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七暴动看国民教育争议”研讨会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

1、城市大学郑宇硕教授致欢迎词。

2、主持人程翔（左起）和主题发言人张家伟、江关生、余汝信。

3、《人民日报》公然造谣，欺骗中港人民，煽动极左情绪。

4、刘锐绍介绍1991年江泽民对渗透、控制香港的部署。

今年是香港六七暴动和林彬被害的45周年，适逢香港社会最近就“国民教育”问题议论纷纷，为此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计划和1908书社联合于8月25日(周六)，在城市大学学术楼(一)四楼LT10演讲室举办“从六七暴动看国民教育争议”研讨会，邀请4位“六七暴动”的研究者、时事评论员，从历史经验探讨国民教育的方向，其中3位讲者最近都出版了关于“六七暴动”的著作，为今次议题提供宝贵的数据和意见。研讨会由于資深新聞工作者、中共问题专家、新加坡《海峡时报》前特派员程翔主持。

研讨会从下午2时开始，一直到5时结束，各位嘉宾发言非常精彩，听众反应也很热烈，踊跃发表自己的感想，并且提出问题和主讲嘉宾互相讨论。

研讨会首先由主办单位之一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计划郑宇硕就是讲话。他说爱国必须知道什么叫爱国、怎么爱国？六七暴动时，由于港英当局知道了北京不会出兵香港的底线，但是左派群众却不知道，结果受到残酷镇压，这个教训就是“要独立思考，不要盲目爱国”。

接着发言的是张家伟，他是《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伤城记》的作者，他讲话的题目是《从几个人物个案看国民教育》。

张家伟讲话中，举了阿耶、刘文成等几个例子，这几个都是参加六七暴动的“左仔”，经过几十年反思，说是当年受了中共地下党、左派工会的欺骗、利用，最后被出卖。

江关生(《中共在香港》作者)的发言题目是《从“六七暴动”看推行国民教育之难》。难在哪里？江关生说，难在“年代久远，蓄意回避，争议不少，歪论充斥”。当初《人民日报》公然造谣，胡说香港市民“200多人被打死和受重伤”，煽动极左情绪，提出“解放香港”的口号，一旦北京改变态度，左派组织又抛弃了群众，让他们独自承受坐监狱和失业的痛苦。所以，左派阵营以及既得利益者，除了回避，就是歪曲，往自己脸上贴金。

余汝信(《香港1967：文革漩涡中的香港》作者)的发言题目是《从1967--2012：香港主流社会应反思什么？》针对当年斗委会主席杨光的“正确”立场，余汝信表示：香港主流社会应该宣传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以海洋文明代替黄河文明。

资深政治评论员刘锐绍在听众席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详细介绍江泽民在1991年如何部署对香港的渗透和控制。江泽民的阳谋叫“五个参与”：1、政治参与——组织亲北京团体、派遣和培养政治代理人；2、经济参与——中资比重由1984年的4%增加到1997年的24%，再增加到现在的57%；3、外交参与（香港主权“回归”前）、对外参与（香港主权“回归”后）；4、基层参与；5、文化参与——收买控制香港传媒、准备办《香港日报》，扭转香港教育方向，控制香港意识形态。北京下了这么大本钱、功夫，到底香港的人心“回归”了没有呢？北京当局能否做一个检讨？不应该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外国（外来、外部）势力。

今天有好几个当年的“六七暴动”的参加者，他们经过多年反思，认识到当年由于盲目爱国，被利用，被欺骗，最后被抛弃。他们回忆说，当年中共港澳工委领导的左派工会让他们去放“菠萝”（真的或者假的炸弹）、游行、罢工、冲击警察和政府机构，虽然被开除，仍然可以由左派工会给发工资。但是后来由于北京改变态度，这些左派群众就被抛弃，不但没有工资，就是被抓去坐牢、失业，左派工会也不管。给许多人和家庭造成苦难，原来是水务局职员的麦先生还和当年领导他的左派组织的领导人一起出席，共同回忆当年被欺骗、被出卖的经过。

香港五七学社武宜三则质疑“国民教育”的始作俑者：你们到底是否想把中国变成“无声的世界”的同时，也把香港变成“无声的世界”？

他希望主政者明白，“无声的世界”固然便于统治，但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之一，就是所有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干部通通都被当作“走资派”打倒，许多人死于非命。就是毛泽东本人，尸骨未寒就成了全中国“最伟大的”反革命家属，妻子要自杀、侄儿要坐牢。这就是全国只有一个脑袋在思想、只有一个嘴巴在说话的结果。

他也希望主政者不要把香港变成深圳、广州或者上海（这样的中国城市），要给自己留一条活路——有一天你出现问题时（好官有可能被诬陷、受迫害，贪官污吏有机会被双规、清算），可以从香港这条通道逃到外面去。不要像商鞅那样，把事情做绝，作法自毙。

他还希望主政者，你给你自己和老百姓留个买干净奶粉、买无毒酱油的地方。

还有许多朋友的精彩发言，不能一一尽录。（武宜三报道并摄影，首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