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六四，追忆往事，也唁刘老师

六四那年，我才15岁，初三，该考高中了。我上学的学校号称县1中，其实是县城里最差的中学，但是也曾辉煌过，据说解放前出了好多才子，后来就没落了。没人愿意将自己孩子送到县一中，初中能考上高中的，只有10%，高中能考上大专线的，不到1%。我家是农村的，因为父亲做点小生意，也很好客，结交了很多城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小学五年级便到城里读书，由于城乡差距大，勉强能跟上，最后只考上了一中的初中。

初三那年，从父亲朋友家搬出，住进了学校宿舍。由于学校没有设初中宿舍，便混住于高中宿舍中，跟几个高二的学长做起了室友，没多久，大家便成了好朋友。好多事已是物是人非，记不大清楚，六四事件也渐成片段。后移民国外，又为人父母，真真体会了父母对孩子的深爱，即便假想有一天万一失去她，那种痛，将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每每看到六四母亲们的呼唤，我心里也是一阵阵的痛楚，面对强权，我无能为力，只能在内心为她们默默祈祷、祝福。但看到那么多人漠视自己同胞的生死，为独裁者沾满鲜血的双手叫好，实在心中无比的悲哀。好在，上帝自有他的评判和奖惩，现在中国肆虐的末日病毒不正是他给堕落中国的惩罚吗？

我记得，我们是从学校小卖部的电视机上得到学生运动的消息。自天气转热以后，学校小卖部的老板便在每天五点以后将电视机摆到外面，吸引学生观看，往往能够多收入几个卖冰棍的小钱。我记得有那么一天，小卖部电视机前积聚了好多人，人人议论纷纷。好奇的我挤了进去，电视画面上出现了好多学生游行画面以及北京百姓对学生运动支持的画面，场面很宏伟，也很震撼。一打听，原来是胡耀邦死了，学生集会呢。尽管那时小，连中央最大的官是谁都不知，但是我很热血，对于学生反腐败，反独裁我还是很支持的。那些政治课，不就是说共产党是反腐败，反独裁的化身吗。晚上回到宿舍，弟兄们也很激动，彻夜长谈。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期望，是不是升学考试会取消或者延后，那段日子，我一想到中考我就害怕、紧张。

我们县是四川西南的一个农业县，远离大城市，是四川人口最多的县，离县城10公里的地方驻有一所省属大学。记不起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大学生们在县里组织了的示威游行后，便到市里去组织游行，市政府前静坐去了。县城里相对还算安静，除了每天晚上电线杆上贴满了反腐败，反独裁，纪念胡耀邦，要求清算邓小平的口号外，没有大乱以及大动作。但是县里的人们都有一种期待，希望中国能够借这次机会走向民主，当然，这种民主诉求不是像中共独裁政府时刻渲染的西方的三权分立，仅仅是要求能够有机会当家做主。当然，当家做主就是说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导，让自己不喜欢的下台。至于如何实现，那时的普通民众对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还不知所以然。尽管邓小平是四川人，但是四川人对他没一点好感，更多的是憎恶和鄙视。他儿子腐败事宜在我很早便经常在父亲与朋友他们酒桌旁边听闻，谈到邓小平，全部以邓矮子呼之。

那时我们学校里也出现了好多大字报，有写打到共产党的，有写要求校长辞职的，有写要求严惩邓小平的，更多写的是要民主，反腐败的。旁边大学停学了，大部分大学生们到市政府静坐，一部分去了成都，声援成都的学潮，也有极少数的积极分子到了北京，参加了天安门静坐。据说，那些去北京的，没有一个后来逃脱的，要么在北京就干掉了，跑回来了几个，最后被抓，失踪至今，传被枪毙。我们宿舍里有个叫唐凯的，是县糖厂的子弟，还有一个叫陈大富的，腿有点瘸，我们都叫“摆摆”，他喜欢唱歌，声音还不错，经常唱： 拜拜当了红军，红军进了城，娶了一个小媳妇....。我们三商量也得写个大字报，写什么呢。商量半天，最后认为反腐败，要民主，打到共产党要写，还要写点实际一点的，对了，学校食堂伙食太差，妈的，钱都被承包食堂的那个体育王老师给挣走了。便增加了一页：食堂数钱当当响，学生肚子饿慌慌，打倒黑心王某某，还我学生好营养。当天写到半夜，我与唐凯便偷偷摸摸翻出宿舍，贴到了学校最显眼的地方。贴完以后，回到宿舍，心里有点期待，也有点害怕。第二天，早上看，我们的大字报还在，围观人员议论纷纷，都说写得有意思。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便不见了，也没见追究。

