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权利义务观

这是我祖母在浙江省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时的一篇作文，时当1907至1909年之间，她那时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再过两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就灭亡了。100多年过去了，今天重读旧文，有什么感想呢？

儒家严义利之辩与近世权利义务之说相冲突否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诚以义利二字乃相反之名称，其势不可以并行者也。然近世之人皆汲汲焉以尽义务、保权利为强国安邦之善策，则又宜兼而行之也。然则儒家严义利之辩与近世权利义务之说，其果冲突与否？试申论之曰，儒家所辩之利，其利私。私者何？非应有之利而享之也。以小者言之，唯一己之利自图，而卒之遗祸于众人；以大者言之，夫卖路权也，卖矿权也，种种国脉所系之事而利用之以饱私橐，若不幸而全国之民皆为异种之奴隶，全国疆土皆为他国之属领，是谁之咎欤？非以私利自图者之咎，其谁之咎哉！儒教必严辩之，职此故也。若近世之保权利者，其利公，公则众人共享之利也。共享者何？导民生财是也。开矿以需民用，造路以便交通，力讲农学以兴农政，是皆有益于人，故其利公也。况当今之世，对外人言，尤不可以义自拘，而弃其权利。果如是矣，其何冲突之有耶？

老师评语：胸中雪亮，腕下风生。

孔子的这句话，出自《论语∙ 里仁》。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有相似的论述，《孟子 ∙ 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儒家强调“义”与“利”的对立，而近代思想又相信“义务（义）”与“权利（利）”应该并行不悖，当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呢？祖母在作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利有“私利”与“公利”之区别，私利为一己之利，中饱私橐，必须严格禁止；而公利为民生大众之利，当争取而兴建之。从中可以看到在时代新旧交替之际，试图将旧传统转化为新动力的一种努力。当时浙江保（铁）路运动风潮迭起，民众坚决反对英国强行借款，插手浙江铁路的兴建。领导人之一的浙江铁路公司总经理汤寿潜，便是祖母的父亲。因此祖母文中提及“对外人言，尤不可以义自拘，而弃其权利”，想必是有感于时势而言。老师有一句眉批：“骂尽世人，快哉！”又有一句总评：“胸中雪亮，腕下风生”，亦可见老先生读到此处时的会心一笑。

100年光阴容易过，回过来看看今天，义利之辩这个数千年的话题似乎依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反而有向负面发展的趋势。祖母给“私利”下的定义是“非应有之利而享之也”，“唯一己之利自图，而卒之遗祸于众人”。这种事情，今天还见得少吗？当朝执政的衮衮诸公，恃着“老子打天下，后辈坐江山”的傲慢跋扈，哪一个不在图“一己之利”，或者图“一家族之利”？芸芸众生，也是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孟子早就说过：“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习主席也遑遑乎不可终日地警告着“亡党亡国”的危险。可是有什么解决之道么？儒家只能提出善意的训诫，实际上无法约束贪婪的人性；法家一味护着君主专制者，反而加速了矛盾的爆发；道家潇洒地说“同我勿搭界”，佛家慈悲地唸着“阿弥陀佛”，中国的传统在这里缺了一块。照理说，礼失而求诸野，华夏没有，可以求诸夷狄。可惜那个姓毛的到姓马的夷狄家里求来一块烂肉，捧在手里当宝贝，他的孝子贤孙一个个都不愿意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于是乎传统的善意被置若罔闻，传统的弊病却与外来的毒素结合起来发酵，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样下去，100年之后，我们的祖国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我们都看不到了，但想想却徒增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