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敢講真話嗎？------评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

【武宜三二OO七年四月十六日按：最近蒙《環球視野》抬舉，發表了《評武宜三其人其言》，真是不勝榮幸之至；可惜該文作者讀書不求甚解，評得不三不四、不痛不癢；因此，我再發一篇舊文，讓他看看；讓他看看他所擁護的黨、所擁護的政權、所擁護的溫家寶，都是些什麼東西？溫家寶自稱“敢講真話”，但在民主問題上卻瞪著眼睛說瞎話。中共領導人和他們的吹鼓手，應當學點歷史，看看自己黨當年是怎樣批判國民黨和怎樣鼓吹民主的？今年兩會期間，溫家寶在面對記者提問時，又大拋民主和人權的浪頭：“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社會主義民主歸根結底是讓人民當家作主，這就需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就是要充分發揮人的創造精神和獨立思維的能力。”然而，什麼時候“讓人民當家作主”？他不肯說了，大概還要等一萬年吧。】

邏輯混亂的假話

溫家寶總理訪問美國，在哈佛大學演講時說：“我可能回答不好問題，可是我敢講真話。”居然博得了一陣掌聲。溫家寶真的敢講真話嗎？這個問題我相信他不敢回答。因為他在重要問題上講的全是假話。例如他說：中國因為太大，人太多，人的素質不高，現在還不能實行民主。現在只能實行村級普選，以後會逐漸地推到縣市級以上。

溫家寶這些話就言不由衷，並且邏輯混亂，是道道地地的假話。中國大，但並不比美國(包括屬土)、俄羅斯、加拿大更大。美俄加可以實行民主，中國為甚麼不行？即使全大陸普選，一時做不到，那麼一縣一省地分級普選，不就克服了“大”的難題了嗎？

全大陸實行民主，人太多，那麼可以先實行黨內民主吧？由八千多萬黨員的黨內率先實行普選制又如何？因為黨員是“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份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份子”，當然不存在素質低的問題，那麼為甚麼連一個小小的黨支部書記都得上級派遣或指定呢？可見是不為而非不能也。

按中國現狀，人口素質最低的是農村，既然農村的農民可以普選村長，為甚麼素質相對較高的城鎮居民反而不懂得普選鎮長、市長了呢？這邏輯的混亂正反映了溫家寶們思想的混亂：他們不可告人的惡意當然無法用正確的邏輯來表述。

中共當年如何批國民黨獨裁

其實所謂“中國人民素質低不配享受民主”的論調，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經被共產黨的理論家們批判得體無完膚了。想不到現在的中共又把當年國民黨用過的破旗，撿起來做拒絕“還政於民”的遮羞布。可憐也矣，可悲也矣！

由周恩來主持的《新華日報》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就發表了署名文章，題目為《人民文化水準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文章說：“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文章還說：“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地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笑蜀：《歷史的先聲──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之前對中國人民作出的莊嚴的民主承諾》，當代歷史研究所，香港，二OOO年)

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對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美國人謝偉恩說：“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瞭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甚麼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利和利益。”他更宣稱：“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黨史通訊》一九八三年二十─二十一期，轉引自《歷史的先聲》)

《新華日報》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為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訪華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為：《華萊士先生的偉論：中國人民早就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準備》(《歷史的先聲》)借洋人的口揭露國民黨拒絕實行憲政、還政於民的陰謀，可謂一針見血。

食言而肥的毛澤東

毛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時，更進一步描述了“自由民主的中國”的炫目前景：“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說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毛澤東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九六年)

可是，精於權術、嗜權如命的毛澤東，當他趟著無數的枯骨攝取了最高權位之後，馬上食言自肥，翻臉不認賬，背叛了許多真正共產黨人的崇高理想和目標，變自由民主主義為法西斯主義，變人民當家作主為個人專制獨裁，在中國大陸實行了“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強、最烈、最黑暗、最野蠻的專制主義。”(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明報出版社，香港，二OO三年)

所以，不實行民主，根本不是甚麼人民素質差的問題，而是共產黨抓住權力不放的問題。因為權力帶給他們太多的好處，讓他們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法無天。所以他們“唯恐權力被分散、被監督、被制衡。說穿了，這依然是一種專制意識。”(吳江：《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溝通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二OO三年)，於是就搬出幾十年前的破爛貨來為自己辯護了。

十八年已嫌多，五十年反嫌少

一九四四年，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上質問國民黨：“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十八年了，至今還沒有實行民主。”(《歷史的先聲》)何等理直氣壯、何等大義凜然呀！可憐的周恩來，他已經沒有辦法再說：“共產黨執政已經五十多年了，至今為甚麼還不肯實行民主？”

抗戰時，“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個人實在是有遠見的預言家，可是劉少奇死不認賬，說“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並大言不慚地辯解：“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這也是包辦不了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歷史的先聲》)說得多好聽，顯得多麼純潔、多麼可愛呀。劉少奇恐怕也不曾想共產黨搞的“一黨專政”比國民黨更厲害，不然他自己也不會死於毛澤東手上了！目前也不會有許多的省市縣第一把手大貪其汙，大腐其敗了。

給別人開藥方，自己有病不肯治

由於大面積的腐敗，人民有了極深的積怨，大陸黨群官民的矛盾已經十分尖銳，隨時會引發大動亂。如何化解這個危機，其實中共當局也是知之甚詳。看看當年他們怎麼勸國民黨的：“老實說，國民黨內反動派的內戰及維持一黨專政政策是建立在製造饑餓和災荒上的，所以這些救災的治本辦法，只有國民黨確定和多黨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時，才能完滿解決。”(《新華日報》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社論：《一黨獨裁！遍地是災！》，《歷史的先聲》)

共產黨當年還給國民黨獻計：“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卻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只會使它堅強起來。”(《解放日報》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文章，《歷史的先聲》)苦口婆心，諄諄善誘。可惜當年的國民黨聽不進去，結果落得倉惶辭廟，敗走荒島。那麼，今天的共產黨為甚麼不肯吸收國民黨的教訓，把自己開的這個藥方用在自己的身上呢？

剛逝世不久的中共資深黨員李慎之老人在1999年就說過：“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不實行民主，人民深惡痛絕的貪汙腐化只能愈反愈多。”後來的事實果如李老所料。他奉勸江澤民：“全球化是世界激流，市場經濟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權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小平已經走出了決定性的兩步，再走一兩步，改革的大業應該可以基本完成了。……不要害怕失掉甚麼。人民從來不會固守僵死的教條而只珍視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膽的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產黨。”“在全世界現代化的浪潮衝擊下，中國要開放報禁、黨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能夠吃准火候，抓住時機，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就是中國傳統中所說的、聖之時者也。”(《風雨蒼黃五十年》)

既得利益集團不願還政於民

正忙於和大獨裁者毛澤東、鄧小平站在一起，充當中共黨史“三巨頭”之一的江澤民，怎能聽得進李慎之的勸告呢？如今和李慎之抱有同樣想法的一些人，大約又會把目光寄託在胡溫身上，希望他們能成就“聖之時者”。胡溫上臺以來頗有一新耳目的新動作，他們或有改革的初衷，只是形格勢禁，未能放開手腳罷了。所以溫家寶總理如果有苦衷實在值得同情，但他不應該把假話當作真話來說。

事實就是：今天中國大陸還不能實現民主化，並不是因為國家太大，也不是人太多，更不是人的素質太低，而是因為中共中的既得利益集團不肯把原來應該屬於人民的權力交還給人民！這才是真話。(《爭*鳴》2004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