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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抛出一块粗砖,引来如许美玉,应了我的初衷,真是十分开心。接下来继续抛砖,期待着家里不久的琳琅满目。
当今中国的局面,除了当政者自我定位是太平盛世,领五毛钱的人阿谀逢迎为莺歌燕舞之外,无论思想左倾右倾,均认为有很大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特权横行,贪腐泛滥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社会风气奢靡,法制形同虚设,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盛行,最令人愤怒的是被全世界人民抛弃的专制独裁政制,居然在中国还当香饽饽一般供奉着。因此,所有热爱中国的中国人,不管他的思想倾向是左还是右,都迫切地想为中国找出一条路来,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先找出造成这一切恶象的祸根在哪里?
在阐明我的观点之前,请大家先耐心地看一段引文。我的同学刘永翔教授在他的著作《袁枚<续诗品>详注》的“前言”中提到,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袁枚受知于广西巡抚金鉷,被金举荐去应朝廷的博学鸿词科。“这次实举的二百六十七人中,袁枚年龄最小,最终未被录取,空自欢喜一场,他赋<游仙曲>记此事道:‘听说天门传玉旨,春寒留住早开花。’似并不十分介意,因为其时被荐试而未取者也仍然感到无上光荣,共与试者称为同徵友,其同徵友全祖望还编印出<公车徵士录>在社会上流佈。今存程晋芳的<勉行斋集>,卷首刊有袁枚写的<墓志铭并序>,所署全衔为‘赐进士出身授文林郎江苏江宁县知县前翰林院庶吉士荐举博学鸿词袁枚撰’,连把荐试未取之事也作为头衔写上了,这是后人所想不到的吧?前此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戊午清帝第一次下诏开博学鸿词科,那时明亡未久,颇崇尚民族气节,故所徵举的海内名儒,大都托故拒徵,甚至如李颙、傅山二人竟以死拒。不意为时尚不到一花甲,社会意识和风气转移之速如此!可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统治阶级的思想之说为不虚。”
这段引文提及几位古人,恕我不详加注释了,主要想证明的一条道理是:社会意识与风气的转移是非常快速的,在社会结构发生大变动的时候尤其如此。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今时代,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非其他。这条道理,并非我凭空虚拟,是有历史的证据加以支持的。我觉得稍微有些遗憾的是,我们在反思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无论是反对传统还是赞成传统,似乎都认为两千年传统至今影响深远,应该为今日之种种恶象负起一切责任,可惜事实不是这样的。
辛亥革命以后,清帝逊位,绵延近两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砰然倒地,作为封建君主制度理论基础的四书五经至此便没有依托,虽然余波荡漾,但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已经不成局面了。不过七、八年,五四运动慨然而起,孔家店便遭到清算。当时对儒家的批判是全面而彻底的,对科学民主的向往和呼吁也是坚决和风靡一时的。五四运动前后启迪民智的中国知识分子先驱们如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刘半农等人,都是来自封建堡垒内部的人物,对封建弊病的针砭可谓入木三分。可惜的是,五四运动所揭橥的科学民主的正确方向在中国并没有被依循。共产国际的扩张策略很快波及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其直接组织下成立,并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实行激进革命的路线。自此,天下多事矣!再加上日本对中国的鲸吞蚕食,艰难困苦的八年抗战,同室操戈的四年内战,从1919年五四以后,至1949年共产党武装夺得政权,三十年间,神州大地几无宁日,兵祸连接,灾难频仍,思想文化的建设根本无从谈起。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本意在于移风易俗,看其内容,西化而非全盘,传承而有选择,倘若时势允许,推行有年,或可见效。而共产党出于其全盘苏俄化的思路,批判新生活运动为奴隶式的运动,礼义廉耻是野蛮行为,孔孟学说则为反动,认为这一切正代表着国民政府甘愿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今天,我们村里几位坚决反共而主张民主自由的朋友们愤慨地批判腐朽的儒家文化,一言一语之间,却好像就是80年前共产党批判蒋氏新生活运动的口吻。怎么会这样呢?真令人有今夕何夕之叹!
