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为埋葬独裁暴政而立-------读杨继绳新书《墓碑》

【导语：中国历来的史书只有“易子而食”的记录，而毛泽东、共产党却能使中国农民把自己亲生子女也吃下去了。这是什么世界？亩产万斤、十万斤的鬼话，只是毛泽东、共产党为高征购、向农民掠夺粮食而制造的口实，人为的饥荒是中共卖国集团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部署和既定方针。中共卖国集团在餓莩遍地的時候拒绝苏俄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的100万吨救命小麦；仍然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仍然把巨额的财物送给外国人。中共卖国集团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有粮不给吃”，而让他们吃野菜、树皮、观音土，直至吃人肉---吃死人肉、也吃活人肉；还要強迫他们做超体能的苦役，饿不死、累不死、病不死的，再行打死、毒死、折磨死，甚至枪毙、活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在短短的三年里便制造了史无前例的3,600万以上寃魂。】

一、       纪念碑树立在香港

1961年春，刘少奇回家乡湖南搞调查时说：“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些。”他在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对当地干部说：“这里死了很多人”，“不但你们这一辈子要记住，而且还要教育你们的后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远记住这个教训。”1962年初，对即将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刘少奇是毛泽东的主要帮凶，也是大饥荒的始作俑者；他的写书、编剧、刻石立碑，仅仅是害怕政权的“垮台”。但是四十多年过去了，偌大的中国，一本书、一个剧、一块碑都不曾出现。倒是香港有了这么块“纪念碑”，这就是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两册，共1,095页，2008年5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墓碑》是杨先生继《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之后再一次引起轰动的贡献。杨先生也提议，中国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汲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P15至16）《墓碑》就是杨先生用心血和勇气立的“纪念碑”，它为未来真正的纪念碑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墓碑》，是一部专政独裁制度的罪恶史、也是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的苦难史。

据杨先生说，“墓碑”有四种含义：一是“为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四，“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杨先生冒险犯难、虽千万人吾徃矣的悲壮情怀，让我钦敬！然而，在一个号称“和谐”、“权为民所用”的国家里，为了写一本书而要冒“献身”的风险，亦可见这个国家的恐怖和黑暗、执政者的无耻和凶恶。

《墓碑》不仅重现了那场灾难的令人惊骇、令人恶梦连连的全貌，而且全方位解释了它的成因。尤其用各地气象资料、援外与军备史料拆觧“自然灾害”、“苏修逼债”一类谎言，把那一小撮蟊贼与民为敌、视人民如蚂蚁的恶毒、残忍、残暴的心态揭露无遗。什么“人民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好总理”、“人民的儿子”，统统都是血债累累的杀人凶手。由于杨继绳先生的特殊地位、条件、修为、功力和道德勇气，使《墓碑》成了不可替代、也不可多得的巨著。这是一座真正的丰碑。

大饥荒是四五十岁以上中国人的恐怖记忆，杨继绳先生的令尊是在1959年活活饿死的。第一个在网上推荐《墓碑》的四川作家冉云飞先生，他家里有5口人在当年饿死。

福建省虽然死人不太多，但也死了18万人（同为新华社记者的张万舒在2011年9月出版的《热昏的年代》中说，福建省饿死50万人---武宜三注），先母便是其一。她是因饥饿致浮肿，而死于1962年，年仅41岁。

家父本是个山区私塾教师，1948年入中共地下游击队，1949年四月成为中共党员。三反运动时，被诬为“贪污分子”，后平反；1957年又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被当作“不纯分子、投机分子”而开除党籍、清洗回乡，受尽岐视和打击。大饥荒期间乡下人每人每天只有4.5两米(16两为一市斤)可吃，我们就用狗脊、野芭蕉、稻草、野菜等充饥。家父的遭迫害是家母饿死的偶然因素----但这个制度却使每个老百姓都有遭迫害和饿死的可能。

二、       用史料说话，铁证如山

看看上篇《各地情况展现》的目录：第一章讲河南省，至少饿死300万。第二章讲甘肃省，非正常死亡102万（张万舒说是130万）。第三章讲四川省，天府之国饿死1,250万。第四章讲安徽省，非正常死亡在500--600万之间（张万舒说是580万）。第五章讲吉林省，守着粮库饿死近13万人。第六章讲江苏省，鱼米之乡饿死约70万（张万舒说是66万）。第七章讲现在和过去都是中国最富裕的广东省，当时饿死65.7万人，另有11万多人偷渡徃香港。第八章讲山东省，齐鲁之邦饿死300万人。第九章讲浙江，饿死10.77万人。第十章讲云南，饿死100万人。第十一章河北省，官方数字是饿死41万人（张万舒说是200万）。第十二章，贵州省饿死174.6万人。（张万舒说，湖南省饿死185万人；广西省饿死90万人；青海省饿死55万人；宁夏饿死15万人。）

