的九千三百五十人。刘远修说：“整个灾情的发展十分严重，不少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人民怨声载道。”

刘远修文章指形成灾荒的原因是：一、减产报增产；二、层层加大粮食征购任务，平乐县采取捆、吊、脚踢、踩肚子、尖手指、冷冻、饿肚、熬通宵等残暴手段逼农民交粮；另方面又克扣统销粮；三、中共地县委压制群众和干部反映灾情；中共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在严重饿死人后说：死人不要背包袱。中共平乐县委书记乔子久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说饿死人，我问你破开肚子看了没有？里面有没有大米？其毫无人性，竟至于此！

据刘远修文章透露，广西省不仅在一九五六年饿死过人，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都饿死过人。如富锺县在这两年，因缺粮断炊而病倒的就有一千二百九十二人。

同时，饿死人的事件不仅广西有，其它省份也有。一九五七年新华社“保定四月十七日讯”说，河北省“非正常死亡也在发生”。宁晋县由一月以来非正常死亡事件有二十五起(自杀未死在内)，在四月六日的一个报告中，就有六起自杀事件，其中二起是因粮食问题而自杀的(未遂)。

老百姓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吃不饱”，“一九五七年，少吃又没穿”，一个老农民白天打灯笼，以刺“共产党黑暗”。(《政治学习》，一九五七年八期)

以谎言掩盖谎言，不断地制造灾难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后来也曾“严肃处理”过这个事件，罢了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人的官；《人民日报》也煞有介事地发表《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社论。然而替死鬼却是“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提醒全党吸取教训”，更是骗人鬼话。正如蒋铮所指出，这次灾难“是那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对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但是这些政策的制定人与执行人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在党内外的职位，仍然以种种方法在巩固他们的统治。”这“种种方法”，说穿了无非是以谎言掩盖谎言，以大谎言掩盖小谎言。其后果便是小灾难引出大灾难。诡辩、推诿、嫁祸于人的结果，就使接着的三年人祸中饿死四千万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仍以广西为例，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换了韦国清之后，死人反而更多了。继一九五八年年广西省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等一系列牛皮后，一九五九年只好靠搜刮农民口粮、种子上交，中共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韦国清则亲自坐镇临桂县指挥“反瞒产”，结果“反瞒产”成绩辉煌：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一天不到四两粮的口粮的农民，除了饿死还有别的出路吗？
    于是，仅环江县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柳州地区饿死十六万，贺亦然果然创下了“广西第一”！韦国清坐镇的临桂县五通镇，饿死了七、八千人口的三分之一，一百多户人家死绝。广西一共饿死了多少人？韦国清自己承认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说，起码五十万。(丁抒：《大跃进和大饥荒》)四川、安徽、河南更是饿死人大省。四川省饿死一千二百万人，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认可的数字。河南省的信阳地区饿死人数，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陶铸私下承认有一百多万。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七户，息县五一三三户，固始县三四二四户。”

什么叫“斯大林主义”

蒋铮认为以上的农村问题以及干部政策、肃反问题，都是执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那么什么叫“斯大林主义”？蒋铮作了如下表述：“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到胜利时期的特殊产物，它是建立在个人专断独裁制度的基础之上，利用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所取得的国家政权，运用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和清一色的宣传机构。对内采取迫害异己、摧残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干部的残酷手段。对外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侮辱诽谤与个人意见不同的其它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办法，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其它人，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的头上。”

人们今天重读蒋铮的表述，能不佩服他的敏锐洞察力吗？自从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之后，中共也跟在苏共屁股后面批了几天个人迷信。但是发生匈牙利事件之后，“他们又害怕改正了过去专断独裁的制度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中共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公开表示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要向我们要求自由化”。这真是“含血喷人”，中共、毛泽东将所有要求自由的人都看成了敌人。

