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在颠覆“国家政权”——纪念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系列报道4 ... .. ...

生于光绪末年 (1908年)、人称“王妈妈”的中国最长寿女右派——王希文，2011年在纽约逝世，享年104岁。

释本焕，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今年（2012）在深圳弘法寺圆寂，世寿106岁。

釋虛雲（1840--1959），禪宗高僧，禪宗第十七代祖師，1958年，被列为右派分子时，虚岁119。

纪念反右派运动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里——香港城市大学举行。

这个温文尔雅的教授，就是当年被描写成青面獠牙的大右派分子——谭天荣，至今还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1948年的老革命、中共老党员，后来成了老反革命、老右派分子，现在是被改正右派、受“监控”对象。

到香港参加“纪念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右派老先生、1948年就秘密参加中共“革命”的、中共党员胡显中，回到家里后，给香港五七学社武宜三发来一封信。

来信说：北京大学著名的右派学生（被毛泽东封为“学生领袖”）、纠正后在湘潭师院和青岛大学当教授的谭天荣也想来香港参加研讨会，而且已经到了深圳，结果被堵回去了。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被堵住的。武宜三先生在研讨会上说过，“能够到香港参加这个研讨会，是新闻；不能来参加，也是一个新闻。”山东省的有关单位，好像特别喜欢制造负面新闻——前不久制造了震动世界的“陈光诚事件”，现在又乱花纳税人的钱，从山东跑到深圳，把谭天荣堵回去，真是不惜血本。

谭天荣到香港开会和有关单位滥用公帑，到底是谁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在实际上颠覆国家政权呢？

下面是来信全文。

在去香港的路上，一直抱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是担心在机场就被劝阻。过了机场的安检关，终于可以登机了。但是到了广州还要下机，再次接受安检。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再次登机。这一下担心消除，终于可以到达香港了。（记者按：一个中国公民、一个执政党的党员，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旅游，居然要“一直抱着惴惴不安的心情”。）

在开会期间得知：这次会议有许多知名人士都被阻止在北京、上海等地，不能前来参加。特别是青岛大学的谭天荣，已经到了深圳，仍然被国安人员劝回。看来我是漏网之鱼；更可以断定：当局一定要追查的。为此，应该心中有数，及早想好应对之策。

开完了会往回返时，又有新的担心：携带许多会议文件，还有朋友们赠送的新书。会不会在机场被检查出来没收？一路上就如此这般地惴惴不安。直到13号凌晨3点，踏进家门才松一口气：会也开了，书籍及文件资料也顺利带回来了。心情之愉悦可想而知。（记者按：所谓“惴惴不安”，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恐惧”。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对美国人保证：中国也要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60多年过去了，从党国要人到普通老百姓仍然没有这些“自由”，特别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不相信，你就看看从我党高级干部到一般群众，都争先恐后的往外国跑，从王立军到陈光诚，都要把美国使领馆当作逃生之地。）

当我查看电话机上的来电显示，发现有个号码是单位老干部处打来的。时间是在12日下午19:20。这个时间应该下班了，非工作时间打电话（记者按：只有在控制人民的“事业”上，他们才有这个积极性。），说明事情不寻常。再一想，明白了。一定是单位领导人要光临，查问香港之行了。

此时已是凌晨3时，赶紧睡觉。一觉醒来上午8时多。正在逐渐清醒的过程中，电话响了：果然不错，是老干部处打来的：说是要前来看望你。好吧，抓紧胡乱吃点东西。9点，四位领导人光临。他们是：主管离退休干部的T副院长、纪检书记ZH，老干部处长AN,还有一位的职务不清楚，这位一直是一言不发。主要是前两位说话。

他们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便切入正题：近日外出旅游了吗？（记者按：明知故问。）

答：是的，去香港看看，看看那里万恶的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

还有其他活动吗？

答：有，参加了一次学术活动。

什么学术活动？

答：反右运动55周年纪念。

啊！是什么单位主办的？

答：法国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五七学社三家联合主办的。（接着，就我所知简单地介绍这三个机构的性质。）

问：怎么想起来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呢？

答：因为五七年反右运动，是我人生中一大转折：从一个共产党培养的后备干部，一下子跌落成反革命罪犯，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不能不关心这方面的活动，并积极参加。如果中国政府自己举办这样的活动，那多好。我就可以就近参加，不必费那么多钱，千里迢迢、经受旅途辛劳去“境外”（记者按：“境外”这个辞也是很荒谬的，香港明明回归了，还是被叫为“境外”，这大约就是饱食终日、不干好事、专门干坏事的中宣部的老爷们的伟大发明。）参加了。可是遗憾的是：我们的中国政府，作为当年反右运动的主办单位，几十年来却始终不提这件事。好像根本就不曾发生过一样。中国政府自己不搞，就不可避免地让人家来搞了。2007年，美国举办了“反右50周年研讨会”，没有邀请我。这次主办单位邀请我。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应该错过。所以就参加了。（记者按：回答得好。）

