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四）- 哪些是糟粕？

            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糟粕堆积是不可避免的，对今日社会的影响也还顽固地存在，以至于我们要努力清扫方得干净。在启动扫帚之前，让我们分清哪些是糟粕，必须加以批判和清除，至为重要。

            秦始皇纵铁骑横扫六合，以武力统一中国，建立起郡县制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独裁制度。秦虽二世而亡，这套政治制度却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名义上终止于辛亥革命，实际流毒无尽，直至今天的中国，依然深蒙其害。这套制度在刚建立的时候，有其合理性，也曾经促进过中国社会的发展，汉唐盛世便是一个例证。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封闭性地理位置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得这套制度的脚步缓慢蹒跚地走了两千多年，随着横向的欧美各国因工业革命突飞猛进，中国的君主独裁制度便越发显出其落后和野蛮来。

         清帝逊位，中国本已见到宪政的曙光。可惜适逢欧洲大陆批判早期资本主义的一支理论马克思主义被俄罗斯的列宁、斯大林所利用，建立了更加残暴野蛮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而且将魔爪伸向毗邻的中国。共产国际一手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以夺取政权实行共产理论为目的，再加上出了一个雄才大略而又邪恶残忍的枭雄毛泽东，从此中国便无宁日矣！抗日战争爆发，已经奄奄一息的共产党抓到了救命稻草，消极抗日，积极扩张，以“民主自由”为幌子欺骗民众，终于用枪杆子夺得江山。神州易色，一片惨红，六十余年于今，君还是君，民还是民，再怎么巧言令色，掩盖不住君主独裁的本质。自家古代的糟粕，与人家近代的糟粕合流，沆瀣一气蹂躏神州，将江山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当始作俑者的俄罗斯都已经抛弃了列、斯两个暴君，我们却每年依然将这两个洋脑袋供在天安门广场上，顶礼膜拜。已经被全世界唾弃的专制制度，在中国居然还大行其市。穷根究源，绵延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不得辞其咎，以君主专制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今日的价值观来衡量，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人诟病的糟粕。

            其次，便是附着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上的思想文化。这部分比较复杂，我们需要作一点历史的考察。战国末期，七国合纵连横，逐鹿中原，最后秦始皇以武力胜出。秦国的强大自商鞅变法始，到李斯辅政，推行的都是法家的所谓“富国强兵”的主张。这种从富国强兵的立场上发展出来的急功近利的观念在今天仍然十分活跃，特别是在对外求扩张，对内求专政的极权国家内。以今例古，毛泽东自称秦始皇，从两个人思想的契合而言，其实是没有错。法家并不是一个有哲学思维的学派，它所强调的“法”，与今天的“法制”观念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它只是技术性地强固君主的地位。我们稍稍翻一下著名法家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中“有度”、“二柄”、“扬权”、“八奸”诸篇，便可以看到法家的狡诈阴毒和残忍。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个主要学派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中，儒道墨三家理论中均有站在人民的立场立论的成分，唯有法家是明确地只为君王的统治出谋划策。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教导君王如何凭借王位的“势”，运用阴险狡诈的“术”来统驭臣下和人民。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即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在国君一人手中，全国各地都对国君负责。他还说：“能独断者，故可以王天下。”怪不得秦始皇读了他的书，赞不绝口：“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毛泽东再三强调要学习法家，这不是他心血来潮，而是因为他的思路与法家一脉相承，对法家的统驭之术十分欣赏。秦始皇和毛泽东这两个雄才大略而残暴无比的君王，同时倾心于法家，绝非巧合，正是因为法家所言完全迎合了独裁君主的统治需要。从秦始皇起，至毛泽东止，流风余韵及于邓、江、胡、习，两千余年的专制君主莫不在使用这一套驭下之术。我们今日所深恶痛绝的官本位文化和奴性思维，莫不是施行这套法术的必然结果。因此，要从思想文化上清除糟粕，我以为矛头第一个要对准的就是法家。

            再其次， 让我们来分析被认为是中国人等级制、奴性思想的总根子、儒家最为现代人诟病的“三纲五常”。“三纲五常”的正式提出在《礼纬-含文嘉》中，已是汉初的事。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直被批判者引为主张等级制度的证据。可是孔子的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并没有主张等级制度的含义在内。孔子对君臣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主张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还是从双方面立论，君臣关系是有条件的。所以皇侃《论语义疏》解释道：“由君不用礼，则臣不竭忠。”孟子就讲得更为明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孟子甚至认为，如果君主不行仁政，臣民可以起来造反，把那个暴君杀了。著名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就是这种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创始者对君臣关系的解释都是有条件、有原则的，甚至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虽然提倡三纲五常，但是对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还是从阴阳两面立论，互为损益。真正把君、父、夫置于臣、子、妻之上的还是法家。《韩非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抹去了有条件的双面立论，创导单方面对另一方面的绝对统治。韩非子这种想法早于三纲五常的提出，而完全贯彻在秦始皇的残暴统治中。法家的思想虽然随着暴虐的秦王朝二世而亡而不复其显学的地位，但是其狡诈残忍的权术却一直受到君主们的亲睐，所以历史上有“外儒内法”的讲法。儒家被汉武帝扶上“独尊”的地位后，一方面为封建君主的合理地位建立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以“道统”作为监督平衡“君统”的佐制，董仲舒因讥刺时政被汉武帝打入牢狱就是一个例子。两千年来，道统虽然一直希望与君统抗衡，实际情况却是很不理想。君统之强悍远超过道统，加上难敌名利诱惑的儒生之“曲学阿世”，这种理想化的制衡系统基本不起作用。君主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拥有“势”，他们进一步还想拥有“道”的发言权。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毛泽东奉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四顶高帽子，毛泽东的反应是“领袖、统帅、舵手”都不必，保留“导师”一个称号即可（大意）。他已经坐稳领袖、统帅的位子，不在乎虚名，但是他在拥有无限权力的同时，念兹在兹的还想当全民的导师，还想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心态，与中国历代君王“作之君，作之师”的想法如出一辙。

       韩非子在《难言》中提出“质”、“镇”、“固”的所谓“三节”：将大臣的妻子儿女挟为人质，使臣子恭恭敬敬服服帖帖；用高官厚禄收养大臣，使其不至于产生叛逆之心；让大臣们相互猜忌，形成制约，使其争相媚上，消磨谋反之心。他将人心中丑陋的一面剖析到极致，并以此作为君主的殷鉴，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我们从毛泽东对他那些战友的所作所为，难道看不出韩非子的阴魂吗？“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经过毛泽东思想无所不在的渗透，中国人性格中丑恶的一面难道今天发扬得还不够彻底吗？

       我们今天深恶痛绝的是毛泽东在苏俄扶持下建立的独裁暴政，毛泽东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理论的了解是非常粗糙的，他所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意识”、“斗争”等提法，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坏的成分，其一是上层统治的权谋诈术，这是正史上找得到的，其另一方面的效果便造成了奴性与怯懦的民族性格；其二便是下层民众的宗教狂热，如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是野史小说之类中所记载的，其另一方面的效果便造成了理性思维的缺失。再加上君主专制制度今天在中国并没有消失，而是换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面具延续着，传统文化中的坏的成分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也跟着延续下来，助纣为虐。若论糟粕，这些才是我们今天应该去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