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快收拾人心

 

 

2012年7月31日　星期二

本报评论员 刘敏

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各种群体性冲突或抗议事件，在许多地方屡有发生。近段时间，群体性冲突事件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呈现新的特征、新的行为方式。某些事件的冲突性甚至达到一个新的级别，不论是情绪还是行为的激烈程度，都堪称近年少见。

从诸多事件的发生来看，环境问题常常成为导火索，但核心原因是政府行为失当。在一些攸关民众利益的问题，或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政府表现出对民意的轻视、傲慢，有时是蛮横与霸道，令人不满。一些地方的政府又不注意去疏导社会情绪，甚至不认为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于是社会情绪长期压抑和累积，一旦遇到“引信”，便爆发出来。

客观地说，各个地方的政府行为逻辑，有其共性的一面，未必是哪个地方表现得更为严重和糟糕，事件发生后，一些地方还可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克制与隐忍。但是这都没有能缓解或避免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

冲突可能是因为利益，也可能不是，拿钱摆平不可能一直奏效下去。有时候，理性协商与对话，被认为是解决冲突的有效方式。这个判断可能需要重新审视。这不是说不要协商与对话，而是在一些冲突事件中，民众走上街头根本不是为了跟政府讲道理，也不是为了将政府拉回到谈判桌前，行动的意义直接地来自身体行动本身。

面对这种局面，政府可用的有效手段，其实相当匮乏，某种程度上，底线之上已经无计可施。不仅如此，政府事实上处于进退失据的困境：进，强力弹压，只会激化矛盾，让局面更加不可收拾；退，应为不为、无所作为，很可能意味着自动放弃维护社会秩序的政府职责。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矛盾和冲突，一般来讲，政府能够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政府的政治与道义的合法性。只要合法性足够坚实，哪怕使用限度以内的必要暴力，也不会产生颠覆性的后果。但若合法性资源稀薄，历史经验表明，政府怎么做都会遭致普遍的反对。

对于不断发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现在到了从政治和道义合法性方面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了。目前许多地方政府的种种不当行为，以及“捂盖子”、“不出事就是没问题”、“花钱买平安”等错误做法，就是在回避问题，主动制造与社会的紧张与对抗，实际上就是在耗损合法性资源，与民心渐行渐远。

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新的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资源从哪里来，政府将如何重新树立公共权威性，都是重大的时代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景。

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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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殷海光

时间：1948年11月4日

近来东北战事失利，ZF当局也不再讳言，而变相的物价高涨，更使每个升斗小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广大人民陷入恐惧情绪和生活煎逼之中。这些真真实实的情形，真实得不是少数人爱听或不爱听所能抹煞，更真实得不是任何粉饰之词所能粉饰的了。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产党的最大助手，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事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我们该将怎么做呢……

若是我们要勘平赤祸，我们必须效法俾斯麦对付德国共产党的办法：把题目从GCD手中夺过来。目前少数人享有一切特权，他们的生活骄奢淫逸，一文钱也不肯出，没有一个人去当兵，却完全由老百姓抽丁纳粮。这如何能使老百姓心平气服？如何不令反对者有所藉口？

国事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少数人来挽救最大多数人。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个局势扭转过来。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是看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走少数派的路线。如果我们走少数人的路线，那么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的。如果我们走多数派的路线，甚至口里不标榜革命，老百姓还是知道我们是革命的。假如吾人能天下为公，用人唯才，疏远小人，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减轻人民负担，将千千万万人民的负担放在极端少数豪门巨富身上，那么人民耳目必然为之一新——前方军心立即因之而大振。区区G匪党徒，不足平也。

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