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游戏文章：《整顿文宣的情况通报》

【武宜三按：这是我2003年写的游戏文章，现在看看，倒是很有先见之明呢，可博朋友一笑。同时间，我还预告《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将会成为反革命歌曲，禁止再唱，2011.12.1】

   整顿文宣的情况通报

  (机密件．传达至县团级)

〔记録并整理者武宜三按：此件在何时、何处所听或所看，是红头文件还是某要人讲话，均已不可考。如有出入，请以原件为准。巧合难免，皆因雷同。2003年〕

多年来，我们按照有关指示，对所有出版、新闻、宣传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整顿。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人民出版社严重违反保密纪律，擅自出版毛泽东同志1945年9月27日《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一文，造成极恶劣之影响，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政治事故。公开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给敌对分子提供了攻击党、颠覆国家的口实。例如孙大午到处放毒，公然狂叫“民主宪政、军队国家化”，与李慎之、李锐等党内自由化分子一唱一和，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同志当年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为了争取国际舆论，孤立国民党，利用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书面提问的机会，说过：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又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

后来我们自己掌权了，情况有了变化。就发明了“特殊国情论”，连支部书记和小村长都是由上级指定，搞等额“选举”。原来讲的那套统统都不要了，这是形势的需要。

我们1960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就不选这篇文章。想不到保密了36年的应景文章，竟在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中出现了，使保密工作前功尽弃。这是后果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

所以必须追究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人民出版社有关人员的政治责任，并予以严厉处分。

(二)

钟沛璋身为党员、摘帽右派分子，目无组织纪律。在海外出版《与江泽民一席谈》，公然向领导同志推销“还政于民”、制度改革、全球化价值等资产阶级货色。对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击与抵制。但对此人亦应一分为二，他说：“小平同志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搞两个凡是，小平同志也一定不会同意别人对他搞凡是”，这句话对我们的政治理论工作，有一定启发性。

我们现在正组织力量，重新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小平同志的有关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批评文革、提倡所谓开放、议论政治政革、制度改革、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文章和讲话，都要重新整理、改写或删节，以求全面地、系统地体现小平同志的理论体系。当然我们的做法和朱元璋删《孟子》是有区别的。朱元璋是要把孟子赶出孔庙，而小平同志仍然是我们的总设计师，这点是应该明确的。

(三)

立即停止宣传陈胜、吴广、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杨秀清和孙中山。最近播放的长篇电视剧《走向共和》，就是一部借古讽今、不利稳定、不利团结、与主旋律不合拍的坏作品，影响恶劣。所以决定停播并对有关单位和人员予以不同的处分。

过去毛泽东同志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曾大力歌颂过陈胜、吴广、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杨秀清和孙中山，并且引之为同志。对发动革命、夺取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现在我们在台上了，就要“稳定压倒一切”，就不能再宣传这些农民起义领袖和孙中山先生了。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审视，这些历史人物都是破坏安定团结、制造动乱的首恶分子。比如孙中山，就破坏了晚清的“君主立宪运动”，中断了中兴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启动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陷入长期的混乱、分裂状态，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削弱了国力，使日本侵华阴谋得逞。西方各种腐朽思想大量进口中国，造成思想界极度混乱，例如德先生、赛先生，就对我们永远执政威胁至大。这个历史教训要注意总结。

目前必须组织队伍，重新编写大中小学历史教材，要用正确的历史唯物辩证主义教育下一代，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永不变色。这项工作力争在一两年内完成。

(四)

立即停止出版鲁迅、胡适等人的著作。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指出，现在已经不是鲁迅杂文时代了。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以至谬种误传。现在总有那么一些人，抓住我们前进中一个指头的问题大做文章，讽刺挖苦，对主旋律造成极大干扰。

50年代我们对胡适的批判，也不够彻底，以至死灰复燃，这个教训是深刻的。胡适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由化的祖师爷。

胡适在1951年5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他给蒋介石写信：“最后我劝他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改党’，而第一要件为‘蒋先生先辞去国民党总裁’。”

