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朱忠康：《从亡国奴到“和谐酷刑”》

【武宜三按：朱忠康先生当过亡国奴，也当过“新中国”的贱民——右派分子，罪名是“穿了一件旧西装和反领衫、到新华书店买一本《法国革命史》，到全聚德吃了一餐烤鸭，整风中给班上（中共）支部书记贴了大字报”，从此由大学生变成“反动派”，被劳改了21年。朱先生写过大量文章，介绍了两种亡国奴的不同遭遇，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中共“改造”日本战犯做了非常仔细的调查和研究，他“从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日本战犯的人道性和对中国同胞的残酷性的对比中”，得出结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贼。”要看的朋友请从网络上搜索。】

我今年已经七十七岁了，曾经历过日本人时代，国民党时代，今天的共产党时代；我曾见到过日本人、国民党人、美国人、苏联人、印度人……后来又见到了共产党人。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我没有当过亡国奴，我知道当亡国奴是很痛苦的。日军是一支欲霸世界的野蛮残暴军队，但是在占领上海后，却不敢进入英美法租界，于是大批中国难民逃到这些租界后活了下来，可见日本强盗还讲点《国际法》。在日军占领区内，中国人还有口饭吃，那时上海人吃的是一种配给米，好的大米供应给了日本人。中国人经过日军岗亭时，都得向他们脱帽低头敬礼。于是在我幼小心灵中才知道这就是亡国奴：好的东西归日本人，堂堂中国人要向小日本低头哈腰。

接着日军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把英荷法殖民帝国主义都打得叭下。日军在偷袭珍珠港成功后第二天就进攻香港，不久英国港督宣布投降。同时日军又向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发动进攻，又把太平洋上的各个岛屿占领，切断了美军与澳大利亚及太平洋区域之间的交通枢纽。短短几个月时间，日军就拿下了亚洲十多个国家和区域，它控制了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 1.5亿的人口。日军所到之处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澳大利亚、西起印度洋、东至中途岛的1万多公里战线，全在它占领范围。

当1945年日军投降时，中国人才真正的翻身得到了解放。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抬举下，中国成为联合国主创国，世界四强之一，中美英苏之首，联合国救济总署开始向刚复兴的中国展开了全面援助。那时的上海其繁华程度远远超过日本的东京和英属香港。

如果没有共产党到东北与苏联红军联手抢摘桃子，没有共产党挑起内战，在国民党背后不断地折腾和捣乱，中国早就是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当亚洲出现四小龙前，中国早已是条东方腾飞的巨龙了。也绝对不会发生一亿同胞挨整挨批挨斗挨关挨杀的悲剧了。

这是一个非人的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这么荒诞：它能在“一穷二白”情况下，生产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原子弹和氢弹。但是此时中国的农民却正为卖不出去鸡蛋而发愁，因为到市场上去卖鸡蛋是资本主义行为，要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而城市居民却为买不到鸡蛋而发愁，因为鸡蛋是凭票供应的，没有鸡蛋票是吃不到鸡蛋的。当共产党为中国能制造出原子弹、氢弹而歌功颂德时，却对饿死了四千万人的悲惨事件只字不提，还把罪责推给老天爷身上，说是“三年自然灾害”。老天爷不会说话，中国人都被封上了嘴，于是这四千万条活生生的生命被共产党活活地消灭了。在共产党的眼里四千万人只不过是一堆数字，可以随随便便的一笔一勾地写上去，也可以大笔一挥把它擦掉。而且这些数字只有共产党官方这一家可以公布，别人的都属于非法。

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数是共产党官方公布的，当艾未未先生要调查埋在废墟下的孩子究竟死亡多少，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时，共产党就把艾未未先生秘密抓捕起来了。当723动车追尾相撞时，连小孩子都能算出来的死亡数字——只要把实名制买票的人数减去存活的人数，就能得出正确的死亡人数，但是官方却用掩埋切割的办法把死亡数字楞是掩埋和切割掉了。