中共谴责斯大林之口沫未干，又开始大批别人的“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企图将这些帽子强加于别人头上。“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事实，一般都没有接触，或者是不敢接触。由此可见他们在理论上的贫乏，政治上的软弱到何种程度？”蒋铮认为，斯大林主义从“左”的方面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蒋铮的先知先觉，还在于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共宣传的实质，不过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它除了个人和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之外，完全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真理。例如“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毛泽东要的团结不过是：亿万人盲目地服从他一个人底意志。虽然他也说过“真理越辩越明”一类的话，但他却决不宽贷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

对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继续斯大林主义呢？还是放弃斯大林主义？

为此蒋铮提出：“（1）如何正确地认识苏联及十月革命的问题。（2）社会主义国家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间的国际关系。（3）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专政’的区别问题。（4）农民问题以及农业集体化的问题。（5）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镇压反革命和进一步肃清反革命的问题。（6）如何正确地发扬民主的问题。（7）如何正确的考察干部、培养干部、提拔干部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资源

然而，时间过去五十年了，蒋铮指出的问题也还是没有觧决，有许多实际上更积弊难返，病入膏肓。苏联和苏共虽然垮台了，但斯大林主义幽灵仍然徘徊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斯大林主义和秦始皇主义杂交出来的具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依旧奴役着、虐杀着十三亿中国人民的灵魂和肉体。

当年受中共一小撮“打土豪分田地”的诱骗，中国农民为中共夺权作了巨大牺牲。可是毛泽东一伙刚爬上金銮殿，就一脚把农民踢下了十八层地狱。毛共用城乡二元化的户口制度把农民绑在土地上，让农民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下贱、最愚昧的农奴群体，世世代代地为中共做牛做马。到邓小平把毛泽东的叫化子共产主义变成权贵分赃的黑社会主义之后，被许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也掉进了真正无产者的泥淖。暴力征地、野蛮拆迁，中国的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弟兵退复转军人，都变了一无所有的赤贫。在贪官、奸商、学店、医霸的重重盘剥下，在官匪一家、人祸天灾、环境污染的肆虐之下，中国人民的集体维权行动此起彼落，一个偌大的中国变成了百孔千疮的垃圾场，变成了危机四伏的火药库，变成了险象环生的火山口。

唯其如此，人们在五十年后再回顾当年那场祸国殃民的反右运动，才能认清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多大的罪恶。是毛泽东一伙扼杀了像蒋铮、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林昭、冯元春、陈奉孝、岑超南等一大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思想，镇压了黄万里、杨兆龙、曾昭抡、陈时伟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专家，打倒了顾准、沙文汉等一大批中共党内有抱负、有理想、又内行的领导干部，才把中华民族拖进了今天万恶丛生、万劫沉沦的深渊。

今天在清算毛共滔天大罪，要求平反寃案、追讨赔偿的同时，更要注意发掘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资源。认真梳理蒋铮等人留下的文本，发现他们思想的亮点，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真正的纪念。

（首發《民主中國》，200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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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右派分子蔣錚給南大使的信及南使館的回信

【新華社南寕1957年10日23日訊】廣西省平樂專員公署服務局科員、右派分子蔣錚（廣西省全縣人，地主出身，學生成分，1948年参加工作，1949年入团），今年5月花了两个多月的時間，寫了長達五、六千字的一封信寄給南斯拉夫駐华大使並轉鐵托總統。信中惡毒地進行反黨、反蘇並有意挑撥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提出所謂“第二條路綫”的“主張”。6月18日，南使舘給他寫了回信，說來信已轉給鐵托總統，並將在工人委員會代表大會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会上“討論”，“表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對這些問題的立場”。這两封信，是經群众揭發於最近被迫交出的。下面是蔣錚給南使館的去信和南使館的回信。

一、蔣錚給南斯拉夫駐华大使的信

親愛的大使先生閣下：

我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幹部，一个共產主義的忠實信仰者，今年三十周歲，從十六、七歲起即開始了一些革命活动，過去曾在蔣介石統治下的國民黨統治區參加過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鬥爭，日本法西斯無條件投降之後，又參加過反對國民黨反動政權的鬥爭，1948年由華南國民黨統治區跑到華北，進入了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华北解放區參加了解放全中國的工作，49年又奉調南下工作一直到現在。

