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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改革,避免革命
——在“重启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李延明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初步解决了很多旧的问题,如所有制结构问题、社会生产调节方式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等等。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提高,公民的自由也比毛泽东时代有了较大增加。同时,又产生和积累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腐败加剧问题、经济过热问题、社会失信问题等等。
因为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不是由选民通过大选决定的,而是由官僚特权阶级在自己封闭的小圈子里暗箱操作、自我决定的,其命运不由选民决定,完全不受选民制约,所以,国家财产如何处置,如何使用,自然也完全由他们自己说了算。结果,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就被党政机关自己占有和消费掉了。据有的学者测算,2009年政府行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43.8%,现在则高达 70%[1],远远高于各资本主义国家[2]。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大陆中国人养着世界上最贵的政府。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中国的官、民比例目前达到了1:28(一说1:15),位居世界第一。豪华办公楼遍布全国。2007年,仅是公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考察三项,公务员们就挥霍了 9000亿人民币,是当年国家卫生事业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当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3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政府收入已经增长了985倍,而公民收入却只增长了19倍。从1983年到2005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3]。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位居世界倒数第一。
当前,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据测算,我国的基尼系数1998年就已经超出0.4的警戒线,达到0.403,2006年达到0.496,有人推算当前已经超过0.5。被“毛左派”骂为“资本主义罪恶世界”的美国是0.408(1997年),英国是0.361(1991年),法国是0.327(1995年),德国是0.3(1994年),日本是0.249(1993年)。他们的基尼系数都低于共产党治下的“社会主义中国”。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因下岗失业、征地拆迁等引发的利益冲突连绵不绝,过去10年间“群体事件”以几何级数增长,每年达到数万起[4]。政府本应站在超脱的立场上公正处理。然而,各地政府对利益受损者的诉求却普遍采取敌视态度和压制方针。结果,官民矛盾不断发展,许多劳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官民矛盾。为了维护一党专政,官僚特权阶级对平民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利权一味压制,无情打击。以侵占国家财产和买官卖官为核心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现在,人民群众对于极权制度越来越难以忍受,对于一党专政已经越来越不满。官僚特权阶级与平民阶级的矛盾空前尖锐,平民阶级对官僚特权阶级的仇恨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虽然还算风平浪静,但热带风暴的基本条件已经形成。
现在,为了保住特权,同时又使自己的统治能够被国民接受,当局采取了搁置民主、强调民生的做法,在经济建设、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努力做好事。但同时,继续用违法的方式,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利权,对于威胁一党专政的所有苗头,都给予无情的镇压。这些年,维稳经费[5]不断增长。2009年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亿元[6]。到了2010年,维稳财政达到 5486亿元。2011年,达到6244亿元。
改革进行到政治体制面前,实际上已经停顿。在官僚特权阶级的私利面前,改革已经进行不下去。然而,在日益尖锐和激化的社会矛盾面前,不改革,却有可能引起革命。官僚特权阶级如果对于公民的诉求一味压制,迟早会把人民群众逼向革命。瓮安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已经显示了这样的前景。
改革是当局主动采取的行为,因而是当局可以控制的渐进的行为。而革命就不同了,只要爆发,就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辛亥革命时中国就差一点分裂。今天的中国,如果爆发革命,很可能进一步分裂[7],不但台湾不保,而且西藏、新疆、内蒙古也可能保不住。
面对当前矛盾,当局有两种选择:如果以共产党[8]的统治地位为最高目标,那么就以“稳定压倒一切”,继续剥夺全体公民的主权即选择和决定执政者的权力;如果以全国人民的福祉为最高目标,那么,就要深化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选择不同,结果就会不同。
既然我国号称是人民的国家,既然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由选举产生,既然我国公民有当家作主的意愿,而不是没有这种意愿,那么就应该通过大选来决定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由全体公民来决定由谁执政,把以黑社会方式建立和运作的政权变成由选民授权和监督的政权,在落实宪法承诺的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基础或前奏,首先应让宪法已经载明的东西变成现实,让主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利权自行实现,无须公仆即政府批准,更无须由少部分公民组成的某一政党批准;同时,让对公仆的选举通过竞选完成,使选举由假变真。
重启改革,是为了避免革命,从而避免中国的进一步分裂。
是通过改革使问题解决,还权于民,还是拒绝改革,对于公民群众的诉求采取镇压方针;是吃敬酒,还是吃罚酒;是要改革,还是要革命;两条道路已经摆在当局面前。清末出现的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情景当前已经重新出现。只有重启改革,才能避免革命。
2011年11月29日
[1] 据黑龙江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院长陈永昌的测算。
[2] 10年前,当中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是25.7%(2000年)时,德国是2.7%(1998年)、英国是4.2%(1999年)、韩国是5.1%(1997年)、印度是6.3%(2000年)、加拿大是7.1%(2000年)、俄罗斯是7.6%(2000年)、美国是9.9%(2000年)。
[3] 杨光斌:《社会权利是大多数国人的优先选择》,载2011年11月10日《社会科学报》。
[4] 同上。孙立平在《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2011年5月3日《经济观察报》)一文中,引用了官方的《社会蓝皮书》和《了望东方周刊》的数字,即,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到2003年,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从 2006年到2010年,由9万起增加到18万起。
[5] 主要是用于镇压民众的经费。
[6] 见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
[7] 斯大林已经把外蒙古分割出去,台湾还存在与中央政府对立的政权,故尔中国的分裂是进一步分裂。
[8] 毛左派认为这个党已经背叛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已经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党,而不是原来那个共产党。此中是非,我们置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