在一个连不正常死亡人数都当作机密的国家里，还能指望它这是人民政府的人民勤务员吗？恰恰相反，它是把人民当奴隶进行统治和奴役的独裁专制政权。

中国人什么时候变成了共产党的亡国奴呢？原来六十多年前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子民，这个国家是由国父孙中山先生推翻了清朝腐朽政权而创立的，孙中山死后由蒋介石来领导，但是当蒋介石的中华民国被毛泽东的共产党推翻之后，我们这些中华民国的子民们就一下子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民”了。4万万5千万“子民”在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刚建政时，被冠以“人民”被愚弄的，这个国家也以“共和国”的名义被粉饰着。经过后来的实践和切身体会，所谓的“人民”实际就是亡国奴，而且比亡国奴更悲惨，它是二十世纪“现代奴隶”；所谓“共和国”，其实就是暴力镇压的国家机器。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国家”一词是这样解释的：“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所以它是一架用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用毛泽东接班人林彪的通俗话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架“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它把中国人随意地划分成各个派各个阶级，然后用一部分派和阶级去绞杀另一部分派和阶级；完成任务之后，再由另一部分派和阶级去消灭曾经消灭别人的派和阶级。从此中国人互相残杀的“窝里斗”无休无止，并扬名全世界。

从1949年起的一场场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大跃进、文革一直到六四天安门镇压，就是一次次的把中国奴隶们送进这部国家绞肉机器的过程。当共产党翻来覆去把中国人一次次投入绞肉机之后，剩下唯一存在的只有共产党了，于是它可以称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了。它把这个国家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那国旗上的四颗小星星只是点缀而已。

当中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中华民国——也就是共产党所说的“旧社会”过来后，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我们立即变成了共产党统治下“新社会”的亡国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第一句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奴隶”就是指的从旧社会来到新社会的“子民”。从此我们这些奴隶再也没有站起来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时所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党文化的谎言），把它颠倒过来正是说明：毛泽东从此站起来了，共产党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全都趴下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把我们这些奴隶进行镇压时，所采用的手段就是进行一系列的恐怖威慑政策。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个无法无天的国家，而这个无法无天是依靠恐怖手段来维持的。

全世界都公认交战敌对双方的军人在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成为俘虏时，胜利一方就不能侮辱他们，不能杀死他们，共产党不是也有句口号叫做“缴枪不杀”吗。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镇反运动，却是专门杀这些缴械投降了的国民党战俘的。在这场腥风血雨的镇反运动中，不管你在国民党时期只是混了个饭吃，在政府部门找了份工作，没有血债，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也许在旧社会当了个保甲方长之类的差事，就像今天的居委会当上个主任的差事，任务只不过维持一下秩序而已；也许这些国民党官兵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时立下了赫赫战功；也许他们曾响应号召举行了起义。他们都向共产党政府作过登记自首，坦白了自己的过去所作所为，但是毛泽东屠杀令下达后，把他们都当作反革命分子在镇反运动中枪杀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为了消灭知识分子，把这些人贴上一种标签：右派分子，为了囚禁他们还发明了一种《劳动教养制度》。他们声称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的宽大处理，所以把他们关起来实行“劳动教养”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而不是刑事处分。但这种最高行政处分却是把人抓了起来关进牢房的处分，可见关在劳教所的右派分子与关在监狱里的犯人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囚笼里犯人。表面上看，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一个叫劳动教养分子，受到最高行政处分，一个叫刑事犯罪分子，称为犯人，前者受的似乎是比刑事犯更轻的处分。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完全相反，劳教分子的处理比犯人更严厉更悲惨：犯人有判刑期限，判多少年就是多少年；而劳教分子关进去之后，就一辈子都完蛋了，就像判了无期徒刑一样，非得要把牢底坐穿不行。虽然规定中也有期限，只有三年，但是右派一关大都是十年以上，有的关了二十多年，我这个右派就关了二十一年。犯人的有期徒刑最高刑期是二十年，而右派劳教分子一关却是二十多年。如果毛泽东不死，邓小平没有亲自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我们这些右派可能一直关到死去为止。右派分子没有杀过人，没有放过火，只不过说了几句话，写了几个字，竟被关了二十多年。抓捕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没有任何理由，说抓你就抓你。