因为没听见中考推迟的消息，尽管有些期待，但是学习的压力使我不得不调整到学习中去，应付即将到来考试。但是每天傍晚的电视还是要看的。电视的画面越来越混乱，基调越来越血腥。解放军进京，到处都是烧毁的汽车，到处都是暴徒。一次回家，得知父亲也很关注，谈到暴徒，父亲说，那是共产党派出来的搞事的，创造镇压借口的，父亲再三叮嘱，好好学习，你还小，不要参与政治。父亲总是担心我年青气盛，会出事，千叮咛、万嘱咐。后来作为父母，我能够深深体会到做父母的其实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他平安，健康。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也许自己会冲到前线去，但他绝对希望自己的孩子留在后方。正如父亲遇见的一样，事情的发展因个别人为了保住自己家族的利益，以牺牲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而终结。那一晚，多少父母失去自己的孩子，那一晚，多少父母为之而心脆。他们的痛苦，我只有在将自己携带的致命病毒传给我女儿的时候，我才体会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

我们县远离大都市，事件对我们的冲击较小。电视上的画面，好遥远，记忆好快就变得模糊了。中考照原计划进行，由于我是农村出来的，父母第一希望便是让我脱掉农民身份，志愿填写为： 中专，普高。中考成绩过了重点线，有机会参加中专考试，由于考试时打瞌睡，差了好几分，没能成为城里人，只能留到一中继续读高中。父亲很失望，但也没责怪，只是希望我能将高中读完再说。

一中的高中，是全县最差的高中，我们前几届几乎全军覆没，偶尔有一两个上大专线，就皆大欢喜了。考上一中，就意味着与大学无门。矮子丛中充高人，幸亏没上重点高中，我很快就在一中里出类拔萃。一次偶然的政治课作弊，让我成为全年级排名第一。从此我父亲对我的期望值就越高，要求不得拿回去第二名。由于我数理化基础好，分析能力强，我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参加各种竞赛，都能够在全县排到前十名，会考考试总成绩总能跟第二名至少相差50分以上。

我高中班主任教我英语，住在学校内东边的小山头上。她的邻居，姓刘，快五十，好喝酒，人称刘烧酒，在我们学校教生物，正牌本科毕业。由于好酒，刘老师跟老婆多年前离婚，独自居住好大的房子，孩子也判给了妻子。他为人善良，又有点玩世不恭，便找了几个农村学生住在他家，要求学习好，家境困难。他不收住宿费，仅收伙食费。为了给他的学生们省钱，每天到菜场买些便宜菜，检点烂菜叶，买些猪头肉回来，做给学生吃。一天，我班主任找到我，对我讲，说是一个老师愿意提供住宿，并给做饭，问我是否愿意住过去。那时，住在学校宿舍，我经常失眠。我征求了父亲的意见，他便带上两壶好酒作为见面礼给刘老师送了过去，我便搬进了刘老师家，一个人住进了一个小屋子。

刘老师个子不高，头发花白，配上一对花白的八字胡，完全就是活脱脱的鲁迅模样。他很闲，还不到50岁，就不怎么教书了。每天忙上忙下，就为了这群农村学生做饭，洗衣。闲下来，他便酒不离手，喜欢开玩笑，胡言乱语。他是国内第一批大学生，援过藏，说最喜欢西藏，天是那么的蓝。他是生物老师，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就问一些男女问题，他总跟我们讲的好仔细。那时我们在青春期，小弟弟有时不知不觉翘起来，半天也下不去，走着路时都很不方便，他便教我们掐耳根等等方法。他口无遮拦，甚至在吃早饭的时候，当着我们这些学生的面，调侃我班主任的老公，大声问，昨晚是不是又搞了没，问得我班主任很不好意思。他对什么都不在乎，我来我素，只在乎今天又买菜省了多少钱。一旦买到便宜的好货，如打折的猪头肉，或者捡到了一些好葱叶，便欢欣鼓舞。他每天都记账，酒钱他自己出，其他的大家平分。一分钱不多收，一分钱也不少收。我一直很奇怪，他如此的爱学生，为什么不再教书。后来才得知，因为“六、四”犯了错误，支持学生运动，拒不承认，不让教了。原来在89六四的时候，开学校老师政治会的时候，他发表了同情学生的话语，学校让他承认错误，他拒不承认。后来教育局主持对他的批斗会，他就说了几句话: 腐败对不对？独裁对不对？那学生反腐败，反独裁有什么错。大家无语，最后不了了之。由于我们处在偏远地带，政治运动搞得不厉害，大家也就敷衍过去，最后工资照发，但是不得在上讲台，以免向学生传播不当信息。我在他家住了一年半，不负所望，考上了上海一所好大学，毕业分配到机关事业单位，见识了一下什么叫做腐败，后来出了国。

六四过去22年了，刘老师也去世快10年了。每到这一天，我便会想起他，以及那些在那个事件中失去自己孩子的父母亲们。原逝者安息，生者安心。

 

本文献给刘老师以及所有在六四中失去亲人的人们，北美病毒哥写于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