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德 强：《教育不公影响深远》

   教育对现代化建设、对提高全民族素质以及决定国家未来发展和命运的作用，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执政党和历届政府对教育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都有高得不能再高的肯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全球第二，各项建设事业空前 发展，许多方面的改革也卓有成效。但比较起来，教育领域却相对滞后。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虽有跃进般提速，但很难称得上是“科学发展”;至于改革，长期以来，更有负人民的期望，以至旧弊未除,新弊又生，常为人民群众所诟病。如: 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办学思想、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化、功利化；学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高校规模的贪大求全；学校追名逐利，学风浮躁，学术腐败等消极现象不断孶生；学生道德水平下降，公民意识淡薄；应试教育模式长期得不到纠正，等等，都亟待改革。其中， 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已经涉嫌违宪，如 再长期得不到纠正，其影响尤为深远。

（一) 

一、教育投入不足，与经济增长严重不协调。由于历来欠账过多，加大了解决教育不公的难度。

    30多年前，党和政府就提出，为落实教育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发展必须与经济建设同步。近20年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教育法》又规定，国家每年教育经费的增长应高于当年财政收入增长的比例，国家投入教育的经费应达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二三十年过去了，这些目标始终未能实现。“十二五规划”又提出2012年要达到上述目标,是否能做到，并不乐观。据官方统计，2006年，教育经费仅占GDP的2.86%，2011年也只有3.5%。比我国人口仅少1.3亿的印度（12亿）相比，也相差近一倍。全世界各国平均教育经费占GDP4.1%,美国和  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为6—9%，中国还不如非洲一些落后国家如乌干达等国。

    是我国没有经济实力吗？决不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从3600亿元猛增至2011年的47万亿，增长130倍。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增加到10万多亿，增长近100倍。我国人均GDP 已达4200元。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外汇储备仅次于美国,达3.2万亿  。是国家拿不出钱投入教育？也不是。各级政府行政管理经费，仅从1978年到2005年就增长了87倍，2010年政府开支就用去当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70%，仅用于各级官员的“三公”消费就近一万亿，相当于全年教育经费的两倍。据专家计算，按1993年教育法规定的GDP4%计算，国家拖欠的教育经费将达数万亿。

    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文化教育基础薄弱、亟需提高全民族素质、正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国，以GDP的4%投入教育事业，已经捉襟见肘，何况还有多年欠帐，加上主管部门调配失当，缺乏远见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就难以避免。     

    二、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种种表现          

     首先，教育经费分配不公。

      中央一直强调，普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在农村和小城镇，办好中小学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但国家对这些地区投入的教育经费，只占23%，其余77%都分配给高等教育和大中城市的重点（示范）学校。

我国劳动力资源主要在农村。但6.7亿农民中，高中以上学历只占13%，小学36.77%，受过工农业技术训练的仅5%，文盲半文盲占5%。而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中国农村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15%，可农村教育经费只有全世界总教育经费的1%。这种状况，极不利于教育的均衡普及和农村的人才成长以及城乡的现代化建设

而分配给农村和小城镇的经费，绝大部分要县、乡自己来出，中央只直拨3%，省拨7%，县拨12%，其余均由乡镇和农民负担。条件较好、比较富裕的沿海、中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尚能支付，穷困地区、边远山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财税收入十分拮据，有的甚至连发政府人员工资都很困难，除了靠卖农民土地开支外，就靠挤占教育经费。在这样的困境下，学校只能因陋就简，无法改善办学条件、维修校舍，以至屋漏房塌事件不时发生。近年又连续发生幼儿园、小学、中学校车事故，死伤多人，主要也是学校无钱维修旧车、购置新车造成的恶果。而全国专为官员们服务的公车，每年就花掉国家3000个亿 。

在大中城市，高等学校除中央和省、市拨款充裕外，还加上各种名目的收费，条件优裕得多。有的重点大学，评上 “211”、“863”等各种名目的“工程”，就可获得千万以上甚至数以亿计的经费。据报道，北大、清华评上“211”工程后，就得到12亿到15亿的额外拨款。 有的专家计算，一些高校每年得到的财政拨款，就相当于农村几百所小学的全年经费。