以上12省，都是作者亲自考察过，调阅了许多机密档案，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包括一些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知情人。作者的每一句都有根据、都有来历；每一个结论，都是通过收集、采访、研究之后得出来的。可谓铁证如山，不容置辩。其它各省作者虽然没有专门去考察，但也通过各种管道得到许多资料。第十三章是综合其它各省饥荒情况，第十四章讲城市生活。

作者在第十四章里透露了两件小事。其一，中共中央在成千万人饿死的1960年批转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起草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让“各地参照执行”。作者指出“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从此神秘而令人羡慕的“特需供应”成了中共高级干部的特权，一直保留至今，看来还要永远保留下去。但共产党及其喉舌却总用“共艰苦、同患难”来忽悠老百姓。

二是关于“毛泽东不吃肉”的谎言，所谓不吃肉，只是因医生建议不吃胆固醇高的猪肉，但牛羊肉还是要吃的；1961年4月26日的一份歺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歺汤十六七种，各种风味的鱼虾十几种。

在饿殍遍地的1959至1960年间，各地为毛泽东等人特别建造的豪华行宫和超级住所共有61处之多。

其中著名的有韶山滴水洞（203工程）、长沙蓉园、武汉梅岭别墅、武汉东湖宾馆、南京紫金山宾馆、北京密云水库别墅、上海西郊宾馆（414工程）、庐山庐林别墅、济南南郊宾馆、杭州刘庒宾馆、杭州汪庄宾馆、广州南湖宾馆、广州小岛一号楼、从化温泉宾馆松园一号、成都金牛坝宾馆、太原迎泽宾馆、天津迎宾馆、哈尔滨花园村、南昌八二八宾馆、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哈尔滨花园村一号楼、南京紫金山宾馆、金华西郊601别墅、青岛迎宾馆、青岛八大关小礼堂等。南宁、大连、青海、新疆、包头、鞍山等地也都有毛泽东们的别墅群；有的一地还不止一处。昆明别墅的图样设计好了，但海拔较高，毛泽东不去，这才为多灾多难的云南人民省下一大笔银两。

韶山滴水洞别墅主体建筑面积3,638.62平方米。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直到1962年底才完成。耗资1.2亿元。而1958—1961年韶山东郊公社三个大队饿死707人，全县约死3万人，湖南全省则饿死248万人，如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248万饥民吃一年，三湘子民一个也不会饿死了。

毛泽东如此，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各分局、省市委到县乡村党委、支部等大小头目，也无不如此。不顾老百姓死活的骄奢滛逸、男盗女娼、贪污挥霍，真是罄竹难书。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至少饿死100万人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如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市，经济发展水平位列河南省倒数第几名。但这里的官员却住超级豪华的别墅。2004年他们花3,000万元巨资收购一块40亩黄金地块，10亩建了信阳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大楼，30亩建了11套别墅分给局领导，每套仅收20万元，而实际价值约200万元。

三、       饥荒旷古绝代，中共罪恶滔天

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健康的人，被硬生生的饿死，该受多少活罪？在没有战争、风调雨顺的年代，居然可以饿死3,600万人。是怎么样的一种罪恶！？

《墓碑》中记录有各省、各地区大量详尽又可靠的人吃人案例。有父子、母女、兄弟、姐妹互吃的。吃死人肉，也殺活人來吃。其惨不忍复述，请读者自行翻阅。我只想指出，中国历来的史书只有“易子而食”的记录，而在毛泽东、共产党法西斯统治之下，却使中国农民把亲子女也吃下去了。这是怎样的惨绝人寰呀！

读完《墓碑》，一个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3,600万人的死去是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屠杀。

共产党头目自毛泽东开始，几乎全是出身于农村，即使没有亲手种过地，“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吧，怎么会制造出和相信亩产千斤、万斤、十几万斤的鬼话呢？

目的仅仅在于高征购---从农民口中夺粮，达到把农民或饿死---实行群体灭绝，或饿服贴---便于统治。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四、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中共用“自然灾害”和“苏修撕毁合同”欺骗了中国人民数十年。但杨继绳先生用事实、用文献、用史料告诉读者：这是胡说八道。

