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尚有儒生坑不盡,留他馬上說詩書---從叢飛現象看毛共之愚民政策與焚書坑儒

叢飛---最后的唐‧吉柯德

《大公報》2005年7月25日署名文章報道說，深圳有個叫叢飛的人，十年的時間內，用了30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資助了178個貧困學生讀書，為此欠下了17萬元外債，自己患晚期胃癌卻無錢住院，但仍牽掛貧困山區的孩子，現在又把大家捐助給他的醫療費也拿了部份給孩子們交學費。在病榻上，他還多次向家人表露心願，死後把把眼角膜等有用器官移植給有需要人士，把遺體捐給醫院做醫學研究，為社會再做最後一次奉獻。

這個叫叢飛的人，是被深圳人稱為“五星級義工”、“愛心大使”和“慈善歌手”的優秀青年志願者。他為了“讓讀不起書的孩子揹起書包繼續讀書”，10年來一直過着清貧的生活，出門靠自行車，午歺常以两個麵包加一杯清水觧决。他家的50多平方米的公寓房，至今還欠银行10幾萬元貸款。每到春秋两季學校開學時，他便將所有的錢拿去為那100多個孩子交學費，以至於供樓欠款要由父母來墊付。

据說，叢飛成了深圳人的驕傲，每天都有人到醫院看望他，絡繹不絕。照我說，同情不妨有，驕傲則不必。有什么可驕傲的？我倒覺得很可悲。可悲的是叢飛不知道毛澤東有過“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策”(《李慎之文集》P168，2004年，北京版) 的指示；也沒聽過毛泽东在1958年說過“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的話。

中國共產黨搞愚民政策和焚書坑儒，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進城後搞的一系列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從大專院校調整、批《武訓傳》、批胡適、抓胡風、镇壓反革命，到10年浩劫大革文化命，直至今天的教育產業化，無一不以消滅知識、消滅知識分子、製造文盲、製造愚民為目的。

叢飛本身就是愚民政策的受害者，他在初二就輟學，因未交學費讓老師罰站過，他曾經為了沒有錢買鉛筆而去撿瓶子賣。在殘忍、暴戾的中共流氓政權和他們反動的教育政策面前，叢飛只不過是一個羸弱不堪、病體支離的唐‧吉柯德。在貧苦家庭的子女不斷地被趕出學校的大門，在失學兒童這個越滚越大的雪球面前，叢飛這個最後的唐‧吉柯德顯得多么渺小，多么可怜；他終于被壓垮了。

中共及其反動教育制度是謀殺叢飛的劊子手

在媒體報導和民間呼聲的壓力下，深圳市長、書記也肯降貴紆尊到醫院探訪叢飛，甚至廣东省委書記張德江也下批示表示“關心”。但是這些“做戲的虛無黨”黨徒們，並沒有也不肯承認他們才是謀殺叢飛的劊子手；因為謀殺教育、大量製造失學兒童的正是他們所代表的中共分贓集團和他們所施行的“吃人的中国教育制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讨伐中国教育制度》)，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企业----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玺承认自己失败了，他說：“我败给了专制、垄断、丑恶、没人性的教育制度”（任靖玺：《教育炼狱十年》）。胡星斗、任靖璽們一針見血地道出了中共和中共教育制度的反動本質。

《南方周末》报道：中国义务教育经费的75%以上是由农民负担的！只要你到中国的许许多多的乡村学校去看看，你就会有“惨不忍睹”的感觉：教师衣服脏旧，学生蓬头垢面，桌椅、板凳破破烂烂，校舍大多属于旧房、破房、危房。现在，由于农村中小学合并，连这点可怜的教育资源也越来越远离农村，造成许許多多学生失学，一些边境的学生甚至跑到学费相对便宜、条件稍好的缅甸、越南去求学。這不是中國這個所謂“經濟大國”、“世界工廠”的奇恥大辱嗎？

近几年，中国又刮起了教育产业化之风。搞教育和公立学校高收费，教育当局拚命从学生身上敛财！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发达国家在5%甚至7%以上，而中国2001年为3.19%，2002年为3.41%，均未达到国家制定的在2000年达到4%的目标。再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就更惨，瑞典为2000美元以上，美、日、德、法等在1000~1500美元，中国仅为9.4美元（据《南方周末》2003年新年特刊）。