京、沪、津、穂等大城市的小学、中学所得到的教育经费，与贫困地区的农村相比，也有天壤之别。   全国普通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北京为5836.26元，而贵州省只有579.26元，两者相差10倍。据5年前一些报纸披露，广州一所中学用2.6亿元建新校舍；另一所以2.5亿建科学城。而广东东西两翼偏远的农村中小学，连水电费都交不起。 据报导，广东全省5年前尚有20万中小学生在危房中上课，至今解决了多少，尚无公开说明。北京某示范小学，校舍、教室、厕所等均按星级宾馆装修，一间教室的装修费用，足够农村小学一年的经费。

 第二、因教育经费投入不公导致的其它资源分配不公也很严重。

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也反映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即使在大、中城市，市、区重点校、示范校同一般学校的其它教育资源，如师资、校舍、图书、设备、运动场馆、活动场所等也有很大差别。在师资方面，地处边远山区、贫困地区的农村学校，本来分到的教师就少，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也远低于大中城市，晋升、进修机会又少，看不到发展前途，学校常常留不住水平和学历较高的老师。据陕西师大的调查，全省城市初中教师学历，本科平均占73.81%，农村只有42.19%。不少农村学校代课教师几十年如一日地献身教育，却不能转正，只好外流转业、打工。而大中城市则有条件留住好老师并能不断补充、更新。

      许多贫困山区的学校，校舍极为简陋，有的教室仍是“破屋子，土台子”，不能挡寒、遮风、避雨，“冬天生冻疮，夏天淋大雨”是常事。不少学校连上体育课的运动器材也少得可怜，教室照明设备更差，有的甚至穷得连教师用的粉笔也要定量、控制。过去，不少地方政府曾响亮地提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动听的口号而已。

   而大中城市，特别是京、津、沪、穂等地的中小学，动辄以上亿、几亿的经费盖教学楼、实验楼、科技馆、图书馆、体育馆（甚至游泳池）。有的还费巨资豪华装修，至于设电脑厅、录像厅的，更是普遍。

          所以有人说，“城里的学校像欧洲，乡下的学校像非洲”。其实，这种比喻并不确切，非洲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执政者比我们更重视教育，更懂得教育公平的意义。譬如津巴布韦、喀麦隆、乌干达等，学校校舍、设备都不错，城乡差距很小。许多国家的义务教育早就完全免费。

          第三、由经济、社会的不公导致的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一），经济上，财富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农民、农民工、小企业工人、城市平民的子女上学难、上好学校难的困境加大了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GDP 翻了130倍，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不少提高，但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 ，0.4%的富人占有70%的全国财富。亿万富翁中90%是高干子女，人均拥有6.7亿财产。据有的媒体揭露，我国全国人大代表中的70位企业老总拥有的财富，就超过美国三大系统（立法、司法、行政）100位高官财富的总和。按联合国提出的每天平均收入1.2美元的贫困标准计算，我国贫困人口超过1.5亿 ，比印度高出许多。

       2011年，国家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比1978年增长近100倍，但人们的平均收入仅增长30倍，。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我国城市人口平均年收入比农村人口高3倍以上。农村人口平均年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 %。最低收入甚至低于三十二个非洲国家。 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前三名。      

       与此同时，教育费用却不断上涨。近年虽已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但各种变相的收费仍不断增加。据报道，五年前教育乱收费已达5000亿以上。贫民百姓供子女上非义务教育学校所需费用就更高。上一般高中每年至少3万，上普通大学至少5万，重点大学得花10万以上。这对少数中等收入家庭来说，已感难以负担，广大农民、农民工、工人、城市平民更是望而却步。难怪人们把上学难同看病难、买房难一起看成是新的“三座大山”。

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的上学难、升学难的后果，是很多贫困阶层的子女，不到初中毕业就大量辍学。近年又加上各地“撤点并校”，许多幼小的学生，每天要翻山越岭或步行 十几甚至几十里才能上学，也造成不少孩子失学，成为村里缺乏关爱和教养的“留守儿童”。据调查，一些地区，初中、小学辍学率已达30%。这就导致大量文化低的劳动力流入社会而继续成为底层成员。而有钱有权的却可供子女上高层次、高质量的学校，有机会成为社会精英、国家工作人员，进入中、高收入阶层。