我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工作幹部，自幼接受了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近些年來我一直感覺到非常苦悶，苦悶的主要原因是：黨所宣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現實生活中所執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完全是兩回事，中國共產黨也常常拍起胸膛說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宣傳到幾乎令人盲目迷信的程度。但在實際執行中却似乎是在執行“愚民政策”，常常是不惜欺騙自己也不惜欺騙別人。

雖則他們在表面上也表現了十分謙虛，歡迎與己見不同的人提供意見，實際上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對付與己見不同的人，他們也有一套傳统的辦法，這一套辦法是：在宣傳工作上，在完全了解某些典型意見（通常的所謂典型思想）之後，鼓勵盲目追隨自己的群眾，采取排斥異端的做法，進行群起而攻之的所謂“批評”，他們對於這種批評有一個好聽的名詞叫做：“打擊邪氣”。隨後在組織上，在強調服從工作需要的前提下，利用組織壓力，進一步進行暗中的排斥與打擊，將他們從這個崗位調到那個崗位，從領導調到下層，他們對於這種在組織上的排斥他人也有一個好听的名詞叫做：“下層鍛煉” 。

    這些辦法實際上也並不是什麼新的創造。稍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這不過是从歷代封建統治的經驗寶庫中拾來的一些法寶而已，借此達到完全鞏固自己的統治的目的。

    自從1951年以來我个人由於在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上對某些領導意見不合，而遭到以上那种暴力專制的排斥與打擊，我沒有隨波逐流，所幸他們始終排斥不了也打擊不了我，我今天仍然存在，而且還作為一个独立的人格在國家機關工作。

    當然這些年來我是感到非常苦惱，正當我苦惱的時候讀到了鐵托同志在普拉發表的演說。我讀完這篇演說之後，心情非常激動，回憶十多年來為了追求真理所經歷的痛苦歷程，指望當今能夠正確地執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而投奔中國共產黨，可是事情的發展却不如人意，中國共產黨並不完全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他們在很多問題上由於接受了斯大林主義的影響，正如鐵托同志所指出那樣：“是走在一條死胡同裡”。

    關於這些方面的事例，在對國际關係由於新聞封鎖閉塞，我了解的情况不多，不能作何意見，但在國內政策的製定和執行上我多少是了解一些的，過去那些不了了之的問題比如幹部政策上的嚴重偏差以及肅反工作上的擴大化等等暫且不要去談它，為了節約篇幅起見簡單地談談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錯誤就是够嚴重的了。

    在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發表之後，各地好像是發了瘋一樣，以神秘的方式宣傳社會主義高潮就要到來，以強迫命令的方式在全體幹部中進行了反“右傾”。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之內農村合作化的面，幾乎達全國農業户數的百分之百，他們滿以為這樣，社會主義的改造就算完成了，社會生產力就會提高了，但是實際情况並不是那樣，合作化後的第一年（1956年）全國好些地區出現了糧食以及其他農村副業（特別明顯地是猪、雞、鴨等）嚴重减產，生產力大受破壞的狀况。1956年的春天（也就是合作化問題報告後的八個月）不少的農民陷於饑餓之中，在這個時候曾餓死了不少的人。我不久前去過的一個屯共72户309人，去年由於饑餓致死的達9人，約佔总數人口3%(這個屯就是廣西省荔浦縣大塘區鳳聯鄉鳳凰坪屯)，很多農民進行了從前少有的逃荒(即逃避災荒之意)，攜兒掣女逃徃他處就食，當地農民將去年合作化後造成的饑餓稱之為“糧食災荒”。

    那些愚蠢的官僚機構以及官僚主義者對這種現狀是熟視無睹的。當災荒嚴重農民進行逃荒的時候，當地中國共產黨的縣委書記王文陸曾宣傳叫農民吃“代食品”（即草根、樹葉、山果之类），農民恨之入骨地說：“原來是這樣建設社會主義，是叫農民吃代食品的。”