“你也应该事先和单位打个招呼呀，你是有组织的人，是老党员呀。”（记者按：你这个“组织”是什么样的组织？我看，你这个组织“是只为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服务的”组织。你这个组织的成员——党员，甚至老党员，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什么权利呢？右派分子中有很多都是你们组织的人，他们蒙冤20年，工资被扣押，他们和你们打了30多年的“招呼”了，你们可曾理会？“老党员”又如何呢？刘少奇、高岗、彭德怀、黄吴叶李邱，不都是老党员吗？你们又怎么对待他们呢？全体成员要为一个权贵集团、甚至一个独裁者所奴役、所驱使、做牺牲的组织，只能叫“法西斯”，不管它有多么好看的招牌。）

答：我是中国人，到中国的土地上去旅游。这应该说是非常寻常的事情吧？我是个学者，顺便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也应该认为是很普通、很合法的行为吧？既然是合法、普通的行为，何必麻烦各位领导？牵扯领导的精力、浪费领导的宝贵时间。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对方表示不然：你参加的不是一般的学术会议，而是具有国际背景的会，其中也许有敌对势力的参与，应该提前和组织告知才对。（记者按：“也许有敌对势力的参与”，有什么根据？就是参与，又有什么关系？党国要人不是和“敌对势力”有更密切接触吗？天天拥抱、握手，送钱送东西，他们还把老婆、子女、财产通通都搬到“敌对的”国家去了。不是吗？其实，“敌对势力”不在“国际”，也不在香港；而是在“萧墙之内”——如薄熙来、王立军，还有你们这些专门给“和谐”对着干、专门给中央添麻烦的人（纪委书记等等）。熊为了赶走主人脸上的苍蝇，一巴掌打过去，苍蝇固然打跑了，却把主人也给打死了。只不过是你们的智商要比熊高得多了——平时狗仗党势、穷凶极恶，不行了就往敌对国或者敌对国领事馆跑。）

答：我认为：对于中国政府自己应该主动去做却没有做的事情，任何国家的组织、个人，都可以代劳，也有弥补的责任。同时也可以避免历史上留下令人遗憾的空白。这应该看成是一件好事。我看不出有什么阴谋诡计。所谓“敌对势力”，恐怕无从谈起吧？

我还表示：如果在2017年，中国政府自己牵头举办反右60周年研讨会，我一定在境内参加。只要还活着，就是扒也一定扒到北京去参加。保证不去境外参加了。

他们又问：还接受什么采访？

答：接受澳大利亚人（华裔）的采访；另外和日本的电视记者（中国话说得很好，他对会议进行全程录像）有过短时间的交谈。采访内容是：谈谈我自己的经历，时间大约15分钟，有录像。

你还有什么表现？比如提交论文呀什么的。

答：参加会议必须提交学术论文，这是前提。如果参加学术会议，而无法写出合格的论文，那是无法想象的，也被同行们看不起，认为你是白丁、混混。我的论文题目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反右派斗争》。内容主要是论述两者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

问听说论文要出版，是吗？

答：香港城市大学有这个计划。

“我们希望你赶快撤下自己的论文，不要让他们出版。因为如果出版也许对国家、对你个人都不利。”（记者按：这不是公然与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唱反调吗？因为《宪法》明明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

答：今天是网络时代，写稿不必再使用纸张。我的论文是以电子版的形式发送给他们的，如果撤回，他们也未必不可以留个底稿。

你可以向他们声明：撤回论文。（记者按：这个要求很无耻。）

答：我试试看吧。

谈话期间，又有当地派出所民警和安保人员二人敲门。开门一问，主题都是一个，所以就在一起谈。不久，他二人先行告退；说是以后再谈。看来这次并不算完。（记者按：为了控制一个右派，到底需要多少人？要花多少钱？）

最后还和四位领导人说了几句闲话。

他们说：我们都快要退休了云云。我说：看副院长脸色很不好，瘦多了。（就关心地问：）是不是太忙累得？

那位纪检书记马上幽默地说：就是为你的事情操劳的。

我立刻表示歉意：罪过、罪过！

他们又说：希望你好好保重，争取再活10年8年的，到90岁、100岁！

我也幽默地说：不好不好，那样岂不是更使各位领导操心劳累，瘦的更历害了吗？况且又要碰到“反右60周年、65周年”，事情就更麻烦了。

哈哈一笑结束。（记者按：只怕远远没有“结束”。）（武宜三综合报道并提供照片，首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