 （二），某些制度性、政策性不公形成的身份歧视，也加剧了教育的非公平、正义。

     最明显的是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社会不公。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对广大农村人口的排挤和歧视。按理，无论城市或农村的居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合法的公民，都应在国家任何地方得到公平的对待，平等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民进城为市民服务，参加城市建设，不仅为自己增加收入，也是对城市不可缺少的贡献，完全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流动和迁徙的权利。但由于不合理的户口制度和经济、财政拨款的分割体制，2.4亿进城的农民工却享受不到城市人口同样的权利。农民工带未成年子女到城市，按义务教育法规定，当地政府有义务保障他们上学的权利，但是，几乎所有大城市都不愿接受他们入学。有的城市即使允许，也要收取数目不菲的寄读费。由于索要的学费太多，这些低收入人群，不得不让孩子辍学，跟随他们进入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作童工。有的家长不甘心让孩子早早失学，联合起来自办打工子弟学校，虽然因陋就简，但师资、设备基本合格，也常常被当地政府勒令停办甚至驱赶，包括北京这样的首善地区，也不让农民工自办学校。

 高校招生设限尤多。农民工子女尽管已随父母在城市上学、居住，仍须回原籍报名、考试。大城市的高校，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录取名额  ，多半分配给学校所在的城市、大城市，西部的中小城市分得很少，县、乡及农村更寥寥无几。录取分数线，各大学也偏向所在城市和发达地区。  5年前，全国同题高考，北京学生考入北大、清华的分数就比湖北、河南低160分。有的省城学生，600分上不了录取线，而北京，同样分数可上重点大学。至于 不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和农村学生能考上重点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清华一些系科每年招收县、乡及农、牧区学生平均可达30%；而据1999年的数据，两校招收的县及农牧区学生只占17%，同县乡以下人口占全国总人口70%形成鲜明对比。近年，一些重点大学已开始试点，增加西部地区县以下考生录取名额，试图纠正这一偏向，但由于教育不公已存在多年，积弊太深，由此造成的城乡教育质量已存在较大差距，要完全改变这一不合理状况，也非短时间所能实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上存在的拜金主义、权钱交易、权力崇拜等腐朽风气侵入教育领域，推波助澜，也加重了教育不公的痼疾。近些年，受教育产业化、商业化的影响，加上有钱人家子女追求高学历的冲动，许多城市高考录取率高、条件好的中学，纷纷收取择校生，把一些家长有钱有权但分数不够的学生招进学校，让他们接受较好的教育，顺利考入高等学校。据专家在10个城市40所高中的调查，有20%的学生是通过交赞助费入学的（择校费5万以上，10万、20万不等），重点学校这类学生高达25.2%.  另有6.5%的学生，是因家长有权、有势、有地位、有影响而能入学的。大连一所学校，2007年择校费就收了420万。农民、农民工、普通工人、城市平民哪能出得起这么多赞助费，更不用说权力、势力、地位了。这也是社会不公导致教育丧失公平、正义的重要表现。 

                      （二）  

      我国宪法和教育法都明文规定，公民和他们的子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而实际上，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却至今不能完全实现。教育领域的种种不公，不仅使得公民及其子女享有同等发展机会和权利落空，而且由此造成的后果更是严重和深远。

第一，长期存在的种种教育不公，其严重后果之一是：埋没了大量可造就人才，阻碍了优秀人才的大量涌现。

         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但人均GDP仍排世界百名以后，人均年收入是全球第 159位。要实现小康社会并进而进入初步发达国家行列，还有很长的路。当前和今后，我国将面临愈来愈激烈、愈来愈复杂的国际竞争。而在竞争中取胜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各类优秀人才，就是高质量、高水平劳动力资源。没有充足的、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作动力和后盾，现代化建设不可能持续、平稳发展，也不可能赢得国际竞争。