    這僅僅是一個例子，這種狀况在廣西省平樂專區8個縣160萬人口地區範圍內並不是個別的例子，在去年的當時各縣各地幾乎是同時出現了大批農民逃荒，這是那種政策執行的結果。對人民犯下的嚴重罪行。但是這些政策的製定人與執行人至今仍然保留着他們在黨內外的職位，仍然以種種方法在鞏固他們的統治。

    對於這些不可容忍的現狀，他們幾乎完全喪失理智地解釋為個別的局部的或者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問題。為自已的錯誤辯護，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解釋與辯護不通的時候他們通常愛援引一些哲學理論來加以申述，而申述的結果往往又將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曲解成詭辯論了。

    當理論上的事實說服不了別人的時候，徃往就將問題發生的根源歸之於敵人的破壞。固然我們不否認敵人隨地在伺機破壞我們，但是並不見得每一個問題敵人都能破壞我們，敵人所能破壞的只是那些問題的發展已造成了使敵人有破壞的可能條件的時候，敵人才能進行破壞，中國古代名文學家蘇東坡曾說：“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馋入之。”簡單地幾句話，指出了一些問題發生的真理。舉世聞名的匈牙利事件就是這樣造成的。如果沒有使敵人有可能破壞的條件，敵人又何以能够施展其挑撥破壞的伎倆呢？

    革命的成果是在與敵人鬥爭中取得的，任何一個革命者都不會害怕敵人的破壞與威脅，在許多問題上許多事實證實，敵人的破壞徃徃是次要的，而內部的問題徃徃是主要的。當作那些大力宣傳敵人在破壞某些某些問題的時候，徃徃又是他們在某些問題上進行對廣大人民意志強力壓制的前奏，接着來的便是將自己的意見強加於廣大人民的頭上。他們常常大力責怪“有些共產主義者在探討蘇聯經驗的時候也徃徃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視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實際上是本身的問題，責怪別人也是責怪不了的。

    以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正如鐵托同志所指出的是執行“斯大林主義”的結果。雖則這一名詞在我們國家內是禁止使用的，但他已經形成了一套理論，一套組織機構，一套制度，一套工作作風與工作方法。那麼這個名詞還是應該使用的，有的人認為“斯大林主義”一詞是共產主義的敵人故意製造出來的。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是不恰當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認識“斯大林主義”的問題。

    我沒有機會讀到赫魯曉夫同志在蘇共二十次黨代會上關於譴責斯大林嚴重錯誤的《秘密報告》。而且接觸到其他材料也很少。從各國共產黨所發表的一些評論文章看來，這個《秘密報告》好像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作為非正式的文件而發表過的，但我們國家從來也沒有透露一點關於這些方面的材料，根據某些評論斯大林的文章，以及我個人追隨中國共產黨革命十多年的體會，按照斯大林慣於各種通俗公式表述一些問題的方法，關於斯大林主義也許可以作為如下的表述吧！

    “斯大林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到勝利時期的特殊產物，它是建立在個人專斷獨裁制度的基礎之上，利用無產階級以及廣大人民群眾所取得的國家政權，運用強大的軍事、政治、經濟力量和清一色的宣傳機構。對內採取迫害異己、摧殘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幹部的殘酷手段。對外採取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侮辱誹謗與個人意見不同的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辦法，將個人意志強加於其他人，其他民族，其他國家的頭上。”

    如果以上的表述不算是很錯的話，這種主義執行的結果不僅是已經造成了嚴重錯誤，而且也是極大的愚蠢。正如鐵托同志所指出的走向一條“死胡同裡”。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勝利，將會給全世界進步人類帶來了未來的無限美好前途的希望，全世界的進步人們都渴望走向共產主義，這是沒有什麼疑問了的，但是由於執行斯大林主義的結果，給人們的希望帶來了嚴重的損害，我認為這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致命的問題。