作者用官方的气象、水文资料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1959—1961年间中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为了反驳“苏联人逼债、撕毁合同”说，作者引用了大量中苏两国官方史料。1960年3月，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说，苏联1959年继续给了我国巨大支持，对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1961年外贸部长叶季壮对苏联人说：“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苏联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50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P593)

苏俄尽管干了许多对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但在中国人民挨饿这件事情上，确是不曾下井落石。也就在这一年，苏联在借给中国50万吨糖的同时，还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这100万吨小麦，对于濒于死亡的中国人无异是涸鲫之望甘露，但丧心病狂的毛泽东集团却予以拒绝。

反骨的毛泽东等，初则对苏联人感激涕零，后则信口雌黄，不惜让苏联老大哥代其受过。（当然，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又重新投入了俄国人怀抱，因为中共到底是苏俄的裤裆里掉下来的，这段亲情终无法割舍。）

1960年，在苏联未提出还债的情况下，毛泽东让周恩来把需16年还清的80亿卢布的债务硬在五年内还清；加剧了灾情，加速了老百姓的死亡。

周恩来1964年12月31日在第三届人大一次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百万新卢市，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过去向苏联借的50万吨食糖，今年已经还了30万吨，其余的20万吨，准备提前在1965年全部还清。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帐，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7亿元，其中1961年到1964年支出的为35.5亿元，占53%。”(P595)

在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还说，“到1962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它食品值21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提供矿产品和五金值14亿多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早已发生；而且也与民生问题无关。事实说明，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是说不通的。

如果还外债是饿死人的原因的话，比还外债多几倍的军费开支，岂不更是杀人凶手？是的，这一次算是中共的不打自招吧。

五、打肿脸充胖子，致更多人死亡

为了拉拢亚非拉小兄弟以壮声威，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毛澤東在提前还债的同时，从人民口中夺食去无偿地援助什么“世界革命”。

本来1958和1959年，出于“大跃进”的浪费，财政紧张，对外援助已经缩减了。但中苏翻脸后，又随即大幅度扩大对外援助的规模。

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大超过了偿债。民脂民膏流水般散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据说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实际死去的中国人，却比这几个国家人口加起来还要多。

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说：“这两年尽管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根据可能的条件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地援助了某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61年和1962年，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7,300万元。连同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236,200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为186,6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为49,600万元。我们的援助是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是真诚帮助他们在经济上实现自力更生的方针的。”

《墓碑》第596、951页附录的《1950--1964年中国偿还外债、对外援助和国防费用支出(亿元)》就是中共卖国集团的自供状和罪行录。

李先念说“在1961年和1962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没有举借新的外债，也没有发行国内公债，并且还偿还了到期的债务。我国的建设资金，向来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增产节约来积累的。”所谓“增产节约”，只是从农民身上、口中掠夺、抢劫的代名词而已。

中共分赃集团对国际流氓、对友邦、对外人的确是“真诚的”、“无私的”。最近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报导，北京2008奥组委宣布：免除参加2008年残奥运动会各国参赛选手和官员的旅费和食宿费用。并骄傲地宣称这在残奥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實中国是世界上残疾人最多的国家，共有6,000多万；他们大多数生活贫困。如果按照联合国关于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人口更以亿计。中国富裕到了可以帮包括美国等富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省钱？中共分赃集团之卖国媚外，历来如此。

但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非常无情、野蛮、奸诈和恶毒。中共卖国集团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是有粮不给吃、让他们吃野菜、树皮、观音土，直至吃人肉---吃死人肉、也吃活人肉。还要让他们做超体能的苦役，稍有不顺眼，即行打骂、吊绑，扣饭，甚至枪杀、活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3,600万寃魂中，除了活活饿死、累死、病死的，被打死、中毒死、折磨死者当占不少比例。第十九章《“五风”肆虐》等章节对“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有极详尽的披露。

为了镇压、屠杀、威慑包括少数民族、台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中共豢着一支庞大的军隊，故军费一直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极大比重。但表中所列的军费仍不是全部，因为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一些重要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P952）

這支名叫中国人民解放軍實為殺人放火、禍國殃民的党卫军，它除了打中国人（如抗戰的国軍、包括藏人和回族人在內各族人民以及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北京市民）之外，完全成了中共內部爭權奪利和對外賣國的工具。