      我国人力资源主要蕴藏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中（农民、工人、农民工、城市平民及其他人民及其子女等）。这些人群得不到充分受教育的均等机会，只受短时间、低层次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他们的潜能得不到开发，聪明才智得不到充分发挥，阻塞了人才成长的渠道，这是人才资源的最大的损失和浪费，是对我国实现强国理想最大的制约。如前所述，据农业部最新统计，我国农村4.9亿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中，高中文化程度仅占13%，小学36.7%，其余为文盲、半文盲。这些人大都是因贫穷上不起学或中途辍学流入社会的。农村数以亿计的人群受不到高层次的教育，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要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进而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强国理想，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长期教育不公遗留下来的后果。这一后果，却不是短时间能补救的。

第二，教育不公，加剧了社会、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国家、社会的稳定。

我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先进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综合国力尚须不断提高外，社会经济结构也必须不断改善，使之合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畸形的国家，不仅难以成为现代化强国，而且会出现停滞甚至动乱的危险。

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经济普遍地、均衡地得到提升，中间阶层收入比重最大，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两头都较小的社会结构，即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比较合理和稳定的。因此，有人把中间阶层（也叫中产阶级）称为社会的“稳定器”。但富裕阶层收入比重最大，

中低阶层收入比重最小，社会财富向富人集中，形成T型结构，这样的社会迟早会发生社会动盪。不幸的是，我国社会已经开始形成T型结构。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我国富裕入口的0.4%，占有社会财富的70%，中间阶层占有的财富仅20%，占70%到80%的人口，都属贫困阶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同教育资源配置不公互为因果。长期存在的教育不公导致的低学历、低收入、低层次群体的不断扩大，也加快了我国不稳定的畸形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

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对整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第三，    教育和社会的种种不公导致的最为深远和长久的影响是：加剧了我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而且出现了贫困的“世袭”效应（又称“代際传递”效应）。长此以往，必将使贫富两极凝固化，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现代化，不仅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甚至会造成社会阶层长期的分裂，加重社会的不稳定。

我国贫困人口中，包括70% 的农民及进城务工的2.4亿 农民工，以及工人、城市低收入平民 。这些人，原来也是过去长期受教育不公影响的老一代 。他们的子女，因父母收入不多，不能升学，或上不起好学校，没有高学历，只能像父辈一样，在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简单劳动，不可能进入较高收入的“白领”阶层，大多数人会永远（至少是长久）处于社会的底层。由于经济地位得不到提升，在社会上更是无权、无势的“草民”。他们 的下一代也会因父辈的贫困而继续滞留在社会的底层。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马太效应”。有许多实例都可证明，这一社会现实早已呈现。据成都有关部门统计，在国家公务员中，父母是公务员的占33.3%，父母是富裕阶层和中等收入以上                                                                                                                                                     的占60%，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                             只占2.8%。另外，外企、合资企业、国资委属下公司中的职员，几乎全部是大学本科以上人员，这些人中，来自农村的                                         仅占2%。

               一个社会，总会有城乡、贫富等的差别。但是，一个健全、有活力的社会，必然会有保障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特别是由下向上流动）的合理机制和渠道，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保障 底层人群合理向上提升。这也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负责任的政府的基本职责。

严酷的现实告诫我们：如果我国政治民主化不尽早实现，社会、经济结构得不到 彻底改革，岐视性法规、政策不及早废除，教育思想和制度不改弦更张，不尽快建立从下到上   的阶层流动机制，长此以往，很可能重现过去印度曾长期存在的种  性社会、贱民阶层，后果不堪设想。

我国                  改革开放已30多年，现正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执政党和政府，必须百倍重视由于社会不公、教育不公造成的这些后果和深远影响，认真抓紧解决。我认为，这也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再贻误时机，就是贻误国家的未来！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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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教育不公影响深远》补充参考资料（《南方都市报》2012年6月29日葛倩 唐薇文） 

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的课题调查数据显示：一名高三学生，在不同省份，考上名校的机率最大差别是288倍！以北京大学为例，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其机是安徽考生的41倍，广东考生的37.5倍，贵州考上的35.4倍，河南考生的28倍......

近年 愈发凸显了高校名额区域分配不均的矛盾。“211”“985“等一流高校，对很多地方考生而言，更是望尘莫及。

以北京大学为例，2011年该校在京招生223人，在贵州仅招25人，根据同年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而北京却是52.5.。复旦大学2009年，在上海本地，每万名考生中录取117.1名，在浙江则是5.2名，在北京4.2名，全国平均2.2名。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