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的要有担当

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发生之后，大家在悲伤之余，也有不少反思的声音。与国内的朋友微信来往，亦听到不少批评，认为市政府应该有所担当，亡羊补牢，改进缺失之外，应该有人出来承担责任。

最后想必是会有人来承担责任的，只是不知道是谁，在哪一个层级。没有明瞭之前，谁也说不出来。我却由此想起另一桩做官有担当的往事来，或许对外滩的踩踏事件亦有比照的意义。

1977年4月18日，台湾大专院校师生坐船参观苏澳港工程，因途中遇风浪而发生翻船意外，死三十二人。第二天，时任教育部长的蒋彦士立即引咎请辞，以示负责。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一度挽留，但是蒋彦士辞意坚决，遂于当日核准。当消息公开之后，社会各界人士均深感惋惜，认为这次事件并非部长之责任，但同时也认为此种进退磊落的政治家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机会去台北开过一次学术会议，会后漫步书肆，翻阅一本民进党人所写评论政界人物的书，书中于蒋彦士颇多批评，但是对他在苏澳港事件后马上辞职以示负责一事，却亦说颇得当时的好评。我于台湾政情毫无所知，不敢擅自置喙，只不过觉得出自反对者之口的称道，似乎更能说明问题而已。

做官要有担当，中国传统向来如此，但真能守此传统者却寥寥无几，多半还是“笑骂任尔，好官我自为之”。封建社会的官员以道德自律，真正洁身自好，将名誉看得比禄位重要的，实在也是凤毛麟角。倒反是现代的民主社会，但凡出事，政务官引咎辞职者比比皆是。不是这些官员道德上高人一截，而是媒体的揭露批判，反对党的穷追不舍，令他们无法恋栈。蒋彦士任教育部长时，台湾还在威权时代，舆论压力绝没有今日这般沉重，所以他的主动请辞尤见风骨。但是政体的设计当以多数为指归，一两个高风亮节之士并不足以覆盖绝大多数争名逐利之徒，因此必须有异体的监督，有权力之分制，实在是基于对人性贪婪的清醒认识。

反观今日之大陆，当然是令人齿冷。共产党的官儿，你想做亦未必做得上；想辞亦未必辞得掉，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像个木偶傀儡。韩正即便有蒋彦士这般的气度，习大大亦未必肯准他的辞呈。

今日看到另一条新闻：“据南华早报引述上海一名官员报道，有数十名网民因为在网上评论新年除夕外滩人踩人事件，遭到警方带走问话。报道指，当局的目的显然是企图控制社会大众悠悠之口。在此同时，报道引述一名死难者的朋友披露，市政府已经开始与死难者的家属商讨赔偿问题。

当地一名拒绝姓名见报的警员说：‘数百个警员为了事件需要加班工作。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完全消除网上一些负面的评论或虚假的信息，但带走网民问话可以警告其他居心不良的互联网用家。’ 这名警员补充说，盘问网民并且可以控制谣言，维持社会秩序。”

看了这条新闻，想想自己居然还在一厢情愿地讨论官员的担当，未免太不识时务，太不了解国情了吧？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这条新闻反而是谣言，我还是坚持：做官的要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