    自從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黨代會上譴責了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之後，一切似乎有所好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的蘇聯共產黨表現了願意改正過去一切錯誤的最大决心，蘇聯共產黨的這一態度曾大大地影響了中國共產黨，因此在我們國家也出現了一些好轉的氣象，但是自從發生了匈牙利事件之後，他們又開始有些害怕了，他們害怕改正了過去專斷獨裁的制度會鞏固不了他們的統治，在這點上中國共產黨表現得相當突出。例如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在解釋了一番民主集中制之後，就曾公開的表示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為要打擊我們的事業總是要向我們要求自由化”。這一含血噴人的話很可以引用中國的一句俗話：“一條竹杠打死一船人”來加以比擬，因為這樣的談話簡直是將所有要求自由的人都看成了敵人。還有一個地方性的省級報---《廣西日報》曾將今年6月20日周恩來同志訪問蘇聯時在劉曉大使舉行的宴會上赫魯曉夫同志講話中的一句話：“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能像斯大林一樣地戰鬥”，作當天當項新聞的頭號標題。這一些也就說明了他們並不是認真地執行民主集中制，而其主導思想是害怕放棄了過去專斷獨裁的制度會鞏固不了他們的統治，因此從現在的情况看來一切也還沒有什麼改變。在當前來說這也是一個致命的問題。

    在我們國家公布鐵托同志在普拉發表的演說，其目的也並不是盡在宣傳鐵托同志所指出的某些真理。他們的主觀願望是想借此展開一番批評，從現實發展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到，剛不久譴責了斯大林，可是口沫未乾，他們又開始發怒了，那些拿高薪受豢養的專業文人開始大作文章了。

    根據我們國家的慣例：有關政治性的批評在《人民日報》未表示什麼態度之前，任何人、任何報紙都不敢表示什麼態度的，自從有關政治性的《人民日報》《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發表之後，各報刊雜誌的評論也就多了起來，但是他們都沒有獨立的報格，都不過是作為《人民日報》的注脚而已。

這些文章我也大致地看了一些，大部份是在說別人是“教條主義”或“修正主義”或則在解釋什麼是“教條主義”或“修正主義”，企圖將這些帽子強加於別人頭上。對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具體事實，一般都沒有接觸，或者是不敢接觸。由此可見他們在理論上的貧乏，政治上的軟弱到何種程度？其實誰是“教條主義” 誰是“修正主義”已很明白。翻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除了第二國際伯恩斯坦之流從“右”的方面來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之外，到現在為止就只有斯大林從“左”的方面來修正了馬克思主義。那些從“右”的方面來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很多早已变成了共產主義的叛徒了。至於從“左”的方面來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很多仍在各國共產黨中當權。這就是當前的現實。

    這些不負責任的批評用得著中國一句古話：“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如果撇開其中帶侮辱的涵義之外(因為說他們是犬是不妥當的)，也恰好是這種現實的寫照。

    全世界無產階級應該團結起來。這裡似乎用得著毛澤東同志在十多年前所說過的一些話：問題是什麼樣的團結呢？現在的問題是：□萬人盲目地服從一個人底意志的團結呢？還是人民民主的團結？如果是後者的話，那麼就不用害怕，一種不同意見的出現就會使“共產主義運動引向分裂”（見《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因為真理是从爭論中求得的，要求進步的人都會服从真理。

    但是在現實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某些當權人物要求的是前者的團結，我認為這是一個致命的問題，這也是斯大林主義深刻影響的結果。

    為了制止這種深刻影響的繼續發展，為了有效的反對斯大林主義，和擺脫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當前是非常有必要提出“第二條路線”的主張，號召國際共產主義者深刻地考慮過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問題。抉擇今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綫是繼續斯大林主義呢？還是放棄斯大林主義？

