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过的地方-上海安国大楼1955～1969（下）

西楼解放前每层三户，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改成每层十户了，也就是一户人家一间房间。厨房卫生间三户合用。 三楼有一家很特殊，占了三个房间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邻居私下说他们是享受特殊待遇的归国华侨，人家美国的公寓，客厅和卧室都是分开的~

那阵子提倡人多力量大，家家狂生孩子，我也添了四个弟妹，住房显得逼冗。老妈把阳台封成卧室还是拥挤。局里增配给我们一间七楼厨房边的佣人房-七平方米。 一到黄昏，我和妹妹从二楼的家走下西楼梯，在走上东面的楼梯到七楼的“卧室”，手里一本书，好像如那家归国华侨那样的感觉良好。

尽管如此，五十年代期间，我家的住房条件是令人羡慕的。有煤气，抽水马桶，浴缸。二十四平方米的房间，打腊地板落地钢窗和阳台。阳台的栏杆很高，国庆节五一节，老妈把桌子搬到阳台，用绳子把我们几个孩子绑在栏杆上，看天上变幻的云，看地上的大游行。

冬天下去大院子玩就少了，家里总是冷得要命，暖气管从没工作过。小时候无聊，对着管路接口处吼叫，结果六楼的孩子回应了，从此没有电话也能在暖气管道口那里褒“暖气管路粥”，这个发现使我的楼上孩子增添了不少乐趣，有一阵子四楼的孩子也加入，成了三方会议。

到了夏日，傍晚，周围数百居民带着躺椅板凳从周围各条弄堂里出来集合在大楼下乘凉享受穿堂风，从阳台上望下去，几百人的纳凉，煞是壮观。人们大声聊天，吹口琴唱歌，我们楼上住家没有一丝“受噪音干扰”的想法。安国大楼的人不参加乘凉，楼高招风，没有电扇没有空调也没有苦夏。

安国大楼是海运局宿舍，虽然职位的高低注定了住房条件的级别；西楼人家，每隔段时间可以领到免费的地板蜡-乌糟糟的一块。共享的待遇也有，夏天气候一到 35度，就发冰块，也不知道居委会哪来得经费。大家拿了去冰镇西瓜。可惜那三十五度不会超过三天，就要刮台风下暴雨。小三楼底层人家夏天常被大水淹没半尺 深；东三楼这幢老式的木结构办公楼，走道成了各家的厨房，只能在门口架煤炉烧饭，很有火警隐患。 虽然住房条件不平等，邻里关系却很好。邻居北方人多（北方军人南下），女个个会做馒头，家家有蒸笼擀面杖。我老妈也学了好几招，比如在馒头上面加颗枣子。

到了一九六六年夏末，气氛突变。 那年暑假（後来整整放了两年半）的一个中午，只听到“咚咚”两下，随後一阵尖叫的人声。我从阳台探头一望，楼下栏杆外面聚集了一堆激动的人群。我拔腿奔下楼梯，只见大楼前躺着两个衣衫齐整的人-一对住在八楼的夫妻，有三个孩子。

女的衣衫齐整，脸色蜡白，没了呼吸；一位邻居大婶哭天喊地扑到女的身上：大妹子，你怎么会想不开呀~。

而那男的，皮带断裂成几段，七孔流血，不断地抽搐。我吓呆了，目不眨眼地盯着那个男人：“还活着！还活着！你们救他，救救他呀~ ”大人们无奈地摇头，不过几分钟，那个男的吐出了最後一口气。

救护车拉走了两具死尸。这是安国西楼干部住家中第一对自杀的，据说他们家是第一家被批斗抄家，觉得没脸面了，写了遗书,要三个孩子听党的话，到农村去。遗书边还有一张存折。夫妻俩吃完了最後的一顿午餐，手拉手跳了楼。

那天晚上我和妹妹去七楼睡觉，一路上去，一路腿打颤，碾转一夜没合眼。

连续三天无眠，我觉得自己病入膏肓，抱着“住院治疗”的思想准备去海员医院看病，那医生用怜惜的神情看看我，开了安眠药方子就打发我回家了。那是我第一次吃安眠药，十四岁。

没不久，五楼一家男人喝硝镪水自杀，被救到医院，醒了头脑，对医生哀求一句：救救我~。之後再没醒来。要是说八楼那对自杀给我留下视觉上的强烈震撼，那么 五楼这位男人的自杀则是心灵上强烈的震撼。那家男人长得魁梧高大，女人温柔娇小。每当周末，女的就穿上好看的旗袍，和男的手牵手，提着竹篮去菜场买菜。我 那时候小，就想，等我长大了，找个丈夫也要这么恩爱，甚至幻想自己可以嫁给他们的儿子志强。志强大我三岁，我九岁住院开阑尾炎的时候，他还看过我。有次两 个男孩子拦住我嬉笑着搭话，志强拔拳相助，寡不敌众，被按住脑袋到墙上，而我却像一个小叛徒那样逃跑了。

某天，听到楼梯传来哀号，那是五楼志强家从殡仪馆回来。我疾跑到楼梯口，那平时穿旗袍的漂亮妈妈被人抬着上楼，衣服不整一脸绝望，已经嚎不出声了。我那朦胧暗恋的志强悲愤得像个成年人。第二个月，十七岁的志强就上船当了水手养家活口。

此後，再听大人们说谁谁跳海自杀，就麻木多了。我白天有些迟钝，夜里却特别敏感，眼睛一闭就是各种惨景惨声。惊恐像一只拳手，握着我十四岁的心，不肯放手，从此常和安眠药为伴。

隔壁那家伯伯是船长，他妻子被说成破落地主，罚她扫楼梯和院子。她有时对我妈妈流泪：我苦~小时候童养媳，现在怎么就成了地主婆？她得过癌症，以前夏天让我们小孩看她的刀疤，扫地她肯定力不从心，她丈夫就和她一起扫。

不久老爸也被批斗了，把我一本正经地叫到小房间（以前的阳台），告诉我他是爱党爱国的，他不会走绝路的。说我是老大，以後他不在家的时候要照顾好妈妈和弟妹。

老爸被批斗，被游街，我却没有怎么震撼。因为这个时候，西楼家家户户一样的遭遇，也因为我知道老爸是倔强的。他後来送到南汇的干部改造所（？名称忘记了）种地。

我和妹妹们帮妈妈用毛线钩帽子赚钱，一天每人要完成三顶帽子的任务，最小的妹妹只有七岁，因此成了高度近视眼。

六八年，我进厂当了磨床工，那年十六岁。

为了预防帝国主义侵略，很多厂搬迁到大三线，就是内地。第二年我们厂搬迁到小三线，就是上海郊区。于是,十七岁的我，告别安国大楼，住进了郊区厂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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