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一件公案

几天前，在其他网站，响应枫树下兄提出晒晒家中藏书的倡议，翻出这套《危言》上下二册。此书出版于1890年，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还早四年，从中可见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作者汤寿潜，原名震，字蛰仙，浙江萧山人，清末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中国近代著名的君主立宪派政治活动家，实业家。清廷曾竭力笼络他，授以两淮盐运使等高官厚禄，他都力辞不就，一心以推动立宪为己任。辛亥革命爆发，杭州新军起义，他被拥为浙江省军政府第一任都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他受聘孙中山内阁的交通总长。但志不在为官，亦很快辞职离去。晚年在家乡推动水利事业，造福桑梓，乡人至今思之，立碑记德。他的事迹可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1691.htm

这套《危言》为家中旧物，逃过文革大劫，总算幸存到今天。汤寿潜的名言

“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对于今天在名利场中翻滚跌撞的种种达官名士，宁非一帖醍醐灌顶的清醒剂？

以上两帧照片，是汤寿潜的书信稿本，一为致当时四川总督岑春暄的信，另一为汤寿潜任全浙铁路公司总理时，与副理刘锦藻一起具名的信函，至今都已经一百多年，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是很好的第一手史料了。

关于汤寿潜的一生行藏，近代史上有一则颇具争议的说法。据陶成章《浙案纪略》描述，绍兴知府贵福欲杀秋瑾，先去杭州拜访“巨绅汤某某”，汤怂恿他杀秋瑾，贵福再去请示浙江巡抚张曾敭，张抚再派幕僚张让山去核实汤某某的意见，汤说“是等人不杀何待”，于是张曾敭下了决心，指示贵福下手。这个转弯抹角的咨询过程，陶成章并未亲见，只是得之传闻。不过49年之后的历史界，向来置“政治正确”于历史事实之上，秋瑾既是烈士，一切站在她反面的自然均为罪人。但是陶成章《浙案纪略》又言，秋瑾临刑时所书“秋风秋雨愁杀人”一句“不知系何人造作，登之报上”，认为是伪造的，可是今天的历史界无不认定这句话是秋瑾遗言。同一本书，两个传闻，一真一假，何以采择的标准迥异呢？

我这里想提出一个口述历史的反证：据汤寿潜的女儿说，当年来汤府的是浙江巡抚张曾敭本人，而非绍兴知府贵福。张之拜访，当然也是想听听汤寿潜的意见。据汤小姐回忆，她父亲不想卷入这些是非之中，但巡抚大人造访，自不能不见，于是请进堂来，甫落坐，汤即端茶送客。清代的习惯，主人端茶，客人即当告辞，没有再逗留的道理。汤寿潜即以这样委婉的方式拒绝了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我还在国内的时候，知道杭州大学历史系一位郑姓教授，是专门研究浙案的专家，他也觉得陶成章之说站不住脚。可惜去国多年，忘了他的名字，无从查起了。

以我的看法，杀秋瑾最积极的是绍兴知府满人贵福，因为秋瑾以驱除鞑虏为号召。至于浙江巡抚张曾敭，思想并不顽固，陶成章在杭州时，藩台满人宝芬欲缉拿革命党人，张曾敭说：“现今新旧交争时代，人言未可尽信”。既而曰：“如果系革命党，乃是叛逆之徒，应当拿问，但拿到后若无凭证，叫兄弟如何发放，岂不动人公愤乎？”这都是陶氏自己在书中的叙述。至于汤寿潜，一贯力主君主立宪，以宪政代替帝制，与革命党主张民主共和并无太大抵牾，更何况当时没有一官半职，本省巡抚尚且逡巡，他有必要“力主杀之”吗？端茶送客，婉拒卷入应是合理的做法。

那位汤小姐，就是我的祖母。这件往事，是祖母告诉我的母亲，母亲再讲给我们小孩子听的。今天，我想把它公之于众，也为后人留一份重新斟酌历史事实的口述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