    在我個人方面來說：由於人微言輕，學識有限對國際事物了解很少。因此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第二條路線，一時提不出什麼具體意見。根據個人參加革命活動十餘年來的體驗深深地感覺到，按照現在某些領導所掌握的原則辦事，不僅有很多事情辦不通，而且整個局勢的發展將會愈來愈壞，這些原則一般都在斯大林主義的影響下所决定的。這些原則上的問題是：（1）如何正確地認識蘇聯及十月革命的問題。（2）社會主義國家間以及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國家半殖民地國家間的國際關係。（3）無產階級專政與“暴力專政”的區別問題。（4）農民問題以及農業集體化的問題。（5）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鎮壓反革命和進一步肅清反革命的問題。（6）如何正確地發揚民主的問題。（7）如何正確的考察幹部、培養幹部、提拔幹部的問題。

    在以上問題中他們所規定的某些原則，从表面上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徃徃在執行中就發生不少的問題，而且又是嚴重的問題(固然這是和那一套臃腫不堪的官僚機構、官僚制度是分不開的)，因此在國際共產主義的“第二條路線”中不僅原則上應明確規定，而且還應該將斯大林主義執行不通的原因予以揭發並加嚴格地區別。

    在他們發怒之餘，當前又表現了一些清醒，據報載：蘇聯政府表示了願意與貴國政府改善關係。但在我看來這種清醒的程度是很微弱的，他們以徃和過去的統治者一樣的犯了很多錯誤，在改正錯誤這個問題上，從目前的某些表現看來，他們仍然和過去的統治者一樣，對於自己的錯誤是非常吝惜去改正的，他們害怕改正了錯誤就會保持不了他們的權位，就會鞏固不了他們的統治。中國歷史上曾有過不少的封建帝王當自己做了錯事的時候，下過很沉痛的“罪己詔”，雖則這是欺騙人民的，但究竟是公開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他們在做了錯事的時候却徃徃要將自己的成績大肆宣傳一番這後方展開檢討，而在檢討的當時徃徃又不敢將這些錯誤歸之於整個領導方面，而將他歸之於某些個人方面，這就是一個例證。

    南斯拉夫共產黨以及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績，南斯拉夫在國際活動中很活躍。同時南斯拉夫首先看到斯大林主義沒有出路，帶頭反對斯大林主義的國家。不管過去某些人對南斯拉夫作了非常背叛自己良心的侮蔑，但究竟誰是誰非，現在大家都看清了。現在當作那些斯大林主義者尚未十分清醒的時候，南斯拉夫共產黨及政府有責任有權利同全世界無產者提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確的綱領---“第二條路線”的主張(叫這一名稱也可以或則不叫這一名稱也可以，只要與現行的斯大林主義有所區別就行) 。我作為一個在中國從事共產主義活動的共產主義者，作為在中國目睹了“斯大林主義”禍害的見證人，堅决支持和擁護你們的主張，並以能有機會履行這些主張為人生的光榮事業。

    敬愛的大使同志：這封信就寫到這裡為止，我衷心地希望在可能的條件之下，這封信能轉到敬愛的鐵托同志那裡表達一個中國人對他的景仰，如果可能的話，我還希望能得到你們的回信，我不會外國文，只能用中文表達我以上的意見。

    我現在的工作地址是廣西省平樂食品公司(不久將合並為廣西省平樂專員公署服務局)通訊地址是廣西省平樂鎮牛邊街22號。

    致以

崇高敬禮！

蔣錚1957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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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使舘給蔣錚的覆信

敬愛的蔣錚同志：

    你給我們大使的來信已經收到了，對於你在信中向南斯拉夫領袖和南斯拉夫人民表示的情誼，謹致以謝意。

    同時我們願意通知你：來信所提的問題將在6月底召開的工人委員會代表大會和本年11月舉行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會上討論。這两個代表大會將表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對這些問題的立場。

    我們已經遵照你的要求將來信及譯文轉給鐵托總統。

    隨信寄上一些有關南斯拉夫的材料，今後我們將隨時給你寄上本使館所發的中文材料。

    此致

敬礼！

秘書  V. 達柯維奇1957年6月18日(電腦輸入：流浮山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