1949年共产党主政之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统治阶级的思想马上改换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乃至反右运动,一步一步清除民主自由的思想和中国固有的传统,到文化大革命而达到顶峰,所谓的“破四旧”运动,是对固有传统的彻底清扫。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空前强大,对民众的思想教育无孔不入,这是我们村里每一位村友都曾经领教过的。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二十七年间,占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什么?是孔孟之道吗?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想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了吧!
毛泽东死后,他的思想不打自倒,没有谁再相信毛泽东思想,没有谁再愿意遵循马列主义;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因为专制当局的抵制而仍然与中国百姓无缘;固有的传统早就被清扫一空,百姓对此也已十分茫然。这就是所谓的“信仰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本性欲望失却了任何束缚,再加上多年的贫困艰苦激起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极端追求,于是物欲横流,唯钱是求,上位者籍权势而索求无度,下位者为糊口而蝇营狗苟,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末日心态中。我们每一个良知尚存的中国人对这种局面无不痛心疾首,亟思改变。于是,纷纷追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和责任者,便有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传统,痛斥孔孟之道为罪恶之渊薮。看了我上面的叙述和分析,难道你不觉得这种究责是找错了对象吗?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是谁?是坚持专制独裁的共产党,是坚持红色江山的红二代,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跳出毛泽东思想的窠臼,只不过剥去了光辉灿烂的外皮,露出赤裸裸的独裁相而已。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上位的拼命捞钱,老百姓能不在钱眼里翻筋斗吗?这是“不以其道得之,视富贵于浮云”的儒家造成的吗?如果说五四运动的诸位先驱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孔孟之道尚有其合理之处的话,九十多年后的今日,再慷慨激昂地提这种话头,就是不动脑筋,拾人牙慧了。
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是一致的,如果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结构和思潮,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思想,这就是祸根!把屎盆子扣在孔孟之道头上是最简单最容易的,孔孟死了两千年了,不会再还嘴了,可是问题不得解决,把孔孟批烂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今天的社会问题依然不会有丝毫改善,反而会更加坏下去。
这几日的讨论,集思广益,对我颇有启发和教益。我在政治立场上,与村里的几位好友别无二致,但是对于儒家文化的看法却颇有抵牾,几位对儒家文化大张鞑伐,我亦期期不敢苟同。我觉得几位的问题出在对儒家文化的认识过于肤浅粗糙,有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之缺失。即以“孝”这个概念为例。有位村友对孝的解释是:“孝的基本含义是父为子纲,子女不可违背父母的意志,连自己的婚姻大事也要遵循父母之命,不得计较父母的对错,要唯命是从。”是这样吗?让我们来看看。《孝经 – 谏诤章第十五》:“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孟子 – 离娄章句上》:“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屈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上述引文,都是儒家关于“孝”的最原始、最经典的解释,有“唯命是从”的意思吗?
毛泽东在与其政敌斗争的时候,有一种战法,就是将对手的主张歪曲,引向极端,然后施以攻击,令旁观者觉得他的敌人确实是错的。我们村里几位朋友,在批判儒家文化的时候,是不是不知不觉中也着了毛泽东的道呢?所以我说,统治阶级思想之厉害,不可小觑啊!
我还可以举一个当代的例子,那就是台湾。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厉行改革,从蒋介石的独裁,到蒋经国的威权,到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的民主,一步一步走来,虽然其间不乏艰难曲折,最终还是成功地移植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有趣的是,台湾并没有彻底抛弃传统,相反,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节义等儒家的核心价值依然受到理解与尊崇。台湾人民的民智日开,主人翁地位日益稳固,公民社会意识日渐建立,西方的精华与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并行不悖地滋润着老百姓的心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理想,正在台湾这个小而可爱的宝岛上逐步得以实现。我们在为大陆寻找一条出路的时候,能不能借鉴一下彼岸的经验呢?
当然,即便当今社会恶象的祸根不在儒家文化,我也并不赞成儒家文化是救中国之道。救中国之道,当今之世,舍民主自由别无它途。至于儒家文化在今日的中国应该起何种作用,我在下文还会详细展开,向村友请教。我只是想说,黑暗不堪的现状令人痛苦,令人愤慨,令人怒发冲冠,在这种情况下起而反抗,起而呐喊,起而探索救国之道的仁人志士,往往容易陷于偏激,而不容易维持理性的思考。我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卑微如一粒灰尘,只是希望诸位能听我这粒灰尘的一句劝。
祸根是他们?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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