共军在抗战中与日本人沆瀣一气，共同和国军作对、谋杀国民政府。在朝鲜半岛战场，只是把一百多万收编的国军送去为斯大林和金日成当炮灰，借刀殺人以消灭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虽然为转移视线和印度打了一仗，大胜之后却退回麦克马洪线以北幾十里，反而失去了更多的领土。仅仅西藏就有最好的精华般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印度人占领著。九万平方公里的地理概念是什么？九万平方公里有三个台湾、一个浙江省那麽大。（班禅喇嘛：《西藏所失大于所得》，1989年1月23日）中越一战死亡惨重，从1979年2月17日至1979年3月16日的二十多天，共军就损失二三万人，每天平均死亡二至三千人，同样没有收回一寸领土。

现在对中俄、中印、中越、中缅边界领土的大出卖后，广大海上国土也几乎沦亡，石油气蕴藏量丰富的南中国海、钓鱼台列岛、东海，早让周围国家瓜分殆尽，邓小平自欺欺人的“主权搁置，共同开发”成了一句空话，所签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也等于废纸。最近几十年，是邻国侵占我国领土、领海最严重、性质最恶劣、规模最大的时期；而中共则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成交量最大的卖国贼。

人民用血汗甚至生命养肥了这支庞大的、对内威武、对外“文明”的“威武文明之师”，到底为了什么？

六、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第十八章《公共食堂》讲述了大饥荒的一个成因是普遍地把农民赶进人民公社，消灭家庭；大办食堂，让农民家徒四壁，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所谓“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作者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已作过概述：“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在毛泽东时代，尽管这是中国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化武器、现代组织手段，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垄断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资料，又不让人口自由流动，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到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墓碑》用了更多例子和篇幅来论证。

七、粮食问题---中共对农民的战争

中共自立国那天开始，就与农民展开“粮食战争”以巩固和稳定政权；为了粮食，农民成了中共无限压榨的对象。为了超额统购，1954年就有566名农民被逼自杀，还有35名自杀未遂，这仅是“不完全的”数字。把福建省邵武县群众骚乱定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处决16人，判刑56人，管制9人。可谓心狠手辣！

广西省因虚报产量1954--1956年，饿死数千人。1957年新华社保定4月17日讯说，河北省“非正常死亡也在发生”。老百姓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吃不饱”，一个老农民白天打灯笼以刺“共产党黑暗”。(《政治学习》，1957年8期)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严肃处理”广西省事件，罢了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人的官；《人民日报》煞有介事地发表《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社论。然而替死鬼却是“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提醒全党吸取教训”，更是骗人鬼话。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换了韦国清之后，死人反而更多了。广西省继1958年炮制环江县水稻“亩产13万斤”等一系列牛皮后，1959年只好靠搜刮农民口粮、种子上交，譬如龙胜县，1959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1957年的三倍半！一天不到4两口粮的农民，除了饿死还有别的出路吗？

仅环江县便饿死了3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柳州地区饿死16万，韦国清坐镇的临桂县五通镇，七、八千人口，饿死了三分之一，100多户人家死绝。（《内部参考》，1957年4月16日，新华社编印）广西一共饿死了多少人？韦国清自己承认是30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说，起码50万。(丁抒：《大跃进和大饥荒》)现在根据杨继绳计算是73.96万人。但这韦国清不但无罪，反而圣眷更隆，一直到文革，都获重用。

为了从农民口中掠夺最后一口粮食，全国各地发动莫须有的“反瞒产”运动，对农民采取种种酷刑，如河南省光山县就有2，241人挨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该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在1959年9月至1960年1月，便打死49人。河南省息縣則一共打死、逼死1,065人。甘肅省通渭縣打死、逼死1,300多人。

为了推缷大量饿死人的罪责，中共决定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规模杀人，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人，人数接近一万（够可怕、够残忍、够卑鄙吧。饿杀一大批，再枪杀一大批）。最后在决定杀中共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中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时，毛泽东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毛泽东忘了他杀过张子善、刘青山；张子善、刘青山是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和天津专署专员，比县委书记还大呢。毛泽东何爱于县委书记？他为了保他自已而已。

毛泽东曾在1958年秋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如今真的死了几千万，他却不说要撤他的职、砍他的头了。作为这空前的人间惨剧的祸首，他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轻飘飘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八、毛共有意的大规模杀人的例子还有

河南省信阳地区，当年库?有粮10多亿斤，当年产量29亿斤，共40亿斤。守着40亿斤粮食，饿死100万人，作者也慨叹“真不应该”。1959年4月至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但这期间国家粮食库存为887.03亿斤（1959年11月），最少也有286.32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春荒最严重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如肯拿一半出来，也不会饿死人（P753）。当时仓库里囤满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它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网上资料）