对于胡适这种分裂党、犯上作乱的反动言论，蒋不但不杀他、不抓他、也不批斗他，还给他写回信，称他为“先生”。简直有失领袖体统，乱了君臣之礼。对于这点，我们毛主席则不愧英明伟大、垂范千古。他决不允许王实味、彭德怀、刘少奇等乱说乱动。否则，“虽千万人，吾杀之矣！”何等英雄！

蒋也不对胡搞秋后算帐，还请他当中央研究院院长，宽宏大量得离谱。国民党在第三代就丢了政权，这些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亦应吸取。

我们必须继续肃清胡适流毒，才能保证毛泽东思想红旗永远高高飘扬。

(五)

某港区人大代表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何来怕23条立法？”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很博得维园阿伯(指每星期天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城市论坛》外旁听的、专为爱党爱国言论欢呼鼓掌的男性老年人)几下掌声。该人大代表是个大资本家，目前在敦煌开酒店，大挖我们的墙脚，是我们利用、争取、改造的对象。若干年后，我们就要革他的命、共他的产了。他的话有多少诚意？维园阿伯文化水平低，亦不能苛求。可我们的《大公报》、《文汇报》居然也把他这话注销来，大捧其场，大喝其彩；就是不懂政治，不懂马列的表现。

试问，孙志刚做了什么亏心事？但我们有《收容遣返法》，照样可以把他抓起来，活生生打死。

张志新做了什么亏心事？但我们有《公安六条法》，同样可以把她抓起来，轮奸她，再把她的喉管割断，拉出去枪决。

我们的“法”就是专治那些“为人不做亏心事”的、无权无势的广大老百姓。那些做尽亏心事的人，除了位尊势重的领导同志，还有他们的配偶、情人、兄弟姐妹、子女、秘书之外，就是那些对领导同志的个人经济做了很大贡献的、先富起来的“先进分子”，我们能把他们怎么样呢？这是一般的常识政治的ABC。

(六)

香港市民“七．一”大游行准确人数，经卫星监测系统核准：是99万8千8百66人。但不包括马路两边、建筑物内和各种车辆上，向游行队伍挥手、鼓掌表示支持的人们及半途退出游行队伍的前港府高官邝其志等人。

目前香港情况复杂，董建华颟顸无能，叶刘淑仪凶相太露；个别大员动辄散布“有鬼论”、“幼稚肤浅论”，亦大失人心；传统左派成了脱离群众的工人贵族；在在增加我们工作的难度。在暂时不能简单使用坦克车、达姆弹的情况下，只好耐心地施予收买、恐吓、拉拢等方法，逐渐分化之、瓦解之，最后再各个打击之、歼灭之。

(七)

据调查统计显示：这次反对23条立法的大部分，是文化程度高、收入高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大学生和中学生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反之，支持立法的只是一些文化程度低、年岁大、收入低的阶层，奉命行事的部份中资机构员工以及一些在内地有特殊利益的人士，总人数14,444人，少得可怜。所以不得不靠伪造民意、强奸民意，欺骗家宝总理。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港英当局大办教育、广招大学生的险恶用心：为我们的管治埋下制造麻烦、制造不安定的种子。这个反面教材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英明，他曾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几十年的愚民、残民、大革文化的命的结果，造就了世界上第一等顺民，造就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只知无限奉献而不知人权为何物的第一流农奴。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税二税三税万万税。

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排除干扰，继续降低教育投入，在总量和人均两方面都要力争和保持世界倒数领先地位；继续大胆地挪用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继续两手都要硬地克扣教师工资促进教师自动流失；选一步扩大中小学校危房面积；进一步扩大城乡大学招生的岐视性分数线差；抓好教育产业化，以经济手段达到减少农民子女上大学的目的；在目前文盲、半文盲人数为3.5亿人的基础上，争取在5年内达到翻一番的目标。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发生香港“七．一”大游这样的动乱，才能长治久安，才能确保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局面，才能把余下的国有资产包括中银香港、中银纽约的存款量更快私有化，为实现地皮刮尽、“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长远规划创造更优越环境！

(八)

此件传达至县团级。

(九)

注意保密，严禁扩散。

(《动向》2003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