吴洪森《崩溃的脸皮》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教育投入在国民预算中的比重，“从1979曾经达到的最高比例10.4%下降到了现在2.2%，在全球排名是倒数20名之内，和最落后的非洲国家为伍。2003年9月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卡塔琳娜·托马舍夫斯基到中国考察两周后，严厉批评中国在保证基础教育权利方面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中国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比联合国最低要求6%低得多。”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1%，却要教育世界25%的学生。這不是共產黨反動派幾十年堅持不懈地製造文盲的真憑實據嗎？

尤其令人绝望的是，教育腐败的“分利集团化”又日益強化了愚民政策的效力。据任靖玺估计：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每年全国中小学生在教材、教辅等项目上花费的钱要突破1,000亿元。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的回扣率约为30%左右，如果按此比例，那么每年就会有300多亿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

《北京青年报》报道過，十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每年300亿左右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十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不应当是2,000亿元，而应该是5,000亿元了。教育亂收費是驅趕貧窮子弟出校门最得力帮兇，是吃人不吐骨頭的魔鬼！

中共教育制度暴露了中共《憲法》的虛偽性和欺騙性

中共教育制度不仅丑恶吃人，而且公然违宪、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无论是1949年以前，还是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上出现的幾部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国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中华民国宪法》：第15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16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教育工作和教育经费预算、决算情况，接受监督”。第18条：“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第25条：“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第28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第53条：“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保证国家举办的学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12条：“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第1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创造条件，使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14条：“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申请借读”。第17条：“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收取杂费的标准和具体办法，由省级教育、物价、财政部门提出方案，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已规定免收杂费的，其规定可以继续执行”。“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应当酌情减免杂费。其他行政机关和学校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制定收费的项目及标准；不得向学生乱收费用”。

但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义务教育不落实、以政府财力举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高考录取分数线地区歧视等又証明了中共親手泡製的《憲法》不過是一張廢紙。据报导，长沙市一所重点学校全年经费实际投入比一个县全部的教育经费还要多。在中國大陸，受教育是權貴子弟、政治精英和他們的同伙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專利品。

失學兒童的雪球越滚越大

在全国教育经费投入过低的情况下，教育經費又被挪用、贪污。教育经费被用于盖楼、买车的情况十分严重，官员们拿百姓的钱摆阔，讲排场。“中国信息中心”报导，2005年两会的参加者透露，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中共官员用车耗费3,000亿元，招待费用花掉2,000亿，出国考察用了2,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决策失误，搞形像工程和政绩工程所造成的浪费。不节制的行政管理费用是政府的腐败的明显标志。以上这三种活动每一单项拿出来投入教育都比现在对教育的总体投入要多上几倍。然而这些投入都直接用在满足政府官员的即得利益上，指望他们为贫困的农民办教育显然是不可能的。广东清新县教育局用“人头马”招待前来探访贫困生的志愿者，让三位志愿者当场流泪，就是對張德江之流的絕妙諷刺。(互聯網)

叢飛的太太邢丹說:“只要去貧困山區看過的人，都會被那裏的貧困程度所震撼，我也是跟了叢飛去一次後，才理解他的所作所為的，每個人都會被那裏的貧困震撼，都會伸出援手。叢飛沒有什麼特別的，所不同的是，他每年都會去那邊，每年都會看到新的失學兒童，所以每年都會被新的資助對象所打動。這就像滾雪球，不知不覺越滾越大，以致現在力不從心。”邢丹說錯了，山區的貧困、儿童的失學决打动不了偉光正的中國共產黨和他的貪官汙吏們。否則為什麼“每年都會看到新的失學兒童，每年都會有新的資助對象，就像滾雪球，越滾越大？据說國民經濟每年都有“大幅度增长”，但錢是用來建“世紀壇”這樣的豆渣工程來為誰也不代表只代表他自己的人樹碑立傳。法國的安德魯，只不過為大驢蛋劇院勾了个概念圖，老爺們就送了他好幾億設計費(４月26日《經濟参攷報》)，這一個安德魯就要累死幾百個叢飛呀！