1958年的征购比例为粮食产量的29.4%，1959年上升为39.7%，1960年为35.6%。到1959年11月27日，全国征粮1,077亿斤。其中，1959年10月，全国收购入库粮食241.8亿斤，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3.7亿斤，即增长一倍半。作者写道：“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P754）可见杨先生还是忠厚人。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饿死300万人时，不但不受惩罚，反而升官，身兼两省总督。当他为救人搞责任田时，却被指“复辟资本主义”遭罢官。

你为了敛聚，不给老百姓吃饭，老百姓可以逃跑离开你吗？不行。1958年丽江地委和军分区向外逃边民开火，“共消耗子弹200多发”（P460）1962年，陶铸调动全付武装的军队镇压积聚在广州火车站等待买票外逃的上万群众（P387）。中共边防军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偷渡澳港的男女老少。

大量出口粮食。1958年出口量为288.34万吨，1959年激增为415.75万吨，仅11月就出口粮食18.8亿斤，比第三季度粮食出口总和15亿斤还多了近4亿斤，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1960年则出口272.04万吨。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1959年到1960年，中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网上资料）

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840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也不会饿死。最缺德的是李井泉在1960年7月1日，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是绝无仅有。以致四川省的大饥荒时间最长、饿死人最多。所以，李井泉一家在文革中下场也十分悲惨，算是老天爷有眼，报应不爽吧。

1962年，刘少奇应阿尔巴尼亚人的要求，命令几艘满载小麦的中国轮船调头开向阿尔巴尼亚。（P596）刘少奇、陈云、李先念、李井泉、吳芝圃、曾希圣、舒同、張仲良等同毛泽东、周恩來一样，都是命債如山、罪责难逃的刽子手。

1950-1959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 (单位：万吨）（P755、网上资料）

饿杀以外，还有打杀和枪杀。有压迫就有反抗，1958年4月18日，反共救国军韩乙奴等200人胁迫4千人武装叛乱。据《青海省志》说，“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次），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招降5.88万人。”可以粗略看出共产党怎样乘机杀人，杀良冒功。

1958—1961年间，云南省楚雄州即判了37人死刑。吉林省在1960年上半年杀了53人，不得不把杀人指标由80人追加为160人。“吉林是一个饥荒不算严重的省份，杀人指标成倍突破，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捕人、杀人就更多一些。”(P948)

中共在这三年人祸期间及篡政五十多年来，制造了多少寃案、杀了多少无辜的人，应该有清算的一天。

九、几点补充和建議

1、《墓碑》资料太丰富，讨论的问题涉及太广，我的评介是挂一漏万。而且许多社会学、政治学、统计学上的问题又是我所不能置喙的。但愚者虽只一得，亦可作引玉之砖。姑陈浅见如上。另因本人近年收集和研读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略知当年遍布中国各地的劳改农场、劳改厂矿都是殺人如麻的人類屠宰場；囚禁其中的右派分子曾大量被饿死、打死、折磨死，死亡率极高。

据在北大荒劳改队里当过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先生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的饥饿岁月后，1,200名右派、犯人已饿死了一千人，还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殭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九死一生》)顧雪雍（1957年任遼寧省《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後來證實，這200個人最後還是死了；也就是說，錦西煤礦這1,200個勞改犯，是全部被餓死，死亡率达100%。

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右派劳改中队300人死去227人，死亡率达75%。

四川省415筑路支队5,000名右派分子，到文革前剩下不足一半；而一半多的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工伤，不是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著名右派分子铁流先生是少数的生还者之一。直至今天，他仍心有余悸，常有恶梦相伴。(铁流：《铁流文集》)

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羁押了近3,000名右派分子，但到1961年所谓要“抢救生命”的时候，被抢救出来的只有600来人了，而这些人在抢救过程中又死掉了不少。(赵旭：《我的右派情结》)

杨先生虽然点到了甘肃省夹边沟等情况，但我仍希望他在再版时能扩充这方面的材料。

2、作者说21世纪初“共产风不再刮”(P723)，可能不对。现在暴力征地、野蛮拆迁，就是当年共产风的余韵，只是内涵稍有不同罢了。

3、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抓出来的“沙杨彭反党集团”是他反右派运动的“成果”，而不属于反右倾斗争。（P425）

4、壓縮城市户口(P745)中，右派群体又是受害者之一。例如上海市在1958-1959年就把一大批右派分子，或是連家属一起发配青海省（陈承融：《岁月留痕》等）、新疆等地。

5、毛澤東使用引蛇出洞(P767)術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時代。(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6、周恩來對毛澤東的臣伏(P791)，也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時代。(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2008年7月香港书展开幕日，2011年9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