这就是无法无天的中国！

在这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今天依然在进行着无法无天的操作，中共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进行监视抓捕和家庭监控，而不作任何解释。城管可以追打小贩，警察可以通过黑帮和地痞流氓进行强拆和血拆，在完成了暴力强拆之后就一哄而散，让人觉得这是黑社会干的。全国各地都有共产党开设的信访部门，但是这些本当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部门，却是把老百姓推入火坑的陷阱。当人们从信访部门走出来后，另一个部门——公安的黑牢门已经朝你打开了。如今的异议分子，被中共当作眼中钉的人物，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进行秘密抓捕，一下子让他们从人间中蒸发。而我们已经被关过十多年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如今却还在当作不稳定因素而受到国安特务的“河蟹”；而被毛泽东打趴下达十年之久的走资派竟摇身一变，成了垄断和控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的暴发户，在他们豢养和怂恿下的贪官污吏们包二奶的包二奶、贪污的贪污，横行不法的横行，外逃的外逃，他们竟不是属于不稳定因素，相反他们以统治者身份派出爪牙、打手、特务向着过去的右派分子进行严密监控……

所以中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黑帮组织和恐怖组织，它实行着国家恐怖主义，发动的是全民的恐怖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中共统治下的一座大监狱，一座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怖实验场。它的恐怖都是在堂而皇之众目睽睽之中以“革命”、“造反”和“爱国”的名义遮掩下进行的。文革期间，北京长安街上就公开矗立着“我们要造成浓浓的红色恐怖”标语牌，许多学校早已变成关押五类分子和走资派的监狱，临时监狱到处用人血书写着“红色恐怖”的大字。即使在文革结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三十多年中，中共对于中国弱势群体的打压也从未停止过、手软过，一场场的“恐怖”事件仍然在上演着。

中国著名律师高智晟是个免费为穷人服务的维权律师，因此遭到了中共军警的打压，关闭了他的律师事务所，吊销了律师执照，还把他非法绑架关了起来，在缓刑五年中，有六次以上被强制绑架失踪。在绑架中，他受到令人发指的酷刑折磨。被六、七个警察套上黑头套带到一间屋子中扒光了衣服暴打，暴打之后，四个人用四个电警棍电击他的全身和生殖器，令他身体剧烈地抖动，汗如雨下，痛苦地满地打滚，致使高律师濒临死亡。第二天他们又用五支香烟熏高律师的鼻子和眼睛，还用牙签扎他的生殖器。他们就这样使用各种不同的酷刑一直折磨高律师到第三天下午。在这生不如死的折磨中，高律师用头去猛撞桌子，试图以自杀解脱痛苦。但自杀未成，他的眼睛和头部严重撞伤，满脸是血。这只是高律师遭受的多次酷刑中的一次而已。在高律师被抓走之后，他的夫人耿和带着孩子逃往美国，2011年9月21日高夫人在全球反酷刑大会上发表讲话，控诉中共当局对高智晟的迫害，要求还高智晟律师以自由，与家人团聚。

还有一位中国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2011年4月3日在北京国际机场搭乘飞机时，被人带走绑架失踪，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一个大活人在大众广庭之下，众目睽睽之中突然不见了，没有任何一个政法部门、组织单位或个人告诉他的家属，为何要抓他、关他，他又被关在何处。当他神秘地被人带走之后，他夫人名下的发课公司其他几个人员也陆续地被宣告失踪，没有音讯。

6月22日，艾未未终于取保候审回到家中，在狱中度过了81天，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而对于他78岁高龄的母亲高瑛来讲，这81天也是她一生中遭受精神折磨最痛苦的时刻。
　  在狱中，艾未未没有受到酷刑。但是他却被关在一个狭小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外，别无他物。没有桌子椅子，没有书籍报纸，没有广播电视 ，连一张纸一支笔都没有。但是上面的灯却24小时开着，两名警察寸步不离每分每秒都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在他来回踱步的时候，在他上厕所的时候，甚至在他洗澡全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的时候，这些狱警也是瞪着他，看着他。警察从不开口说话，每隔三小时换班一次。艾未未的姐姐高阁对记者说：“如果你睡觉时候，他们就站在你床边，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盯着你！”“你能想象有四只眼睛永远盯着你是什么感觉么？不管你做什么都盯着你？”在关押的81天中，审讯达52次之多，而审讯他的人却是二十岁不到的连什么叫“艺术家”都不懂的年青人。中共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无知者可以统治智商最高的睿智者。”

像高智晟和艾未未所经受的酷刑，正是发生在大讲和谐、大讲法治的社会主义中国，把这种酷刑称为什么呢？社会主义特色的酷刑呢，还是和谐酷刑？

当共产党在完成一党专政之后，把中国人当作奴隶进行统治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可以随意的摆布这些奴隶，“酷刑”只不过是这个恐怖组织中所采用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