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四清大冤案-----讀于開國《銅城風雨》

【導語：“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事件，是四十年前“四清運動”中震動全國的特大冤案；四清運動是文革的前奏和準備。但是中國共產黨至今不肯對歷次政治運動作出反省，還是死不認錯。現在仍在實行鉗制言論、鎮壓民主、迫害異己的反動政策。】

一，于開國拍案而起

毛澤東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劉少奇則附和：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據此，这场在农村被称为“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又稱“社會主義教育”，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又統称“四清”的運動，在全國展開了。

毛澤東最初估計有百分之二十的生產隊不在共產黨手裏，後來受劉少奇等人的影響，認為“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而劉少奇還進一步認為“三分之一打不住。”在這無中生有、蓄意誇大的敵情觀下，由劉少奇掛帥的四清中，據不完全的統計，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從機關、企業、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聯盟、集團五千七百六十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的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五十五萬八千二百二十人。這些成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復查中，絕大多數是冤、錯、假案。

中共中央於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批轉的《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就是其中一个冤、錯、假案的典型。此案流毒全國，起了極惡劣的推波助瀾作用。這起已被胡耀邦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九年顛倒過來的案子，一九八九年又被當年親手製造這起冤、錯、假案的原冶金部副部長高揚文顛倒了過去。高揚在他《我愛冶金》一書中，仍把“白銀奪權”當作自己的豐功偉績，仍在恬不知恥抒發他“光榮”、“高尚”的情懷。於是，當年白銀的創業者、白銀四清的親歷者和受害者、後來做過白銀市長的于開國先生拍案而起，寫了《銅城風雨----白銀四清大冤案》(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北京)，要為四清蒙冤者討還公道。

二，高揚文窺伺方向、包藏禍心

三年人禍餓死四千萬人之後，許多人性未泯的共產黨人開始反思毛澤東的極左路線，中共白銀市委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召開的擴大會議上，許多市委成員紛紛譴責“中央到省委書記張仲良、市委白國明，都是唯心主義者”，“這個問題毛主席應負責任；三面紅旗問題，劉主席、周總理要負主要責任”，承認“這幾年我們已經幹下了禍國殃民的事情，再不要吞吞吐吐”，“毛主席再不檢查糾正，就要犯斯大林後期的錯誤”。真是義正嚴詞、擲地有聲！

然而善於窺伺方向的高揚文，卻從這些實事求是的話語裡看到了他飛黃騰達的機遇，他以個人名義給中共中央《關於白銀市委利用會議公開進行反黨活動的報告》中，誣陷白銀市委第一書記王菁華、市委副書記杜芳銘帶頭“刮起了一股反黨的惡風，他們大肆污蔑黨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負責同志，公開為高崗、彭德懷翻案，氣焰囂張，達到十分瘋狂的程度。”在高揚文壓力下，中共甘肅省委也迫承認有“嚴重的官僚主義”、“嚴重的右傾”。這樣，一場殺氣騰騰的奪權鬥爭就像戈壁大沙漠的沙塵暴一樣，迅速籠罩了整個白銀地區。

三，高揚文心狠手辣、血債累累

一九六三年三月由副總理薄一波主持的、研究白銀有色金屬公司問題的會議上，嗅覺灵敏的高揚文自動請纓，要求担任中共甘肅省委、冶金部聯合工作組組長。高揚文從全國抽調了一千五百五十五人(其中副部級二人、地司級三十人、縣團級五十多人)進駐白銀公司。高揚文一進場就宣布白銀公司問題是政權“落在了資產階級手裡”，要奪回被地主資產階級篡奪的領導權，要從男女關係上入手，把“五反”變成“六反”。在一百八十天裡就給二名經理、三十名處長、六十八名科長和一百八十七工人，共三百五十六人扣上亂搞男女關係帽子。

据保守估計，高揚文在九千多人的白銀公司之四清運動中，用私設公堂、嚴刑逼供、捏造事實、歪曲誇大、羅織構陷等手段，批鬥了近二千人；給一百六十七人戴上地富反壞帽子；三百九十五人定為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二十六人定為蛻化變質分子；三百五十八定為道德敗壞；五十二户被抄查；五十一人被逮捕法辦、勞動教養；五十六人被押送回農村監督勞動；押送公司工程隊監督勞動的一百二十七人；自殺十四人；自殺未遂十一人。誣陷公司黨委書記兼經理、甘肅省副省長黄廣斌為修正主義分子；對公司副書記兼經理李子奇等三人，或開除黨籍、廠籍、留黨察看，或逮捕法辦；將另二名領導幹部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全公司十二個廠礦中八個被奪權、十三個處室中七個被奪權，有二十二個車間被奪權；全公司八百多個班組都派了社教隊員，大部份班組長被奪權！

隨後高揚文又挾經毛澤東批示“這個報告寫得精簡節約，又具體生動，又概括，是一個好報告”的《奪權報告》威力，把手伸向白银地區，組織了五千人的工作團進駐幾萬人的這個小城市。結果，中共白銀市委書記、副書記，市長、副市長，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局長，無一不以種種莫須有罪名，遭到逮捕法辦、撤職、開除黨籍、降職等處分。以濫捕、濫鬥、濫殺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高揚文，因此聲名大噪，到處介紹他反修、反和平演變的階級鬥爭經驗。一九六五年因此被提升為國家經委副主任，文革初再升為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十分諷剌的是，這個以“階級鬥爭專家”自居高揚文同志在文革中也大吃階級鬥爭的苦頭，被青年學生、工人群眾和機關幹部批判得狼狽不堪。

四，四清為文革作了準備

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先生，用大量事實論証了毛澤東的文革思想與劉少奇領導的四清運動實是互相啟發、相互影響的。毛澤東在形成和發展他的极左思想上，劉少奇、薄一波、高揚文等人都有很大貢獻。他們在四清中大搞人海戰術，如江蘇省的農村四清工作隊有六萬人左右，城市工作隊有二萬人左右；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五萬四千人；浙江省抽調了三万一千多人參加試點運動；江西省農村四清工作團近三萬人。以大兵團造成最大恐怖和威懾，掀起更高的革命浪潮，這是數百萬紅衛兵聚集北京，數千紅衛兵進駐冶金部的濫觴。

在白銀有色金屬公司四清中，“工作組發動群眾貼了十三萬張大字報，揭發領導集團違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擠老工人以及設備損壞等重要錯誤”，就完全是“四大”的架勢。大搞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非法鬥爭、抓人、打人，草菅人命、濫殺無辜，如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十一個區中共鬥爭了三百三十一人，其中二十一人被打，六十五人被捆，三人被吊，四十二人被罰跪。北京市郊區自開展四清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共發生自殺事件四十起。

劉少奇們的這些做法，都為文革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經驗；他們的這些經驗，最終都成為他們自己的陷阱，成毛澤東打倒他們的利器。只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還是幸運的，他們或者活到平反昭雪撈到了更多的實惠，如鄧小平、薄一波；即使死了也有龐大的遺產為子女所繼?，如劉少奇、賀龍。悲劇在於：白銀公司以至全國各地在四清和連綿不絕的各種運動中，被白白整死的人、被無辜整錯的人，都無法再追究，甚至無權追究，更沒有賠償；整過人、害過人的如鄧小平、高揚文之流卻死不認錯、從不懺悔，他們的黨至今還是堅持那套與民為敵，殘民以逞的路線。中國人民什麼時候才能告別任人宰割的黑社會主義？才能享受羅斯福所說四大自由？！(《爭鳴》2007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