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过年

（所有图片取自于网络）

拿到移民签证时，老爸老妈就谆谆嘱咐我家哥哥，希望我们每年回去两次，中秋一次，过年一次。聪明的哥哥就安排隔年回去过春节，隔年回去过中秋。

如果我不回上海过年的话，与上海家人MSN视频聊天时，他们就会问：你们在加拿大哪能（怎样）过年呀？ 我总是回复同样的感慨：在加拿大哪能过年呢～

过年过年，只有回国团聚，才有过年的感觉。虽然居住在华裔百分比最多的温哥华，春节的气氛还是迥然不同于家乡的。温哥华的唐人街萧条依旧，丝毫没有圣诞前大商场的购物热潮。

而家乡上海就不同了，春节前一个半月，就能嗅出弥漫在大城市空气中的兴奋、焦躁、激动和向往。移居在上海的白领蓝领们忙着定购回家过年的飞机票火车票，颇有几十年前购买自行车那种一票不可得的炙热烫手。本地人则忙着准备年货，超市喇叭大声播放着“恭喜恭喜恭喜你呀”的音乐，人们一边喧嚷交谈， 一边把货架上的东西往手推车上扔，国内人购物似乎不像北美人那么算计。 

大年夜，家家饭店爆满，据说现在要提前两三个月就预订。街头街尾一片红色的海洋，千千结、大红灯笼、大红福字…… 除夕夜12点整，那爆竹声就像放炮一样，长达半个多小时。路上不一会儿就铺上了厚厚软软的爆竹壳，踩上去非常舒坦，散发着新年的气味。初一到初七，户户轮流做东接待客人，人人走亲访友，出租司机都笑不动了。 

不过，在天天吃饱穿好天天过年的今天，如果不是为了回家团聚，我们其实已经慢慢地丧失了对春节的强烈期盼，也难以体会到物质贫乏的年代里那种过年的乐趣了。首先，那时只有过年才穿新衣。如果你平日穿件新衣服，同学们会问：“过年呀？”而后拍打你的头顶：“新衣服，拍三下。”母亲在过年前一个月就开始为五个孩子缝制新衣，心急的我每天数着日子。年三十晚上，我们兄弟姐妹的枕头下压着一年一度的新衣，谁也睡不着，看着妈妈拖地板。只有过年才大扫除一次，也是那个年代的习俗之一。

以前哪有那么多品牌的现成瓜子呀，母亲生起两个煤炉，把夏天积下的西瓜子炒得喷香。汤团更没有现成的，石磨在邻里之间借来借去，喜欢帮老妈一起转磨，咯吱 一声，浓郁的米水就流淌下来。过年可以吃肉吃鱼，这是一件最诱人的事情。那时的肉呀鱼呀鸡呀鸭呀（从未听说过禽流感）都是凭票供应的，有大户、中户、小户之分。过年时，每家都可多配给点，于是，朝北的窗口挂着风干的鸡鸭。那时候在菜场工作的不要太神气哦，拍好马屁，还给你多个几两肥肉。我小时候非常瘦，特爱吃肥肉，三年自然灾害中正处于发育期，对我来说，没有比母亲的红烧肉更馋人的了。

蛋饺也是少不了的，年夜饭的经典冷菜就是熏鱼、酱鸭、鳗鲞、白斩鸡、海蜇皮、皮蛋，经典热菜就是鱿鱼（或乌贼）炒芹菜、红烧鱼、糖醋排条。。。最后的那个 永远是蛋饺肉圆菠菜汤，而首先被消灭的总是菠菜。年夜饭的热闹不要说了，没有祝词没有客气，只有稀里哗啦的吃菜喝汤声和讲话声。

吃过年夜饭，我和弟妹们到门背后跳三下，划上今年的身高，再找出去年的划印-哦，我长高咯～。

只有“文化大革命”的某一年，年夜饭吃的还是咸菜泡饭 —— 当时父亲正挨批斗，母亲没有心思准备年货。

年初一一般还有水果糖。母亲把硬糖和软糖搭配好分给我们。我们很珍惜这些红绿纸头里包裹着的糖们，我和弟弟妹妹们经常会对各自的糖果进行重组，一般是一颗软糖换两颗硬糖。弟弟喜欢量多，大妹偏爱质好，他们在一边忙着兑换。而三妹是最有心计的：等别人吃的差不多了，她才刚刚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慢慢地咀嚼。她专注的享受使我们几个在旁边垂涎欲滴。糖吃完了，糖纸头也能把玩好长时间，软糖通常是“玻璃纸”包的，可以用他们折叠出穿跳舞裙的纸人。

父亲那时长期在外工作，母亲忙于家务，过年常派遣我们几个小巴腊子到姑妈伯伯家拜年。这项任务虽说枯燥，但因此可以得到额外的糖果，运气好的话还有压岁钱，我们还是很乐意的。顺路看看街上卖洋泡泡和棉花糖的摊头，很是开心。

去年春节是回到上海过的，亲人相见，幸福和伤感错综地交织心头。当年那么精力充沛的母亲患心力衰竭长年卧床，八十五岁的父亲也完全没了以往的健谈和幽默，步履蹒跚，动作迟缓。而大家族新添了两个小宝宝 - 妹妹的孙女和弟弟的孙女，人的生命就在关注下一代的成长中，无意间消耗了自己。

年夜饭时，大家都表演了节目，老爸老妈合不拢嘴的笑，说，那是他们一年中最开心最热闹的一顿饭 -  重孙子孙满堂。

今年的春节，我会在在太平洋的这边与爸妈视频，遥祝老爸老妈舒心健康，快乐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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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此 也 给 贝 壳 村 的 朋 友 们 拜 个 早 年，新 年 平 安 健 康 快 乐 吉 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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