中共不愿意从国家财政中拿钱办教育时，就只好靠收费办教育。在中国大陸的義务教育早已经成了一句空話。因為《义务教育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然而1996年卻泡製了《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也就是说，从1996年起，义务教育就不再是免费，而是收费教育了。特别是在农村与贫困地区几乎是完全靠收费维持，而收费的口子一经打开就不可收 拾。因为这给那些专门想方设法敛财的各级政府官员创造了生财之道。广大贫困百姓尤其是农民几乎被这些税费逼得没有活路了。

假减輕農民負担之名加速農民文盲化

2001年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名義下又在农村实行所謂“一费制”。一些学者估算，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费减收300亿元。现在收费受到 限制，而政府又不拿出钱来补上欠缺的部分，最后的结果是這些农村学校只好关门。所谓“一费制”，是以牺牲农村教育为前提，表现了这一政策的虚伪性与欺骗性。如果政府真的想减轻农民负担，明明知道学校缺钱，为什么不拿出钱来补上教育经费的缺口？显然“解决农民孩子上学的问题”是假，進一步扼殺农村教育是真；在 “减輕農民負担”的旗號下，讓農民文盲化，你敢說共產黨不英明嗎？

因为教育经费发放时并没有严格的管理。再加上对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民的孩子所需的教育经费长期被忽视，造成农民工的孩子进了城市而上不了学。他们在本地没有被当地政府纳入教育经费发放的对象，他们进入城市之后他们遭到各种歧视，“入学难”問題更严重。

據一項調查，去年“我国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在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个大城市，有关人员访问了12,000多名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和7,800多名儿童，发现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比例为60.7％，低于城市户籍儿童入托率；6周岁儿童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年的31％和10％； 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流动儿童里，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互聯网)

新华社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联合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降低收费标准”，是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两个最大愿望。在目前农民工仍受岐視、低工資、工資被拖欠的情况下，农民工和他們子女的願望還只能算是梦想！有學者以為中国應真正实行义务教育，建議中国政府把教育经费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民工孩子上学难就不会发生，可以和美国孩子一样，走到哪里都有学上，當然更是與虎謀皮。所謂《义务教育法》变成世界最偉大的謊言。

總而言之，造成數以千萬計的孩子失学，是中國共產黨和他的政府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肯兌現自己諾言的結果。是毛澤東“愚民政策”和焚書坑儒”惡政的延續。可是有個受叢飛資助的學生家長打電話詢問學費，竟然在電話中這樣指責叢飛 : “你不是說好要將我的孩子供到大學畢業嗎？他現在還在讀初中，你就不肯出錢了？這不是坑人嗎？”真是好心不得好報，他應該知道叢飛并不欠他什麼，對他兒子負有責任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他自己；叢飛帮過他兒子，而坑害他兒子的?是中國共產黨。他怎麼能這樣不講理呢？這大概也是中共愚民政策的副產品吧。

坑灰未泠山东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毛澤東共產黨為什麼要對知識分子趕盡殺絕，為什麼会說“知識越多越反動”，為什麼要摧毁教育事業而大量製造文盲呢？那就是毛澤東總結了秦始皇以來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經驗，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都是靠两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毛共在奪權中利用了知識分子，在奪權後就把知識分子视為天敵，所以必欲除之而後快。

關於這點，賈植芳先生有過深刻的描述：抗戰以後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幾乎是吸吮着‘五四’新文化的營養成長，又在抗戰的炮火中練就，從小就知道獨立人格寶貴，有一種藐視一切權威、反抗一切壓迫的個人主義冲動。這種冲动在國共两大政治力量對峙的時候，促使他們本能的同情、偏向共產黨的一邊……可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後，新政權建立，新的權威開始發生作用的時侯，這一代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個人主義的熱情與冲动，則成為生在門檻上的芝蘭，不能不被鋤掉。”(《獄裡獄外》)而且要鋤一乾二淨。

但是，坑乾淨了，便放心了嗎？也未必。豈不聞：

竹帛烟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泠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唐‧章碣：《焚書坑》)

如今此起彼伏的“騷亂”、暴力維權，顯然都是不讀書的文盲分子，劉邦和項羽已隱隱然在其中矣。

尚有儒生坑不盡，留他馬上說詩書。(清‧陸次云：《咏史》)

反抗的火种总是扑灭不了的，暴君们在焚書的同时，也为自己挖了埋葬自己的墓坑。（2005年7月，深圳灣畔。《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